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筠泉

我是从1983年起担任哲学所副所长的，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8年；1991年被任命为哲学所所长，开始负责全所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哲学研究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的大所之一。建设早，分支学科多，有开阔的专业覆盖面，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密切相关。哲学所第一位所长是潘梓年同志，后来由许立群、邢贲思和汝信同志继任。他们都是享誉国内的著名哲学家、理论家。无论是就政策理论水平和哲学素养来说，还是就工作经验和领导能力来说，我都无法与这几位前任相比。因此，当决定要我来负责哲学所的全面工作，真是感到诚惶诚恐。接受任命之后，思绪万千，但立刻想今后必须做到以下两条：一条是发扬民主，依靠集体领导，调动全所职工的积极性；另一条是认真负责，尽心尽力，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哲学所的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十分繁忙，有时工作非常难做。但是，从1991年到1998年，在我任所长期间，始终坚持做到这两条。有同志说，如果陈筠泉单纯是在研究工作岗位上的话，毫无疑问，也会像某些研究员那样硕果累累。可是，他办事过于细致认真，将自己的精力全耗在哲学所和刊物的工作上了，影响他出更多的科研成果。当我听到这些话时，丝毫不觉得后悔。我为哲学所的建设和刊物质量的提高，尽心尽力地工作，也是心甘情愿的。

我长期来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的主导性学科、基础性学科。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既是确保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这一主攻方向走向深人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学科本身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我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伟大的转变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课题》、《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的新局面》等评论文章。我在《新时期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强调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人细致地研究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不同社会层次的人们的活动方式、交往状况、利益需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变化；从现时代的高度，揭示当代人的问题的实质和文明发展的趋势，反映当今社会对人的深切关注，才能使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跃上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20周年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5页）

文化问题现已成为世界上各个思想流派、学术派别普遍关注的课题，进而成为哲学研究的“热点”，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鲜明的特点。1993年，在蒙特利尔召开了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这一届大会的主题便是“哲学与文化”。会上，东西方各派哲学家虽然观点不同，争论激烈，但却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因此在闭幕时一致宣称：从整个世界范围看，当代哲学研究的重心正在逐步地移向文化问题。应当看到，文化问题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受到重视，哲学研究重心的这一重大转移，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的、现实的根源。国际格局的改变，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社会主义运动面临挑战，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全球性问题的出现等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把人本身的价值和命运、人类的生命和发展问题以十分尖锐的形式凸现出来。因此，归根到底文化问题的研究热潮，不过是集中地反映了对人的关注。哲学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文明的活的灵魂”。我们感到有必要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我国的传统文化和各种外来文化，透视未来文化的发展。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在《实践与文化》一文中，我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把实践看作是人们所从事的变革现实的实践活动，而且赋予实践以范畴意义，把实践引入认识论，这就导致了承认一切知识的社会历史制约性。在我和刘奔同志主编的《哲学与文化》一书中，我们认为，可以从人的规定界说文化，也可以从文化来规定人；但二者都需要借助于实践概念作出最切近的现定。“只有在人类的实践中才能找到理解文化问题的钥匙。”因此，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来研究文化问题，同时，也要通过文化研究来重新认识实践范畴，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

这些年来，我由于工作的需要和个人的志趣，从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来，大量阅读了国内外有关文化方面的论著，认真研究了当代文化问题，撰写和发表了《哲学与文化》（合著）、《文明与文化——论资本的文明作用及其文化局限性》、《列宁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孙中山论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正确地看待我们民族的文化及其传统》、《担负起东方哲学与文化研究的使命》和《重视国外关于文化战略问题的研究》等论文和著作。在这些文章和著作中，我对当代文化问题作了较为深人的思考，发表了一系列的见解。

哲学被称为智慧之学。人类在哲学探索中力求在整体上把真理与价值、知识与信仰、理性与非理性统一起来。真正的哲学作为人类智慧的集中体现，并非纯粹的知识体系，它还要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为人们提供理想、信仰和价值导向。我近年来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写了《人类文化中理性与价值》、《唯物史观中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和《〈福乐智慧〉中知识与信仰、理性与价值问题》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谈了我的一些看法。

我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应当把科学认识和人文价值都看作社会历史现象，看作主体和客体在实践上相互作用的因素。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既作为检验真理（即思想正确与否）的标准，也作为价值关系的实际确定者。现代西方哲学中出现了两大思潮：一个是所谓唯科学主义思潮，另一个是所谓人文主义思潮。在我看来，这两种思潮都是以割裂人类文化系统中的科学认识因素和人文价值因素的相互关系为特征的，其根本原因是不能掌握辩证唯物论的实践观点，不能正确理解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的实质。我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的哲学意义》等文章中，对上述现象作了较为详细深人的分析。同时我也在有关的文章中指出，为了解决西方所谓的“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问题，必须进一步探讨实践结构，研究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与作为价值关系确定者这两方面如何才能统一起来的问题。

在当代哲学人文科学发展中，伦理学问题变得十分突出。特别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应用伦理学更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市场机制的经济活动需要伦理规范为之提供道德秩序；现代工业的迅猛发展更需要对生态环境的珍惜保护；生物技术的高速发展提出一系列令传统观念感到困惑的生命伦理问题，等等。这方面的问题不是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本身所能解决的。应用伦理学的应运而生与蓬勃发展，正是为了要解决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各种道德问题。近年来，我也十分关注各种伦理问题，撰写和发表了《经济利益与道德原则》、《制度伦理与公民道德建设》和《应当重视企业伦理的研究》等文章。此外，还主编一套经济伦理研究丛书，现已出版了《经济秩序理论和伦理学》等三部书。

目前我和殷登祥同志正共同主持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科技革命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和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我们课题组成员准备通过深人学习和理解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并吸收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科技革命与当代经济社会的关系进行深人系统的分析研究。本项目已取得若干阶段性研究成果。我在《哲学研究》1998年第4期上发表的《马克思论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这篇论文，就是其中之一。我在这篇论文中着重论述了科学转化为物质生产力的社会机制，如何理解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和工艺生产方式与社会生产方式的相互关系等问题，说明了马克思关于“科学劳动”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哲学是理论思维的最高成果。重视哲学，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将大有希望。我们哲学工作者要有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要振奋精神，坚持不懈地工作，为哲学学科的繁荣和发展而奋斗！

原载：《中国当代社科精华：哲学卷》

录入编辑：小蜜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