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纪亮先生2012年4月仙逝，值此周年之际追思先生为人为学，颇多感触，遂撰文祭之。

我第一次听说涂先生,是在1982年1月大学数学专业毕业后转换兴趣和专业方向、开始系统研读哲学之时。当时为打好基础并给自己在这方面加压，我在开始一年把主要精力用于自己进修哲学的一所大学哲学系里七门哲学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等）并参加其给成绩的考试；但我的主要哲学兴趣重点其间已经放在与自己知识背景联系较紧的分析哲学和当代哲学上。我利用课余时间找些课程外的相关书籍来看；而涂先生有关分析哲学和现代哲学的翻译介绍当时对我起到较大启蒙作用；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涂先生有关分析哲学的翻译介绍书籍内容较新，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涂先生的译作文笔流畅、便于理解。那时，百废俱兴、思想活跃，学术界躬逢其盛；读其文，我想见涂先生应是一位外观上入世入时、穿衣作派相对新潮、口齿伶俐的学者。1983年11月底我参加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从社会直接招收科研人员的考试（方向是现代外国哲学室或逻辑室），参加完一天的笔试后，第二天是有主要相关专家参加的面试会审；在场的除了涂先生之外，还包括逻辑室的张尚水先生、西方哲学史室的叶秀山先生和梁存秀先生、科研处长李惠国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涂先生，与我先前想见的形象大相径庭：依稀记得当时涂先生一身朴素整洁的半旧中山装，左边口袋插一只老式钢笔，发型、眉眼和体魄与时任总理赵紫阳有几分神似，而面相颇为敦厚；与其他先生不同的是，涂先生当时话语不多；我记得仅问了我一个问题。参加完两天考试后，我随即赶回当时我工作单位所在地报考1984级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哲学系涂先生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生。几个月后，由于两者均经考试录取，短短半年间，我经历了先在哲学所作了涂先生的几个月同事然后又到研究生院报到作为其学生的身份转换。三年后1987年有幸又成为涂先生的同事。本来与涂先生的师生之缘可能还会再续：1988年涂先生准备招收博士生，希望我报考；我认真考虑了自己的情况和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在他询问我的意愿时，我解释了我当时的考虑：既然以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为专业方向，准备到以这方面为强项的地方攻读博士学位，尽管这是一条较艰苦和充满挑战的道路、意味着要放弃手头上的一切（当时已是助理研究员、环境也较顺心）而重新从头开始。涂先生虽感到遗憾、但从内心支持我的抉择。1989年我赴美读博士学位。在其后二十多年间，基本上每次较长时间的暑期回国开会或探亲，我都去专程看望涂先生。后来他搬到顺义东方太阳城，去一次要用上一天时间；但也乐在其中，我们在东方太阳城的湖边餐厅一边品尝都喜欢的川菜、一边闲聊生活中和学术上所关切或有趣的事情。遗憾的是，不同于以往，2011年暑期未能有机会去探望先生，一是由于在参加完该年度“北京当代哲学圆桌研讨会”后需要立即返美参加由普林斯顿Harman教授主持的一个关于二十世纪分析哲学的研究讨论班、二是由于想等参加完这个讨论班之后下一年（2012年）再去探望涂先生以便传达讨论一些先生也希望了解的学术内容；结果2010年一别竟成永诀。

近三十年来与涂先生作为师生和同事的近距离接触，可谓对涂先生为人为学有比较深入全面的了解。涂先生为人诚恳、待人宽厚、严以律己、淡薄名利；哲学翻译功底深厚、治学勤奋刻苦踏实。在我看来，涂先生对中国哲学界研究当代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在下述含义上为国内学人搭了一个很大的、结实的基础性脚手架：通过他的大量翻译作品和介绍综述性文章和书籍，涂先生为西方哲学（特别是分析传统的现代西方哲学）著作在中国哲学界的译介传播坚持不懈地做了大量十分有价值的奠基性工作，而这是在中国开展创造性哲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建设之一。在时间有限、缺乏学术批评讨论的软环境、而当时这方面研究又刚起步具备相关需要的情况下，涂先生在其著作写作上大多采取的是介绍、综述加上宏观地（从马克思哲学观点）“从外部”加以点评的方式。涂先生对自己在当时情况下研究写作方式的利弊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斤两，从而对别人在这方面不切实际的过分溢美之词保持有自己的清醒头脑。涂先生在送给我的一篇其“学术思想自述”中写道：

“50年来的科研工作中，我始终只怀有一个目的，这就是力所能及地为哲学大厦的修  建添上一砖一瓦，为有志于哲学研究的读者铺下几块垫脚石。我自知自己才能有限，既不能提出什么真知灼见，更不敢创立什么哲学体系，只想在翻译方面为不懂外语或不拥有原文图书的读者提供较为系统的关于现代英美哲学的知识。每当中青年读者谈到曾经从我的译著或论著中获得点滴知识时，我就感到心满意足。…回顾50 年来从事哲学翻译和哲学研究的历程，发现自己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无论在自己的译著或者论著中都存在着许多错误和缺点。这些错误和缺点的产生，一方面是出于自己能力有限。另方面也是由于当时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我对现代英美哲学的了解，当然不如90年代对它的了解。因此，希望专家们在评论我这50年内所写的译著或论著时，既要不留情面地指出我在其中所犯的种种错误，更要把这方面的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取得新的成果。例如，对于分析哲学，我的研究只限于20世纪80年代，对其后的最新发展了解不多。对于语言哲学，我只不过提出要对现代西方两大语言哲学传统进行比较研究，但究竟如何开展这项研究，我却没有提出什么成熟的方案。对于实用主义，我仅仅粗略地考察过去一百年来它的基本观念的演变历程，但未对其今后的发展作出展望。总之，我在这些领域内所作的研究都是初步的、试探性的，坦诚期待学术界同仁加以校正、深化和发展。”。

根据我对涂先生为人和其学术成果的了解，涂先生写就这段文字并非故做谦恭，他是诚恳地、诚实地作出这段自我评价。从先生的这段实事求是、坦诚的自我评述上我想到很多。我们有感于涂先生的为人，我们认识到在目前国内学术体制下人品学品极为重要；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反衬出目前学术体制下的一些弊端；人们自然会问：如果在学术权利位置上的人物不是像涂先生这样的为人又会怎样？从我本人所看到的和从学术同行所介绍的情况来看，有的学人不是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地作学问而是利用体制漏洞搞不正之风学术腐败：或沽名钓誉热衷于名利官位头衔的追求，或真才实学不多却“武大郎开店”狭隘作派十足，或弄虚作假援引他人学术成果时颇不诚实，或在自我评价上口出狂言、自欺欺人而（假装）不知天高地厚，等等；另外，在学术出版同行专家监督把关方面和学术资源使用方面均有众所周知的较严重问题。我们很多关心学术界健康发展的同行都感到，一方面，需要倡导像涂先生这样的为人和学品；而另一方面，需要从学术制度上铲除一些（易于）滋长学术腐败的土壤；让不良之行无法或尽量少地在学术体制上钻空子。
   的确，涂先生相当典型地表现出他那一代老一辈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所或多或少具有的那种相关基础知识深厚扎实、勤奋刻苦、追求社会进步、严于律己、淡薄名利的特点。不少认识熟悉涂先生的学人有共识的一点是，希望通过追思先生治学为人来昭示和倡导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所应具备的上述一般品性和素质；这在当今鉴于众所周知的情况尤显必要。

牟   博*

（2013年4月22日）

* 作者原为哲学所科研人员，现为美国加州圣荷塞州立大学(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哲学系教授和国际哲学杂志《比较哲学》(Comparative Philosophy)主编（http://www.sjsu.edu/faculty/bm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