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是我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学术机构和研究中心。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历任所长为潘梓年、许立群、邢贲思、汝信(兼)、陈筠泉、李景源、谢地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没有专门的哲学研究机构。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 <详情>
哲学专业书库的前身是哲学研究所图书馆,与哲学研究所同时成立于1955年。1994年底,院所图书馆合并之后将其划为哲学所自管库,从此只保留图书借阅流通业务,不再购进新书。
2009年1月16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哲学专业书库正式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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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价值理论研究室的人都知道,价值理论研究室是与李铁映同志的名字紧紧相联的。
李铁映同志非常关心价值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价值观问题上持有独到的见解。
座谈会之后,铁映同志对成立价值理论研究室的事记挂在心,念念不忘。他在不同场合,多次与时任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的李德顺研究员谈及成立价值理论研究室的事宜,并一再督促,要求抓紧落实。
不久,哲学研究所开始了价值理论研究室的酝酿、筹备工作:首先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打报告,申请成立开放式的价值理论研究室。在铁映同志的直接关怀下,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然后,哲学研究所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酝酿、精选聘任人选;并在拟聘任研究员范围内,通过通讯投票,选举室主任、副主任,同时征询大家对研究课题、开展学术活动等的意见。
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个开放式的研究室,作为院长、同时也是“普通一兵”的铁映同志十分关心。研究室成立不久,即
2001年9月19-20日,铁映同志亲自督促价值理论研究室,举办了“价值论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做了长篇讲话。他首先以普通研究员的身份,谈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我们看待任何事物,都必须依据当代社会给我们提供的认识基础,以及我们所处的利益基础。我们看任何问题,都要站在中国人民的利益基础上。例如美国人讲的普适哲学、普适观念,往往是经过包装过的反映美国利益的观点;但它是否适合具有五千年文明史、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要看它是否适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能否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照搬。照搬就是教条主义,“东教条”不行,“西教条”也不行,任何教条都不行。一切人类的文明到中国来都要中国化,都要符合中国的实际。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当前中国处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矛盾最多、冲突激烈、变化最快、发展也最快的时期,这也正是哲学家、思想家大有作为的时候。
然后,铁映同志提出并论述了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理论问题,如价值观和信仰、宗教问题,价值观和道德、利益的问题,价值观和社会发展的问题,价值观和社会主义信仰的问题。他认为,应该把发展作为价值观、价值评判、价值取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建议用发展的价值观来统一我们的思想。
他还具体建议,价值论研究要在思想方法、研究方向上有所突破。什么问题都可以研究,研究无禁区。他号召加强课题研究,以及开展“21世纪中国人的价值观”的社会调查,把价值论研究与中国人民的根本前途、命运结合在一起。
最后,他强调指出:“我们这个研究室在今后五年或十年要有一个主旨:对中国社会及其人民在新世纪所创造的价值从价值观念层次上进行论证,得出科学的、理性的、为大众所接受的学说、观念,甚至写出这样的书来。比当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还要普及,大家都拿来看,可以把它作为一面镜子。而且希望学者们到各个学校去普及,给大学生们讲。”
在铁映同志的关怀与参与下,价值理论研究室的工作逐步开展起来。几年来,铁映同志公务繁忙,但总会找时间,或询问价值理论研究的近况,或约请学者们开展座谈、讨论。就是在2004年初,铁映同志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在行政上离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后,他仍然表示,他是开放式的价值理论研究室的研究员。2004年8月,哲学研究所举办的“中国哲学大会(2004)”在北京召开,铁映同志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邀请研究室的陈新汉、马俊峰、章建刚等研究员座谈,勉励大家在价值论研究方面取得成就。
原载:《哲学所志199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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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价值理论研究室的人都知道,价值理论研究室是与李铁映同志的名字紧紧相联的。
李铁映同志非常关心价值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价值观问题上持有独到的见解。
座谈会之后,铁映同志对成立价值理论研究室的事记挂在心,念念不忘。他在不同场合,多次与时任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的李德顺研究员谈及成立价值理论研究室的事宜,并一再督促,要求抓紧落实。
不久,哲学研究所开始了价值理论研究室的酝酿、筹备工作:首先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打报告,申请成立开放式的价值理论研究室。在铁映同志的直接关怀下,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然后,哲学研究所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酝酿、精选聘任人选;并在拟聘任研究员范围内,通过通讯投票,选举室主任、副主任,同时征询大家对研究课题、开展学术活动等的意见。
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个开放式的研究室,作为院长、同时也是“普通一兵”的铁映同志十分关心。研究室成立不久,即
2001年9月19-20日,铁映同志亲自督促价值理论研究室,举办了“价值论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做了长篇讲话。他首先以普通研究员的身份,谈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我们看待任何事物,都必须依据当代社会给我们提供的认识基础,以及我们所处的利益基础。我们看任何问题,都要站在中国人民的利益基础上。例如美国人讲的普适哲学、普适观念,往往是经过包装过的反映美国利益的观点;但它是否适合具有五千年文明史、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要看它是否适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能否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照搬。照搬就是教条主义,“东教条”不行,“西教条”也不行,任何教条都不行。一切人类的文明到中国来都要中国化,都要符合中国的实际。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当前中国处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矛盾最多、冲突激烈、变化最快、发展也最快的时期,这也正是哲学家、思想家大有作为的时候。
然后,铁映同志提出并论述了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理论问题,如价值观和信仰、宗教问题,价值观和道德、利益的问题,价值观和社会发展的问题,价值观和社会主义信仰的问题。他认为,应该把发展作为价值观、价值评判、价值取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建议用发展的价值观来统一我们的思想。
他还具体建议,价值论研究要在思想方法、研究方向上有所突破。什么问题都可以研究,研究无禁区。他号召加强课题研究,以及开展“21世纪中国人的价值观”的社会调查,把价值论研究与中国人民的根本前途、命运结合在一起。
最后,他强调指出:“我们这个研究室在今后五年或十年要有一个主旨:对中国社会及其人民在新世纪所创造的价值从价值观念层次上进行论证,得出科学的、理性的、为大众所接受的学说、观念,甚至写出这样的书来。比当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还要普及,大家都拿来看,可以把它作为一面镜子。而且希望学者们到各个学校去普及,给大学生们讲。”
在铁映同志的关怀与参与下,价值理论研究室的工作逐步开展起来。几年来,铁映同志公务繁忙,但总会找时间,或询问价值理论研究的近况,或约请学者们开展座谈、讨论。就是在2004年初,铁映同志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在行政上离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后,他仍然表示,他是开放式的价值理论研究室的研究员。2004年8月,哲学研究所举办的“中国哲学大会(2004)”在北京召开,铁映同志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邀请研究室的陈新汉、马俊峰、章建刚等研究员座谈,勉励大家在价值论研究方面取得成就。
原载:《哲学所志199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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