叶秀山先生其实是一个非常“好(四声)玩儿”之人。似乎是与“哲学是痛苦灵魂的收容所”的说法唱反调(当然实际上并无关联),读哲学书、思考哲学问题在叶先生眼中是件极其“愉快的”事。带着这种心情,叶先生走过了从人类思想的本源时期(包括希腊和中国)到我们身居其中的“后现代”时期的哲学之路,执着地寻找和发掘着哲学史上那些曾经辉煌过的体系或片断的思想背后的“根”和“源”,并且以高度的专业精神自如地跨越了作为一种谋生手段的哲学所有的人为的狭隘专业划分。
除了进行“愉快的思”之外,叶先生还爱艺术——京剧、书法、音乐,其中尤爱玩音乐。叶先生是乐迷,“准发烧友”级,而想把这个“准”字去掉所需要的只不过是一个强大的物质基础而已。按我粗浅的见识,发烧友在硬件配备上得过硬,至少应该有一间具备专业水准的听音室,外加一套价值百万的丹麦产Bang & Olufsen音响设备吧?这两项叶先生都做不到,但是在有限的现实条件之下,叶先生居然能在他原本并不宽敞的居所内腾出一个小房间作为听音室,里面塞满了各类品牌的原装或二手的音响设备——这算不得稀奇,以及他多年来从海内外购置的大量唱片和CD。令人颇感惊奇的是,就在叶先生不间断地推出他的“愉快的思”以飨哲学界同仁之时,只要问起来,他对于音响器材的优长、唱片出版界的动态、格莱美奖的获奖情况、甚至一些国营和私营音像店的行情等等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不知这时间叶先生是怎么挤出来的。
叶先生的音乐趣味极其多样化。在他的心目中并没有什么俗称的“高雅音乐”与“通俗音乐”之间的严格区分,相反,只要是“好(听)的”音乐,他都愿意欣赏;而在没有亲耳听到之前他从不“主观地”拒绝或排斥某种音乐,更不会简单地为它们加上标签。当然,在这“杂多”之中,叶先生最为钟情的还是有着悠久传统和学统的西方古典—经典音乐,其情形一如他在哲学研究方面所强调的“回到古典”。于是,从闵惠芬的二胡、路春龄的笛子,到爵士、R & B(节奏布鲁斯);从甲壳虫的摇滚、日本的鬼太鼓、再到韦伯的音乐剧,甚至是红透当今西方流行乐坛的Rap说唱音乐都在他的欣赏和收藏范围之内,虽然事后证明他并不喜欢说唱音乐的节奏。有意思的是,刚刚由美国诺顿公司出版的新版《西方音乐史》(该书历来是专业音乐人士的必备书目之一)已经把爵士和摇滚收入其中,而且篇幅不小。时光流转,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这两种曾经非常“时尚的”音乐终于被权威音乐人士所接纳和肯定,并且步入了“古典—经典”音乐的大门。可见,有生命力的艺术的发展是“在先的”、开放的、未完成的,它将不断向美学和艺术研究者提出新的问题,迫使他们“修正”已有的理论模式甚至思维方式,这一点恐怕是美学研究当中最困难、同时也最具挑战性的方面吧。
叶先生在十分年轻的时候就对美学和艺术情有独衷,而且还发表过一些东西。刚被分配到哲学所西哲史组工作的时候,叶先生一度还有些情绪,想转到美学组去。后来贺先生劝告说要搞美学先得打好哲学基础,于是他留了下来,直到今天。这段经历叶先生自己在文章当中写到过。叶先生后来在美学领域所做出的成就证明贺先生当年的话是具有远见卓识的。美学研究实际上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它既要求有至少一门艺术实践作基础,同时又要求有深厚扎实的哲学功底。“深”了——探本求源、抛根问底,美学研究就是哲学研究,只是这种哲学侧重于“美的哲学”;它关心的是人的感性而非知性生存的面向,是“诗”而非“思”。“浅”了,美学研究则很容易流于对某种艺术形式的概念化的、理论化的归纳和总结;而比之于常青的艺术—生命之树,理论总是灰色的——哥德借梅非斯特之口所讲出的这句名言不知叶先生是否赞同。耐人寻味的是,叶先生曾有多篇文字谈京剧和书法艺术,但却从未撰文谈过他对于音乐艺术的见解,虽然玩音乐与读书这一动一静两个世界几乎就是他生活的全部了。叶先生曾开玩笑地说那是因为害怕“不好玩了”。一旦写就了研究性的文字,就等于把自己的个人“爱好”变成了“专业”,他也就不再能够用“业余爱好者”的眼光去看待自己所钟情的对象了。“业余爱好者”的英文对应词amateur有个有趣的拉丁词源amator,指对某一对象的热切追求;其动词原型为amare,其意为“爱”。叶先生之所以肯“忍痛割爱”,把自己从小就习练的京剧和书法“奉献”给了“专业”,纯粹是因为他希望借助自己在哲学方面的专业训练和思考力去探寻京剧和书法艺术的独特的美和深刻的哲理意义,从而把这两门中国的绝活儿推向世界。叶先生实现了自己的初衷。他的《书法美学引论》不是对书法艺术所进行的经验性的总结,更不是用西方哲学的概念和理论对之所做的包装,而是从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的角度对书法艺术的“根”“源”所进行的探索。叶先生提出了“西方文化重语言、重说,而中国文化重文字、重写”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化在深层次上是以“字学”为核心的,这一点实际上开启了中国文化与德里达对话的契机。叶先生把中国的书法艺术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但却一个“不小心”,又弄起专业来了,“损失”了一项原本可以仅靠“爱”来支撑的“消遣”形式。
于是乎,叶先生似乎是刻意要为自己的生命留下一片自由的天空,他牢牢地守护着音乐欣赏这个“爱好”,执着地“不肯立言”。听叶先生谈音乐并不觉得“深刻”,似乎他更关心的是录音水准、版本优劣、演奏技巧之类的“技术性”问题;对于他所喜爱的音乐,叶先生常常也只是用“好听”之类平凡到家的词汇来加以评说。一般而论,初入古典音乐之门的读书人往往更容易被出现在音乐作品当中的个别文字所吸引,更容易接受标题音乐。不难想象,海顿的交响曲《哲学家》就比《降E大调第22交响曲》(其实是同一首曲子)更叫得响,因为前者更容易激起人们的诗意联想和心理认同,也更容易引人去发掘音乐所表现的意义。阅读和写作的经历造成了我们的思维定势,使我们一时很难进入音乐语言所编织的世界当中。我们总想着去“破译”(肢解)音乐要素,而忘记了去体验“乐音的运动形式”(汉斯立克),以及这形式所传达出的人类的情感。从这个角度上说,叶先生对于音乐之缄默恰恰表明他是个真正的爱乐人,他要让“音乐自始自终是音乐”(莫扎特)。读书写作时叶先生以执着的追问追求着“明理”和“融会贯通”的境界,他总是力图打通每一个概念环节;而欣赏音乐时叶先生则只是潜心用耳朵去听,让心灵自由地去感受。音乐是一门流动的艺术,虽然有学者认为存在着默读音乐的可能性,但是从根本上说音乐是为耳朵而存在的。当音乐响起之时,我们不仅要抛开对凡尘琐事的牵挂,还要暂时忘却我们所熟悉的语言文字和概念式思维方式,让放松了的身心沉浸在音乐之中,并且随着乐音的律动而舞蹈。不仅要听那些结构严谨、气势恢宏的交响曲,它们容易诱导人给出诸如“内容深刻”之类的评语;同时也要听颤动的小提琴所演绎出来的“魔鬼的颤音”(塔尔蒂尼),这类乐曲容易被误听为“炫耀技巧”。不仅听不同时代的不同文化背景和艺术风格的艺术家对那些我们早已烂熟于胸的名曲的创造性演绎;同时也要聆听录音技术的不断更新对音响极致的烘托和提升……无言的倾听,忘我的倾听,这当是爱乐人在鉴赏音乐方面的一个很高的境界吧?
叶先生最为钟情的古典音乐(当然,这个最高级的问题对于爱乐如叶先生者来说只能勉强成立)不是理查德·施特劳斯受尼采启发而作的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而是柏辽兹的充满奇幻诡秘色彩的《幻想交响曲》(Symphonie Fantastique)。知道为什么吗?答案就在音乐本身。
2005年9月于通州天桥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