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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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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是我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学术机构和研究中心。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历任所长为潘梓年、许立群、邢贲思、汝信(兼)、陈筠泉、李景源、谢地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没有专门的哲学研究机构。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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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月16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哲学专业书库正式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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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媛】近十年来国内印度哲学研究述评

发布时间: 2025-05-20
【字号 +字号 -】

[摘要]近十年来,随着国内印度哲学研究的不断推进,研究成果也呈纵深多极化走向,主要研究范式可大体归结为析词辩义、考据渊薮、勘究异同、古本新译四种。如何分析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基于不同底层逻辑所形成的群体思维差异,及如何运用印度传统哲学理论来应对当代哲学中的问题,是国内印度哲学界未来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印度哲学 近十年 研究述评 

 

近十年来,随着国内印度哲学研究的不断推进,研究成果也呈纵深多极化走向,主要研究范式可大体概括为以下四种。(1)析词辩义:分析辨明某一词汇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针对性地解构其内在逻辑以给出相应定义;或以时空为线索,探索该词汇概念在不同地域、阶段及思想史背景下的差异,以揭示其迁流变化的哲学意涵。(2)考据渊薮:对某一经典著作或思想追根溯源,剖析其历史环境和哲学基础,尽量还原著作或思想的哲学意涵。(3)勘究异同:针对哲学领域中的一些重要主题,勘查探究不同文明思想和哲学传统间的异同,从而探索差异文化背景下各自的哲学特质。(4)古本新译:翻译和释读原始文本,这一直是印度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工作。翻译的目的是通过对文本的研究,追溯经典的来源及形成过程,理解其本义。随着诸多古代文本的发现,这项工作愈加受到重视。下文将详述各范式近年来的发展状况,并对未来印度哲学研究进行瞻望。

 

一、析词辨义

 

词汇是语言的基本单位,是传达思想的媒介。任何一种哲学都是经由对具象词汇和抽象概念的界定来彰显其特征,印度哲学也不例外。通过分析辨明某一词汇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针对性地解构其内在逻辑以给出相应定义,是印度哲学研究的基本工作,近年来国内多位学者专注于此。成建华从梵文构词关系和义理思想等方面对“vijñapti”和“vijñāna”两个词汇进行分析,认为这两个词词义虽略有区别,但作为“了别”和“识”的特质时并无差异。因此,我们不能孤立地从字母去理解这两个词的意思,而必须从其所处的位置关系以及义理思想的结合上作出准确的判断和诠释。(参见成建华,2013年)叶少勇从梵文词汇及相关论典中考察了龙树思想体系中“缘起”“中道”“不立自宗”“二谛”几个关键概念的内涵,认为龙树确立了认识论虚无主义立场,其中观思想与清辨以后各论师的理论体系差异巨大。(参见叶少勇,2017年)

张法有多篇文章专注于印度哲学中的重要词汇概念研究。他指出,印度哲学中的宇宙(世界)观念主要体现在viśvam、jagat和loka这三个词中。viśvam主要体现了宇宙由时间性而来的统一性与普遍性的特征;jagat主要彰显了宇宙由幻相而来的特征;而loka则是宇宙的圆转性和性空特征的体现。(参见张法,2014年)他还以印度文化中“事物”(vastu)一词的涵义为线索,分析了其与宇宙的循环三段(产生、保持、毁灭)的关系,认为“事物”主要体现为幻、色、相三个概念;他还进一步探究印度文化中的个体事物以及事物的虚实和分类等。他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对话的语境中,印度哲学关于事物概念的思想对新的世界哲学的建构有十分独特的价值。(参见张法,2013年)他在另一篇文章中,以各语种中“我”(Ātman)的词源分析为切入点,指出作为本体之我的Ātman最具印度哲学特点,它决定了印度哲学舍外求内的思想进路,形成了以个体之我和本体之我的关系为中心的思想特点,进而影响了印度的社会结构和人生目标。(参见张法,2019年a)而梵(“Brahman”)作为印度哲学的核心概念,来自于原始时代,无法具体言明其本质,只能以遮诠法来表达,可分为本体的上梵和现象的下梵,是印度哲学有别于其他哲学的特色。(参见张法,2019年b)此外,他还指出幻(“māyā”)一词是印度哲学关于现象世界和现象之物的概念,由原始时代之灵体思想和早期文明的神灵思想到轴心时代的哲学演进而来,并体现为多种特征,如相、色、情、境等。(参见张法,2019年c)

除研析印度哲学文献中对某一词汇概念的阐释定义外,以时空为线索,探索该词汇概念在不同地域、不同阶段和不同思想史背景下的差异,以揭示其在不同历史进程中的迁流变化和哲学意义,也是近年来印度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程朝侠指出,“因明”一词的内涵与外延会因不同地域、阶段和背景的变化而变化,不能被笼统的称为“佛教逻辑”。文中以因明的重要传承地日本为例,通过考察其在北传过程中意义的变化,阐明玄奘所创“因明”一词在不同思想史背景中的具体所指。(参见程朝侠)赵悠以波颠阇利对“时间”这一概念的阐述为主轴,对公元前后初期印度哲学中最为显要的几种观点进行分析,并梳理出当时的两种时间模型,最后引入伐致诃利对二者的整合,展现出波颠阇利后继者对时间概念的重视及创造性发展。(参见赵悠)赵文以《般若经》为底本,从“缘起是否属于无为法”这一问题出发,梳理了缘起及法性、如、法界等与真理相关的概念在思想史中的演进状况,试图澄清从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经典中一些关于真理之概念的语义变迁,以及与之相关的形上学理论的发展。(参见赵文)朱成明探究了Ānvīkṣikī一词的内涵和演变过程,他认为Ānvīkṣikī是印度早期哲学史中的一个重要符号,被看作印度语境中的“自然理性”。《利论》《正理经注》《正理经解》对该词有不同阐释与解读,但Ānvīkṣikī“作为一种集反思、推理、论辩、修辞于一体的技艺,都极大地依赖于印度哲学,并没成为完全独立的、纯粹的工具论,甚至形式逻辑”(朱成明)。

 

二、考据渊薮

 

一个学派对于某种观念或思想的界定,通常是该学派的重要标志。考据渊薮是通过对印度哲学的经典著作或思想观念的源流考据,剖析当时作者及思想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哲学基础,从而对这一著作或思想给出最为契合其哲学原义的诠释。

(一)基于经典著作的思想释读

经典著作作为学派的起点和基石,是其基本理论来源和组成部分,同时也承载着重要的学术思想和文化价值。对经典著作追本溯源式的思想释读有利于准确理解该学派的思想起源和真实内涵。成建华以7世纪吠檀多哲学的代表作《圣教论》为例,从其表述形式、“不生说”、“不二论”以及“幻论”与中观论的联系等四个方面,系统梳理了吠檀多派与大乘佛教的核心思想,认为早期吠檀多哲学家在继承传统奥义书哲学思想的同时,吸收改造了大乘中观佛教的诸多思想理论,进而建构了自己的不二论哲学体系。(参见成建华,2014年)吴学国采用概念史阐释的方法,系统梳理了奥义书思想的发生和演变历史,把奥义书中的诸多观念当作奥义书精神历史展开的各个环节,阐明了每一个观念生成和演变的内在精神逻辑以及它与其他观念的内在联系,使之构成一个历史性整体,清晰呈现奥义书思想的动态轮廓。(参见吴学国)姚卫群系统探索了几乎所有古代印度的哲学派别及重要文献,如吠陀奥义书,耆那教的《谛义证得经》和《摄一切见论》,佛教的《中论》、《百论》等,六派哲学的《数论颂》《瑜伽经》《胜宗十句义论》等;并深入解析印度古代哲学家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如“我”“四大”“二谛”“空”等;最后通过对比佛教与六派哲学之间的理论异同,深化对印度哲学的整体理解。(参见姚卫群,2019年)此外,王俊淇从实体与功能两个视角来审视《顺正理论》中的逆向因果关系理论,进一步探讨说一切有部建立这种理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为学界提供了关于该理论的哲学史材料。(参见王俊淇,2021年)

以龙树为代表的大乘佛教作为印度哲学的重要内容,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以其论著及相关注释为研究对象的成果颇丰。谈锡永以龙树所造《六十如理论》和《七十空性论》为主要文本,加以疏释,用以诠释龙树所说“缘起性空”“法智”“无生”等思想。他认为依此二论,可了知龙树密意,了达实相般若,而非相似般若。(参见谈锡永)姚治华以龙树《中论颂》第24品第18颂为中心,从《瑜伽师地论》《中观心论》《大乘掌珍论》《般若灯论》《明句论》《大乘中观释论》等多家论著中对“依托施设”这一概念的不同解析与回应入手,尝试理解龙树所说“依托施设”的真实义及其与其他派别的分歧。(参见姚治华)王俊淇以《中论》及其注释《明句论》的第25章为考察对象,解析四句分别论法的固定解释模式及多元词义诠释,认为并非所有的四句分别都可以被形式化,有些诠释已超出了逻辑学的适用范围。(参见王俊淇,2020年a)叶少勇通过梳理分析佛护为《中论》所作之注释,认为以其为代表的中观古学可被判定为认识论虚无主义,即主张如凡夫所认识那样的事物根本不存在,这与中观今学承认世俗谛假有的思想有所区别。(参见叶少勇,2021年a)

(二)基于思想史的理论考据

考据探寻某个观念或派别思想的起源与发展,分析其缘起时空下的演变历史,并给出合理的阐释与哲学解析,是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方向之一。在对某一观念的理论考据方面,姚卫群的成果最为显著。他指出“实体”观念是古印度哲学中讨论的重要内容,这一观念在古印度哲学中有多种理解和阐释,并进一步梳理分析了吠陀奥义书、佛教、胜论派、数论派、吠檀多派等不同派别和文献中的“实体”观念。他认为各派理论体系中的许多具体概念或思想都是在“实体”这一观念上展开的,进而形成了古印度哲人对世界和人生的基本看法。(参见姚卫群,2020年b)此外,姚卫群还曾撰文对古印度哲学中的“我”“空”“心识”“欲望”“真假”“善恶”“有”“无”等重要观念进行追本溯源和分析释读(参见姚卫群,2013年、2014年、2015年b、2021年c、2022年)。范文丽对正理派、弥曼差派论证“我”存在的思路进行了整理,选取了“诸行所依说”“主体统合说”“自知证明说”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讨论,认为三种理路殊途同归,均为证明作为主体之永恒独立“我”的存在。(参见范文丽,2021年)

近几年还有些学者专注于对某一派别的思想渊源进行考据研究。成建华从龙树中观理论的哲学思考入手,详细剖析了中观佛教的思想渊源及其理论特色,并从中观哲学的论证关系上,指出“八不中道”在方法论上所富含的辩证法因素,彰显了中观佛教与般若经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参见成建华,2015年)于欣力和蔡春阳通过分析作为印度六派哲学之一的瑜伽派的缘起和思想渊源,认为它是印度哲学的集大成者,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实践性,并进一步以瑜伽派的发展脉络将印度哲学串连起来,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参见于欣力,蔡春阳)

在通史方面,近年来有两部值得关注的著作。一部是黄心川的《印度哲学通史》(上下册),该书是对黄先生《印度哲学史》《印度近现代哲学》及《印度近代哲学家辨喜研究》三部著作的整合,是印度哲学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参见黄心川)另一部是《印度吠檀多哲学史》(上下卷),上卷由孙晶所著,系统阐述了从吠檀多的产生直到16世纪的不二一元论派中间几千年的思想发展与演变;下卷由朱明忠所著,分析解读了近代以来的新吠檀多哲学的思想渊源和现实意义。(参见孙晶、朱明忠)该书是我国第一部论述印度吠檀多哲学从古到今的通史著作,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勘究异同

 

当今世界文明呈现丰富多彩的多元图景,各文明间互相包容、相互借鉴,比较哲学研究也日渐兴盛。对不同文明思想和哲学传统作理性而深入的勘查研究,不仅能彰显一个哲学体系内部的理论异同,而且可以探索差异文化背景下的哲学特质。印度哲学近年来的研究即是如此,学者们在析词辨义及考据渊薮的基础上,还针对哲学领域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比较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印度哲学各派对比

印度哲学内部的比较分析主要体现在正统派和非正统派哲学之间以及佛教与其他哲学之间。姚卫群的《印度婆罗门教哲学与佛教哲学比较研究》无疑是前者的典型代表,他认为婆罗门教哲学与佛教哲学是古印度哲学中内容最为丰富和影响最大的理论体系,这两大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关联。书中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视角全面考察比较了婆罗门教和佛教在宇宙生成、世界本质、思维方式、逻辑推理、伦理观念、修行方法、轮回观念、解脱理论等方面的观点,找出彼此间的异同,对于认识印度哲学的精髓,了解东方文化的特色有积极意义。(参见姚卫群,2015年a)此外,米媛在对比分析了非正统派顺世论与正统派重要文献奥义书之间的差别对立与借鉴吸收,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参见米媛)在佛教与其他哲学之间的比较方面,吴娟通过对比印度佛教和耆那教传统文献中对阿阇世王故事的不同记载,阐释了两种哲学传统在伦理学和拯救观方面的差异。(参见吴娟)

(二)中印哲学对比

在中印哲学比较方面,近年来学者们主要将儒家、道家等与印度哲学进行辨析,不仅发现了它们在学理上的异质性,而且看到了它们在思想上的共通性和互补性。在儒家方面,冯北仲将孟子的性善论与印度佛教的佛性论进行对比,认为二者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修养途径和政治功用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在注重成就个体的理想人格和心性论方面又互相契合,二者的有机结合将对解决当下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参见冯北仲)朱文信探索了印度哲学对儒家学者方东美的影响,他认为方东美在比较研究方面探赜索微、妙有深造,从中印文明的关系中寻找其中的时代性启示,这种精神是印度与全部东方哲学所秉有的共义。(参见朱文信)魏艳枫从本体论、心性论和修养论等方面分别解析了程朱理学与吠檀多哲学的独特理论,并围绕何为终极存在和如何实现终极存在进行讨论,显示了理学和吠檀多哲学在自然、人、心灵、身体、灵魂和生死等观念方面的异同。(参见魏艳枫)

在道家方面,吴学国和徐长波认为,道教心性学的道体论、道性论和修道论都沿袭自佛教,而中国佛学主流的如来藏学是一种严重吠檀多化的思想。因此,其实是吠檀多独特的本体论、人生论和修道论通过佛教渗透到道学传统之中,导致了道教心性学的形成。(参见吴学国,徐长波)此外,闻中尝试比较中印文明的核心精神,即道学和梵学,其著作中涉及古奥义书、梵经与博伽梵歌诸经,以及中国的《易经》、《尚书》、老庄等古典道学要旨,从不同层面对中印哲学进行剖析,对于思考东方文明的当代价值和未来走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参见闻中)

(三)西印哲学对比

古代印度和欧洲是世界文明的两大重要发源地,两地的哲学思想经常交织在一起。姚卫群认为,这两地的神观念都与哲学思想互相交融,并且在产生过程中都经历了多神崇拜的最初阶段,但在与最高实体关系、崇拜持续时间、一神或多神方面,两地哲学存在巨大差异。(参见姚卫群,2020年a)此外,姚卫群认为印度的句义论和希腊的范畴论也是两地古代哲学形态中十分引人瞩目的理论。二者都对事物本身及其属性和状态等作了明确区分,并将实体作为句义或范畴的基础,但是二者的具体含义略有差异。句义是指与观念或概念相对应之物,而范畴则是指概况事物本身及其属性和形态等的概念。(参见姚卫群,2021年b)

除古代哲学外,现代西方哲学受到印度哲学的多重影响也已为学界所公认,譬如叔本华曾明确指出其哲学思想与印度吠檀多哲学之间的联系。以往学界多从意志本体论,悲观主义的人生论和神秘主义的认识论三个角度探讨吠檀多与叔本华哲学之间的关联,而单虹泽尝试从吠檀多的“摩耶”观念出发,反观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探索其对这一观念的吸收与转化,以及伦理层面的困境。(参见单虹泽)唯识学和现象学之间的比较也是近年印度与西方比较哲学领域的一派显学。张志伟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无”与佛教缘起性空的“空”之间存在某种共鸣,两者都是为了应对虚无主义的挑战而出现的。但两者在目标和方向上存在很大差异,海德格尔哲学仍然在“我执”的范围,而佛教的目的则是破除 “我执”。(参见张志伟)李革新则认为海德格尔哲学和佛教哲学只是在术语上略有相似,但在实质性的性质和目的方面差异较大。“佛教是一种人生哲学,追求的是人生的完善和幸福。海德格尔哲学则是一种政治历史文化哲学,其目的是克服现代性的弊端,为欧洲找到新的出路”。(李革新,第143页)

(四)中西印哲学对比

从世界史的整体架构来看,中西印哲学是成立世界哲学的基本支柱。三大人类文明发祥地在与各自文化世界的互动中建立起了三种各有特色的哲学思想。约百年前,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开创了中西印哲学比较的先河。一个世纪以来,比较哲学研究领域蓬勃发展,学者辈出。张祥龙的《中西印哲学导论》一书,接续了梁漱溟百年前的话题,是一本带有普及性的哲学导论。书中从哲学的定义、终极实在、真理和知识、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美学等多个主题,阐发了中西印三种哲学的观点,在比照互文中呈现出不同文明的哲学特质,为建构各文明间的哲学对话带来诸多启发。(参见张祥龙)

此外,姚卫群近年来有多篇文章关注中西印哲学的比较,分别从“欲望”观念,“心识”观念,“有”与“无”观念,“出世”与“入世”观念等多个主题,以及发展方式、关注重点、文献保存等多个面向,对比分析中西印哲学中的相关思想与历史演变,以及因产生地区和背景不同而形成的特色与差异,对于我们认识东西方哲学的基本思想发展脉络和理论特色有重要价值。(姚卫群,2021年a,2021年c,2021年d,2022年a)此外,张法分别从中西印之间的哲学差异以及由哲学差异带来的语言差异探讨中国的文化自觉。他认为,中西印哲学各有特质,由此而来的语言也各有特点,在中西印比较中认清中国哲学的特点,以及历史上的演进过程,将有益于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自觉。同时,如何让现代汉语更好地契合从古代延续而来的中国哲学思想,以更好的面对新型文化自觉的挑战,应是当下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参见张法,2018年a,2018年b)

 

四、古本新译

 

翻译和释读原始文本始终是印度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工作。正确认识文本语言和解释语言之间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关系,选择正确的文本和译本,对于印度哲学的创新和发展意义重大。近十年来,在印度哲学文献研究方面,原始文本的使用和整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不断有古代的梵文本或英文本被发现并翻译成汉语,为国内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文本基础。

在梵汉翻译方面,黄宝生主持编辑的《梵汉佛经对勘丛书》可谓近年翘楚。该丛书先后出版共十余册,如《梵汉对勘妙法莲华经》等,都是基于梵文而译的现代汉语版本。既对解读梵语佛经原典和古代汉译佛经多有助益,也对佛教思想史、佛经翻译史和佛教汉语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参见黄宝生译注)除专注印度佛经的翻译外,黄宝生还根据毗耶娑的注释本译出了《瑜伽经》,即古代印度瑜伽派哲学的最早经典,其中归纳总结了流传自远古印度的瑜伽理论和修持方法,为印度哲学研究提供了基础性文献支持。(参见钵颠阇利)除瑜伽派外,胜论派的重要著作《胜论经》(月喜疏)也于2018年由何欢欢译成汉语,书中完整翻译了由(月喜Muni Śrī Jambuvijayajī)校订的月喜疏梵文精校本,并结合胜论派的历史与思想,随译文作了大量注释,综合考察了早期胜论派的教义学说。(参见月喜)除月喜疏外,何欢欢还曾翻译清辩论师现存唯一的梵文著作《中观心论》及其保存在丹珠尔中的唯一古注《思择炎》的部分内容,书中完成了《入抉择数论之真实品》《入抉择胜论之真实品》与《入抉择吠檀多之真实品》的梵本、藏译的校勘及首个汉译,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以清辩为代表的佛教中观派对三大派外道学说的客观叙述与有效批判,展现了印度古代哲学的主要理论形态与思想纷争。(参见何欢欢)此外,古印度哲学家憍底利耶所著《利论》,堪称古代印度生活的百科全书,书中不仅全面系统阐述古代印度的国家政治和统治方策,还广泛论及经济、民法、刑法、外交、战争等不同门类的问题。朱成明在充分利用《利论》现有各梵本、梵文注释以及现代译本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汉译,并采取随文注释的形式展开研究,这部译著是了解乃至重建公元4世纪前后的印度历史的重要资料。(参见憍底利耶)

在因明方面,王俊淇的《法称<正理滴论>与法上<正理滴论注>译注与研究》系统介绍了佛教的量论,并对《正理滴论》及其注释《正理滴论注》进行梵汉翻译,进一步填补了学界在法称和因明学研究领域的空白,为其注入了新的思想资源。(参见王俊淇,2020年b)在因果研究方面,范文丽《行为与因果:寂护、莲华戒<摄真实论(疏)>业因业果品译注与研究》一书首次提供了《摄真实论(疏)》业因业果品的全文梵汉翻译,也是中文学界首部以寂护《摄真实论》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该书拓展了佛教业论研究的深度,并结合当代哲学对个体同一、因果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实现了印度古典哲学和当代哲学的对话。(参见范文丽,2022年)

近年来,多位梵文学者根据新发现的贝叶写本,整理考校出多部梵文经典,已出版的有李学竹和叶少勇合著的《六十如理颂——梵藏汉合校·导读·译注》以及叶少勇的《〈中论佛护释〉译注》,都属于北京大学的《梵藏汉佛典丛书》系列。该丛书主要以藏译本和梵文贝叶残本为基础文本,以现代汉语译出,并摘译诸家译文或注释,参考其对偈颂字词文脉的不同理解。(参见李学竹、叶少勇;叶少勇,2021年b)

除翻译古代印度经论外,现代印度哲学著作近年来也备受关注。辨喜作为吠檀多派近代重要代表人物,其思想对现代印度思想界影响巨大。张励耕选取了辨喜关于吠檀多、智瑜伽、王瑜伽及《瑜伽经》等相关问题的演讲,由英译汉,为国内学界了解近现代印度哲学提供了重要参考。(参见辨喜)

在佛教史方面,近年来也有两部译著问世。一部是由印度学者戈耶尔所著、黄宝生所译的《印度佛教史》,该书依据19世纪以来印度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描述了印度佛教起源、发展、衰亡以及现代复兴的历史。同时,作者注重联系印度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考察佛教,也是这部著作的重要特色。(参见戈耶尔)另一部是由日本学者马田行启所著、宋立道所译的《印度佛教史》,该书内容涵盖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以及大小乘成熟形态的佛教。书中以缘起论和实相论来总结中观派和瑜伽行派的哲学特点,不但妥贴,且富有启发性。(参见马田行启)

 

结语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中印两国间经济文化交流的迅速增进,中国对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的深入认识需求变得愈加迫切。国内学界应当更积极地推动印度哲学研究,这项工作不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更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有鉴于此,瞻望我国的印度哲学研究,除目前已存在的研究方向外,还可从以下两方面多加努力。

一方面,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现实问题提供认识层面的参考并付诸实践。作为文化底层逻辑的哲学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人们不知不觉间受到带有地域特色并深入骨髓的哲学思想的熏陶。因此,人们日常的思维活动极易形成独特的国家群体思维惯性,进而影响该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并形成传统哲学对一个国家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力,最终体现在国家治理方针及国际交往政策上。故而,如何分析基于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不同底层逻辑所形成的群体思维差异,以更好地促进中印文化交流,是国内印度哲学研究未来的努力方向之一。

另一方面,“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如何运用印度传统哲学理论来应对当代哲学新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作为东方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印度哲学,或许能为目前纷繁复杂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一些思维层面的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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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哲学年鉴》(202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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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媛】近十年来国内印度哲学研究述评

发布日期: 2025-05-20

[摘要]近十年来,随着国内印度哲学研究的不断推进,研究成果也呈纵深多极化走向,主要研究范式可大体归结为析词辩义、考据渊薮、勘究异同、古本新译四种。如何分析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基于不同底层逻辑所形成的群体思维差异,及如何运用印度传统哲学理论来应对当代哲学中的问题,是国内印度哲学界未来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印度哲学 近十年 研究述评 

 

近十年来,随着国内印度哲学研究的不断推进,研究成果也呈纵深多极化走向,主要研究范式可大体概括为以下四种。(1)析词辩义:分析辨明某一词汇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针对性地解构其内在逻辑以给出相应定义;或以时空为线索,探索该词汇概念在不同地域、阶段及思想史背景下的差异,以揭示其迁流变化的哲学意涵。(2)考据渊薮:对某一经典著作或思想追根溯源,剖析其历史环境和哲学基础,尽量还原著作或思想的哲学意涵。(3)勘究异同:针对哲学领域中的一些重要主题,勘查探究不同文明思想和哲学传统间的异同,从而探索差异文化背景下各自的哲学特质。(4)古本新译:翻译和释读原始文本,这一直是印度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工作。翻译的目的是通过对文本的研究,追溯经典的来源及形成过程,理解其本义。随着诸多古代文本的发现,这项工作愈加受到重视。下文将详述各范式近年来的发展状况,并对未来印度哲学研究进行瞻望。

 

一、析词辨义

 

词汇是语言的基本单位,是传达思想的媒介。任何一种哲学都是经由对具象词汇和抽象概念的界定来彰显其特征,印度哲学也不例外。通过分析辨明某一词汇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针对性地解构其内在逻辑以给出相应定义,是印度哲学研究的基本工作,近年来国内多位学者专注于此。成建华从梵文构词关系和义理思想等方面对“vijñapti”和“vijñāna”两个词汇进行分析,认为这两个词词义虽略有区别,但作为“了别”和“识”的特质时并无差异。因此,我们不能孤立地从字母去理解这两个词的意思,而必须从其所处的位置关系以及义理思想的结合上作出准确的判断和诠释。(参见成建华,2013年)叶少勇从梵文词汇及相关论典中考察了龙树思想体系中“缘起”“中道”“不立自宗”“二谛”几个关键概念的内涵,认为龙树确立了认识论虚无主义立场,其中观思想与清辨以后各论师的理论体系差异巨大。(参见叶少勇,2017年)

张法有多篇文章专注于印度哲学中的重要词汇概念研究。他指出,印度哲学中的宇宙(世界)观念主要体现在viśvam、jagat和loka这三个词中。viśvam主要体现了宇宙由时间性而来的统一性与普遍性的特征;jagat主要彰显了宇宙由幻相而来的特征;而loka则是宇宙的圆转性和性空特征的体现。(参见张法,2014年)他还以印度文化中“事物”(vastu)一词的涵义为线索,分析了其与宇宙的循环三段(产生、保持、毁灭)的关系,认为“事物”主要体现为幻、色、相三个概念;他还进一步探究印度文化中的个体事物以及事物的虚实和分类等。他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对话的语境中,印度哲学关于事物概念的思想对新的世界哲学的建构有十分独特的价值。(参见张法,2013年)他在另一篇文章中,以各语种中“我”(Ātman)的词源分析为切入点,指出作为本体之我的Ātman最具印度哲学特点,它决定了印度哲学舍外求内的思想进路,形成了以个体之我和本体之我的关系为中心的思想特点,进而影响了印度的社会结构和人生目标。(参见张法,2019年a)而梵(“Brahman”)作为印度哲学的核心概念,来自于原始时代,无法具体言明其本质,只能以遮诠法来表达,可分为本体的上梵和现象的下梵,是印度哲学有别于其他哲学的特色。(参见张法,2019年b)此外,他还指出幻(“māyā”)一词是印度哲学关于现象世界和现象之物的概念,由原始时代之灵体思想和早期文明的神灵思想到轴心时代的哲学演进而来,并体现为多种特征,如相、色、情、境等。(参见张法,2019年c)

除研析印度哲学文献中对某一词汇概念的阐释定义外,以时空为线索,探索该词汇概念在不同地域、不同阶段和不同思想史背景下的差异,以揭示其在不同历史进程中的迁流变化和哲学意义,也是近年来印度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程朝侠指出,“因明”一词的内涵与外延会因不同地域、阶段和背景的变化而变化,不能被笼统的称为“佛教逻辑”。文中以因明的重要传承地日本为例,通过考察其在北传过程中意义的变化,阐明玄奘所创“因明”一词在不同思想史背景中的具体所指。(参见程朝侠)赵悠以波颠阇利对“时间”这一概念的阐述为主轴,对公元前后初期印度哲学中最为显要的几种观点进行分析,并梳理出当时的两种时间模型,最后引入伐致诃利对二者的整合,展现出波颠阇利后继者对时间概念的重视及创造性发展。(参见赵悠)赵文以《般若经》为底本,从“缘起是否属于无为法”这一问题出发,梳理了缘起及法性、如、法界等与真理相关的概念在思想史中的演进状况,试图澄清从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经典中一些关于真理之概念的语义变迁,以及与之相关的形上学理论的发展。(参见赵文)朱成明探究了Ānvīkṣikī一词的内涵和演变过程,他认为Ānvīkṣikī是印度早期哲学史中的一个重要符号,被看作印度语境中的“自然理性”。《利论》《正理经注》《正理经解》对该词有不同阐释与解读,但Ānvīkṣikī“作为一种集反思、推理、论辩、修辞于一体的技艺,都极大地依赖于印度哲学,并没成为完全独立的、纯粹的工具论,甚至形式逻辑”(朱成明)。

 

二、考据渊薮

 

一个学派对于某种观念或思想的界定,通常是该学派的重要标志。考据渊薮是通过对印度哲学的经典著作或思想观念的源流考据,剖析当时作者及思想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哲学基础,从而对这一著作或思想给出最为契合其哲学原义的诠释。

(一)基于经典著作的思想释读

经典著作作为学派的起点和基石,是其基本理论来源和组成部分,同时也承载着重要的学术思想和文化价值。对经典著作追本溯源式的思想释读有利于准确理解该学派的思想起源和真实内涵。成建华以7世纪吠檀多哲学的代表作《圣教论》为例,从其表述形式、“不生说”、“不二论”以及“幻论”与中观论的联系等四个方面,系统梳理了吠檀多派与大乘佛教的核心思想,认为早期吠檀多哲学家在继承传统奥义书哲学思想的同时,吸收改造了大乘中观佛教的诸多思想理论,进而建构了自己的不二论哲学体系。(参见成建华,2014年)吴学国采用概念史阐释的方法,系统梳理了奥义书思想的发生和演变历史,把奥义书中的诸多观念当作奥义书精神历史展开的各个环节,阐明了每一个观念生成和演变的内在精神逻辑以及它与其他观念的内在联系,使之构成一个历史性整体,清晰呈现奥义书思想的动态轮廓。(参见吴学国)姚卫群系统探索了几乎所有古代印度的哲学派别及重要文献,如吠陀奥义书,耆那教的《谛义证得经》和《摄一切见论》,佛教的《中论》、《百论》等,六派哲学的《数论颂》《瑜伽经》《胜宗十句义论》等;并深入解析印度古代哲学家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如“我”“四大”“二谛”“空”等;最后通过对比佛教与六派哲学之间的理论异同,深化对印度哲学的整体理解。(参见姚卫群,2019年)此外,王俊淇从实体与功能两个视角来审视《顺正理论》中的逆向因果关系理论,进一步探讨说一切有部建立这种理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为学界提供了关于该理论的哲学史材料。(参见王俊淇,2021年)

以龙树为代表的大乘佛教作为印度哲学的重要内容,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以其论著及相关注释为研究对象的成果颇丰。谈锡永以龙树所造《六十如理论》和《七十空性论》为主要文本,加以疏释,用以诠释龙树所说“缘起性空”“法智”“无生”等思想。他认为依此二论,可了知龙树密意,了达实相般若,而非相似般若。(参见谈锡永)姚治华以龙树《中论颂》第24品第18颂为中心,从《瑜伽师地论》《中观心论》《大乘掌珍论》《般若灯论》《明句论》《大乘中观释论》等多家论著中对“依托施设”这一概念的不同解析与回应入手,尝试理解龙树所说“依托施设”的真实义及其与其他派别的分歧。(参见姚治华)王俊淇以《中论》及其注释《明句论》的第25章为考察对象,解析四句分别论法的固定解释模式及多元词义诠释,认为并非所有的四句分别都可以被形式化,有些诠释已超出了逻辑学的适用范围。(参见王俊淇,2020年a)叶少勇通过梳理分析佛护为《中论》所作之注释,认为以其为代表的中观古学可被判定为认识论虚无主义,即主张如凡夫所认识那样的事物根本不存在,这与中观今学承认世俗谛假有的思想有所区别。(参见叶少勇,2021年a)

(二)基于思想史的理论考据

考据探寻某个观念或派别思想的起源与发展,分析其缘起时空下的演变历史,并给出合理的阐释与哲学解析,是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方向之一。在对某一观念的理论考据方面,姚卫群的成果最为显著。他指出“实体”观念是古印度哲学中讨论的重要内容,这一观念在古印度哲学中有多种理解和阐释,并进一步梳理分析了吠陀奥义书、佛教、胜论派、数论派、吠檀多派等不同派别和文献中的“实体”观念。他认为各派理论体系中的许多具体概念或思想都是在“实体”这一观念上展开的,进而形成了古印度哲人对世界和人生的基本看法。(参见姚卫群,2020年b)此外,姚卫群还曾撰文对古印度哲学中的“我”“空”“心识”“欲望”“真假”“善恶”“有”“无”等重要观念进行追本溯源和分析释读(参见姚卫群,2013年、2014年、2015年b、2021年c、2022年)。范文丽对正理派、弥曼差派论证“我”存在的思路进行了整理,选取了“诸行所依说”“主体统合说”“自知证明说”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讨论,认为三种理路殊途同归,均为证明作为主体之永恒独立“我”的存在。(参见范文丽,2021年)

近几年还有些学者专注于对某一派别的思想渊源进行考据研究。成建华从龙树中观理论的哲学思考入手,详细剖析了中观佛教的思想渊源及其理论特色,并从中观哲学的论证关系上,指出“八不中道”在方法论上所富含的辩证法因素,彰显了中观佛教与般若经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参见成建华,2015年)于欣力和蔡春阳通过分析作为印度六派哲学之一的瑜伽派的缘起和思想渊源,认为它是印度哲学的集大成者,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实践性,并进一步以瑜伽派的发展脉络将印度哲学串连起来,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参见于欣力,蔡春阳)

在通史方面,近年来有两部值得关注的著作。一部是黄心川的《印度哲学通史》(上下册),该书是对黄先生《印度哲学史》《印度近现代哲学》及《印度近代哲学家辨喜研究》三部著作的整合,是印度哲学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参见黄心川)另一部是《印度吠檀多哲学史》(上下卷),上卷由孙晶所著,系统阐述了从吠檀多的产生直到16世纪的不二一元论派中间几千年的思想发展与演变;下卷由朱明忠所著,分析解读了近代以来的新吠檀多哲学的思想渊源和现实意义。(参见孙晶、朱明忠)该书是我国第一部论述印度吠檀多哲学从古到今的通史著作,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勘究异同

 

当今世界文明呈现丰富多彩的多元图景,各文明间互相包容、相互借鉴,比较哲学研究也日渐兴盛。对不同文明思想和哲学传统作理性而深入的勘查研究,不仅能彰显一个哲学体系内部的理论异同,而且可以探索差异文化背景下的哲学特质。印度哲学近年来的研究即是如此,学者们在析词辨义及考据渊薮的基础上,还针对哲学领域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比较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印度哲学各派对比

印度哲学内部的比较分析主要体现在正统派和非正统派哲学之间以及佛教与其他哲学之间。姚卫群的《印度婆罗门教哲学与佛教哲学比较研究》无疑是前者的典型代表,他认为婆罗门教哲学与佛教哲学是古印度哲学中内容最为丰富和影响最大的理论体系,这两大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关联。书中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视角全面考察比较了婆罗门教和佛教在宇宙生成、世界本质、思维方式、逻辑推理、伦理观念、修行方法、轮回观念、解脱理论等方面的观点,找出彼此间的异同,对于认识印度哲学的精髓,了解东方文化的特色有积极意义。(参见姚卫群,2015年a)此外,米媛在对比分析了非正统派顺世论与正统派重要文献奥义书之间的差别对立与借鉴吸收,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参见米媛)在佛教与其他哲学之间的比较方面,吴娟通过对比印度佛教和耆那教传统文献中对阿阇世王故事的不同记载,阐释了两种哲学传统在伦理学和拯救观方面的差异。(参见吴娟)

(二)中印哲学对比

在中印哲学比较方面,近年来学者们主要将儒家、道家等与印度哲学进行辨析,不仅发现了它们在学理上的异质性,而且看到了它们在思想上的共通性和互补性。在儒家方面,冯北仲将孟子的性善论与印度佛教的佛性论进行对比,认为二者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修养途径和政治功用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在注重成就个体的理想人格和心性论方面又互相契合,二者的有机结合将对解决当下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参见冯北仲)朱文信探索了印度哲学对儒家学者方东美的影响,他认为方东美在比较研究方面探赜索微、妙有深造,从中印文明的关系中寻找其中的时代性启示,这种精神是印度与全部东方哲学所秉有的共义。(参见朱文信)魏艳枫从本体论、心性论和修养论等方面分别解析了程朱理学与吠檀多哲学的独特理论,并围绕何为终极存在和如何实现终极存在进行讨论,显示了理学和吠檀多哲学在自然、人、心灵、身体、灵魂和生死等观念方面的异同。(参见魏艳枫)

在道家方面,吴学国和徐长波认为,道教心性学的道体论、道性论和修道论都沿袭自佛教,而中国佛学主流的如来藏学是一种严重吠檀多化的思想。因此,其实是吠檀多独特的本体论、人生论和修道论通过佛教渗透到道学传统之中,导致了道教心性学的形成。(参见吴学国,徐长波)此外,闻中尝试比较中印文明的核心精神,即道学和梵学,其著作中涉及古奥义书、梵经与博伽梵歌诸经,以及中国的《易经》、《尚书》、老庄等古典道学要旨,从不同层面对中印哲学进行剖析,对于思考东方文明的当代价值和未来走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参见闻中)

(三)西印哲学对比

古代印度和欧洲是世界文明的两大重要发源地,两地的哲学思想经常交织在一起。姚卫群认为,这两地的神观念都与哲学思想互相交融,并且在产生过程中都经历了多神崇拜的最初阶段,但在与最高实体关系、崇拜持续时间、一神或多神方面,两地哲学存在巨大差异。(参见姚卫群,2020年a)此外,姚卫群认为印度的句义论和希腊的范畴论也是两地古代哲学形态中十分引人瞩目的理论。二者都对事物本身及其属性和状态等作了明确区分,并将实体作为句义或范畴的基础,但是二者的具体含义略有差异。句义是指与观念或概念相对应之物,而范畴则是指概况事物本身及其属性和形态等的概念。(参见姚卫群,2021年b)

除古代哲学外,现代西方哲学受到印度哲学的多重影响也已为学界所公认,譬如叔本华曾明确指出其哲学思想与印度吠檀多哲学之间的联系。以往学界多从意志本体论,悲观主义的人生论和神秘主义的认识论三个角度探讨吠檀多与叔本华哲学之间的关联,而单虹泽尝试从吠檀多的“摩耶”观念出发,反观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探索其对这一观念的吸收与转化,以及伦理层面的困境。(参见单虹泽)唯识学和现象学之间的比较也是近年印度与西方比较哲学领域的一派显学。张志伟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无”与佛教缘起性空的“空”之间存在某种共鸣,两者都是为了应对虚无主义的挑战而出现的。但两者在目标和方向上存在很大差异,海德格尔哲学仍然在“我执”的范围,而佛教的目的则是破除 “我执”。(参见张志伟)李革新则认为海德格尔哲学和佛教哲学只是在术语上略有相似,但在实质性的性质和目的方面差异较大。“佛教是一种人生哲学,追求的是人生的完善和幸福。海德格尔哲学则是一种政治历史文化哲学,其目的是克服现代性的弊端,为欧洲找到新的出路”。(李革新,第143页)

(四)中西印哲学对比

从世界史的整体架构来看,中西印哲学是成立世界哲学的基本支柱。三大人类文明发祥地在与各自文化世界的互动中建立起了三种各有特色的哲学思想。约百年前,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开创了中西印哲学比较的先河。一个世纪以来,比较哲学研究领域蓬勃发展,学者辈出。张祥龙的《中西印哲学导论》一书,接续了梁漱溟百年前的话题,是一本带有普及性的哲学导论。书中从哲学的定义、终极实在、真理和知识、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美学等多个主题,阐发了中西印三种哲学的观点,在比照互文中呈现出不同文明的哲学特质,为建构各文明间的哲学对话带来诸多启发。(参见张祥龙)

此外,姚卫群近年来有多篇文章关注中西印哲学的比较,分别从“欲望”观念,“心识”观念,“有”与“无”观念,“出世”与“入世”观念等多个主题,以及发展方式、关注重点、文献保存等多个面向,对比分析中西印哲学中的相关思想与历史演变,以及因产生地区和背景不同而形成的特色与差异,对于我们认识东西方哲学的基本思想发展脉络和理论特色有重要价值。(姚卫群,2021年a,2021年c,2021年d,2022年a)此外,张法分别从中西印之间的哲学差异以及由哲学差异带来的语言差异探讨中国的文化自觉。他认为,中西印哲学各有特质,由此而来的语言也各有特点,在中西印比较中认清中国哲学的特点,以及历史上的演进过程,将有益于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自觉。同时,如何让现代汉语更好地契合从古代延续而来的中国哲学思想,以更好的面对新型文化自觉的挑战,应是当下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参见张法,2018年a,2018年b)

 

四、古本新译

 

翻译和释读原始文本始终是印度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工作。正确认识文本语言和解释语言之间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关系,选择正确的文本和译本,对于印度哲学的创新和发展意义重大。近十年来,在印度哲学文献研究方面,原始文本的使用和整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不断有古代的梵文本或英文本被发现并翻译成汉语,为国内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文本基础。

在梵汉翻译方面,黄宝生主持编辑的《梵汉佛经对勘丛书》可谓近年翘楚。该丛书先后出版共十余册,如《梵汉对勘妙法莲华经》等,都是基于梵文而译的现代汉语版本。既对解读梵语佛经原典和古代汉译佛经多有助益,也对佛教思想史、佛经翻译史和佛教汉语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参见黄宝生译注)除专注印度佛经的翻译外,黄宝生还根据毗耶娑的注释本译出了《瑜伽经》,即古代印度瑜伽派哲学的最早经典,其中归纳总结了流传自远古印度的瑜伽理论和修持方法,为印度哲学研究提供了基础性文献支持。(参见钵颠阇利)除瑜伽派外,胜论派的重要著作《胜论经》(月喜疏)也于2018年由何欢欢译成汉语,书中完整翻译了由(月喜Muni Śrī Jambuvijayajī)校订的月喜疏梵文精校本,并结合胜论派的历史与思想,随译文作了大量注释,综合考察了早期胜论派的教义学说。(参见月喜)除月喜疏外,何欢欢还曾翻译清辩论师现存唯一的梵文著作《中观心论》及其保存在丹珠尔中的唯一古注《思择炎》的部分内容,书中完成了《入抉择数论之真实品》《入抉择胜论之真实品》与《入抉择吠檀多之真实品》的梵本、藏译的校勘及首个汉译,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以清辩为代表的佛教中观派对三大派外道学说的客观叙述与有效批判,展现了印度古代哲学的主要理论形态与思想纷争。(参见何欢欢)此外,古印度哲学家憍底利耶所著《利论》,堪称古代印度生活的百科全书,书中不仅全面系统阐述古代印度的国家政治和统治方策,还广泛论及经济、民法、刑法、外交、战争等不同门类的问题。朱成明在充分利用《利论》现有各梵本、梵文注释以及现代译本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汉译,并采取随文注释的形式展开研究,这部译著是了解乃至重建公元4世纪前后的印度历史的重要资料。(参见憍底利耶)

在因明方面,王俊淇的《法称<正理滴论>与法上<正理滴论注>译注与研究》系统介绍了佛教的量论,并对《正理滴论》及其注释《正理滴论注》进行梵汉翻译,进一步填补了学界在法称和因明学研究领域的空白,为其注入了新的思想资源。(参见王俊淇,2020年b)在因果研究方面,范文丽《行为与因果:寂护、莲华戒<摄真实论(疏)>业因业果品译注与研究》一书首次提供了《摄真实论(疏)》业因业果品的全文梵汉翻译,也是中文学界首部以寂护《摄真实论》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该书拓展了佛教业论研究的深度,并结合当代哲学对个体同一、因果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实现了印度古典哲学和当代哲学的对话。(参见范文丽,2022年)

近年来,多位梵文学者根据新发现的贝叶写本,整理考校出多部梵文经典,已出版的有李学竹和叶少勇合著的《六十如理颂——梵藏汉合校·导读·译注》以及叶少勇的《〈中论佛护释〉译注》,都属于北京大学的《梵藏汉佛典丛书》系列。该丛书主要以藏译本和梵文贝叶残本为基础文本,以现代汉语译出,并摘译诸家译文或注释,参考其对偈颂字词文脉的不同理解。(参见李学竹、叶少勇;叶少勇,2021年b)

除翻译古代印度经论外,现代印度哲学著作近年来也备受关注。辨喜作为吠檀多派近代重要代表人物,其思想对现代印度思想界影响巨大。张励耕选取了辨喜关于吠檀多、智瑜伽、王瑜伽及《瑜伽经》等相关问题的演讲,由英译汉,为国内学界了解近现代印度哲学提供了重要参考。(参见辨喜)

在佛教史方面,近年来也有两部译著问世。一部是由印度学者戈耶尔所著、黄宝生所译的《印度佛教史》,该书依据19世纪以来印度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描述了印度佛教起源、发展、衰亡以及现代复兴的历史。同时,作者注重联系印度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考察佛教,也是这部著作的重要特色。(参见戈耶尔)另一部是由日本学者马田行启所著、宋立道所译的《印度佛教史》,该书内容涵盖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以及大小乘成熟形态的佛教。书中以缘起论和实相论来总结中观派和瑜伽行派的哲学特点,不但妥贴,且富有启发性。(参见马田行启)

 

结语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中印两国间经济文化交流的迅速增进,中国对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的深入认识需求变得愈加迫切。国内学界应当更积极地推动印度哲学研究,这项工作不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更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有鉴于此,瞻望我国的印度哲学研究,除目前已存在的研究方向外,还可从以下两方面多加努力。

一方面,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现实问题提供认识层面的参考并付诸实践。作为文化底层逻辑的哲学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人们不知不觉间受到带有地域特色并深入骨髓的哲学思想的熏陶。因此,人们日常的思维活动极易形成独特的国家群体思维惯性,进而影响该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并形成传统哲学对一个国家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力,最终体现在国家治理方针及国际交往政策上。故而,如何分析基于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不同底层逻辑所形成的群体思维差异,以更好地促进中印文化交流,是国内印度哲学研究未来的努力方向之一。

另一方面,“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如何运用印度传统哲学理论来应对当代哲学新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作为东方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印度哲学,或许能为目前纷繁复杂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一些思维层面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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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哲学年鉴》(202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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