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马克思把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的方法推广开来，运用到对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德国国家哲学的批判中去。在“泛宗教分析法”的视野中，历史被看作人的本质经过异化而复归的过程。这种人道主义历史观存在着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僻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循环论证，宗教的历史观与历史的宗教观的互相纠缠，“抽象的人”与“现实的人”的冲突，共产主义与“爱的宗教”关系上的暧昧等等。造成这些矛盾的原因正是黑格尔式的思辨、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基于对这种方法的反思，马克思转向了经验的方法、唯物辩证法，这直接导致了唯物史观的形成并合理解决了上述矛盾。

关键词：马克思；费尔巴哈；泛宗教分析法；人道史观；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飞跃。马克思何以能超越以往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而找到理解人类历史的这把钥匙呢？为什么是马克思而不是同时代的其他人创立了唯物史观呢？这里面一定有一些只属于马克思的独特机缘。本文尝试从马克思理论批判的困境及其消解的角度加以探讨。

一、   思辨的方法及其理论困境

费尔巴哈把神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异化，“类”概念的客观化，归结为人的依赖感和想象力，较好地解决了宗教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和心理根源。在他看来，作为主词的“上帝”并非先验的、自我满足的，它不能成为作为宾词的“人”的根据，相反，它自身倒有赖于宾词给予说明。“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

费尔巴哈以主词和宾词的换位来说明异化进而说明宗教产生的方法给了马克思以启示。他尝试着在批判的各领域内重新设定主词和宾词的关系，并从宗教的意义上来理解原来的主词对宾词的统治，这样费尔巴哈分析宗教的方法就被泛化了。为了更好地说明这种泛宗教分析法，我们先来看一下其运用，然后再来做总结。

首先我们把目光投向他对政治制度的批判。“政治制度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宗教的领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人间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上天。”引文中的“政治制度”指当时的德国所实行的君主制。君主就是人间的上帝，他的权利本来是人民赋予的，但人民却要反过来通过他使自己获得承认。人民创造了这种国家制度，而它却同其创造者相对立。人民在这种异己的国家制度中不仅没有能够实现和完成自身，反而丧失了自身，所以说君主制度是宗教的领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异化的完整表现。“共和制”亦不能消除普遍的异化，使人民享有充分的权利。问题的真正解决是“民主制”，它的目的不再是个体，而是整个人类。“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它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是全体民众的现实的环节”，因此民主制才是国家制度的实质。

再来看一下泛宗教分析法在经济领域中的应用。这方面所能提供的例子更多一些。在异化劳动理论中自始至终都可以觅到这种方法的影子：货币、资本以及作为它们代表的资本家如何同工人相对立，工人如何同自己的劳动相对立等例证俯拾皆是。本文仅举一例，并特别说明所采用的方法。

写作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稍后的关于J. 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摘要中，马克思作了如下类比：“基督最初代表：（1）上帝面前的人；（2）人面前的上帝；（3）人面前的人。同样，货币按照自己的概念最初代表：（1）为了私有财产的私有财产；（2）为了私有财产的社会；（3）为了社会的私有财产。但是基督是外化的上帝和外化的人。上帝只有在他代表基督时才有价值；人也只有在他代表基督时才有价值。货币的情况也是一样。”根据《圣经》，由于基督之母玛丽亚感圣灵而孕，所以耶稣基督具有神人二性。他首先是人，是上帝面前的人和人面前的人，但又由于他是上帝派往人间传道的使者，代表着上帝，所以又是人面前的上帝。他是上帝与人的媒介，可是这个媒介同时也隔开了他们。或者说，二者只有借助这个媒介才能使自己获得规定，找到自己的意义。他们的价值成了基督的价值，他们必须代表基督而不是像最初那样基督只有代表他们时才有价值。因此，基督不仅是人的、也是上帝的异化。货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作为一般等价物，最初是以私有财产（为了私有财产的私有财产和为了社会的私有财产）代表的身份出现的，不过由于其一般性、普遍性而具有社会性，是私有财产和社会的媒介。在社会面前，货币是一种符号意义上的私有财产；在私有财产面前，货币又是一种符号意义上的社会。不幸的是，在两者把自己的价值赋予这个媒介之后，媒介却反过来成为衡量它们价值的标准。也就是说，由货币只有代表私有财产和社会时才有价值异化为私有财产和社会只有代表货币时才有价值。正是基于泛宗教分析方法，马克思得出了“货币是私有财产和社会的异化”的结论。

最后来看一下马克思对德国哲学的批判。在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绝对理念不过是思辨的产物，是人类精神的客观化，是无人身的理性，是存在与意识的完全颠倒，是宗教的完整表现。“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和在他的自然哲学中一样，也是儿子生出母亲，精神产生自然界，基督教产生非基督教，结果产生起源。”他的历史观只是绝对理念的发展史，只是它自我确证而返回自身的历史,只是它产生异化并克服异化的历史,所以这种历史观“不过是关于精神和物质、上帝和世界相对立的基督教德意志教条的思辨表现”；“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经过思考加以阐述的宗教”。青年黑格尔派的情况似乎不同，他们是传统宗教的激烈的批判者，无情地揭露福音书的种种荒谬，提倡以历史的观点对待宗教，主张用“自我意识”等解释历史。历史观上的关键词的转换成了他们与老年黑格尔派分野的标志，但这种转换归根到底只是一种“词句”的转换。青年黑格派停留在“纯粹批判”的圈子里，无法找到向现实过渡的桥梁，所以尽管这些词句震天撼地，却不能触动现实之一根毫毛。人是“自我意识”的人，自我意识却不是“人”的自我意识，在鲍威尔那里，主词和宾词仍是颠倒着的。马克思干脆称鲍威尔为“神学讲师”“神学家”,称其批判为“思辨神学”，“它完全是建筑在神学基础上的”，其结果“就是以思辨的黑格尔的形式恢复基督教的创世说”。

通过考察以上实例，我们大体可这样概括泛宗教分析法：所谓泛宗教分析法，就是像费尔巴哈批判宗教时所做的那样，在批判的各个领域重新设定主词和宾词的关系，即把它们的位置颠倒过来，从而把主词的根据归结于宾词。这种方法强调：原来的主词规定宾词的权利，是宾词所赋予的，在它确立之后，却成为一种异化的媒介物，反过来成为宾词的统治者。这种方法使马克思把宗教理解为异化，又把异化理解为宗教——“间接的通过一个中介物对人的承认”；把神理解为异己的媒介物，又把异己的媒介物理解为神。宗教（异化）也因此以某种方式与人的某种本性或本质联系起来。

泛宗教分析法的最大成就，就是通过重置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向唯物史观迈出了第一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著作的研究结论时写道：“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宗教（狭义的）和其他上层建筑的情形也是如此。“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在政治解放后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可以借助暴力消灭宗教，但由于私有财产相对于这种社会形态的必然性，其结果只能是：“正像战争以和平告终一样，政治戏剧必然要以宗教、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的一切因素的恢复而告终。”宗教作为一种既存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力量，对经济基础起着推动或阻碍的作用。马克思这方面的论述也是颇为丰富的。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他从宗教所代表的世俗精神的高度阐述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一般进程，并且认为，市民社会只有在基督教世界才能完成。泛宗教分析法的一些重要的重置还包括资本家与工人关系的重置、英雄与群众关系的重置等等。

应该说，马克思运用泛宗教分析法来剖析私有制社会中的“普遍异化”现象还是卓有成效的。特别是对上层建筑（如德国的政治制度、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作为社会意识的宗教等）的批判基本上是可取的，但当他对经济基础（市民社会）作具体考察时，这种方法的缺陷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因为它试图以人的本质的异化来说明劳动的异化，又以异化劳动的消除来说明人的本质的复归。马克思关于历史进程的描述可用一个简单的图式来概括：人的理想本质（绝对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理想本质的异化〔神＝私有财产＝货币＝资本（家）〕→理想本质的复归和实现〔一切异己媒介物（神及相当于神的私有财产、货币、资本）的消灭，宗教（异化）的消亡，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图式显然是以费尔巴哈的“人的理想本质”（尽管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理解有所不同）为起点，以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为方法（费尔巴哈并没有摆脱这种方法），以马克思的初步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为内容的混合体。然而，这种混合并非有机的，而是蕴含着一些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

1.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循环论证

宗教，作为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的社会意识，只能到同样是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的社会存在中去找根据。颠倒的社会意识只能是颠倒的社会存在的反映。但当马克思去追究作为市民社会基础的私有财产的根源时，他又追到宗教那儿去了。“起初主要的生产活动，如埃及、印度、墨西哥建造神庙的活动等等，不仅是为供奉神而进行的，而且产品本身也是属于神的。”他从由神的产生而导致的异化劳动中推出了私有财产的出现继而把它与人相对立视为人的本质与人相对立的一种表现形式。这样私有财产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神。也就是说颠倒的社会意识反而成了颠倒的社会存在的依据，颠倒的上层建筑反而成了颠倒的经济基础的原因，这与前面的结论显然是矛盾的。

2.宗教的历史观与历史的宗教观的互相纠缠

由于泛宗教分析法把异己的媒介物都视为神，把宗教等同于异化，这样整个人类的历史就变成了异化的演进史，变成了宗教的发展史，变成了占有人的本质的不同对象的更替史，现实的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便被遮蔽了。正如马克思在反思青年黑格尔派的、某种程度上也是自己的错误时所指出的那样：人被宣布为宗教的人，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关系逐渐地被宣布为宗教的关系，继而通过批判宗教来批判一切，其结果只能是从宗教史上对基督教作一些说明，而且还是片面的说明。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出，宗教史观和人道史观并无绝对的界限，它们往往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已。虽然马克思此时已经表露出一种欲从历史之内来理解历史的倾向，即把宗教视为“生产的特殊方式”，视为“受到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的社会意识。但由于泛宗教分析法的局限，这种倾向还难成气候。

3.“抽象的人”与“现实的人”的冲突

马克思把作为“类”的人的本质概括为“自由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这显然是脱离了社会、阶级、历史来考察人的结果。这个“抽象的人”亦即“人自身”，亦即费尔巴哈的“人”。虽然费尔巴哈竭力反对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但他自己并未摆脱其影响。和黑格尔一样，他也是用思想的联系代替事物的真实联系，用三一式来论证历史的进程。当马克思还是“费尔巴哈派”中的一员时，他也不同程度地犯有费尔巴哈所犯的错误。但马克思也表现出不同于费尔巴哈的另一面。比如在考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时，他把他们放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放在由私有制造成的对立中。《神圣家族》体现了马克思试图摆脱“抽象的人”而从社会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中考察人这种倾向的进一步加强，也表明了他对异化劳动理论作为历史观这种信念的动摇。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人的“实物本质”范畴，认为“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这种“抽象的人”和“现实的人”的冲突单靠原有体系的修修补补是不能化解的。

4.共产主义与“爱的宗教”关系上的暧昧

费尔巴哈认为，既然上帝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外化，那么通过“爱的宗教”把人联系起来，使人类的宗教感情指向自身，上帝自然就会消失。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它们的意义要胜过当时德国的全部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马克思对于理想社会的描述不同于费尔巴哈之处，也仅在于他把异化的消除等同于宗教的消除。由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形态以人的本质的复归和实现为特征，仍然是对抽象的“人的本质”的崇拜（尽管这种崇拜试图以非宗教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还是无法真正把它们和“爱的宗教”区别开来。

二、经验的方法与唯物史观的诞生

在标志着唯物史观创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反思了自己从前所犯的方法上的错误:“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做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把‘人’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人’描述为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就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质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把后来阶段的一般化的个人强加于先前阶段的个人，并且以后来的意识强加于先前的个人。”

“自由自觉的活动”本来是摆脱了固定分工束缚的人所具有的“本质”，可根据黑格尔的“起点即终点”的原则，这个本质必须从“先前阶段的个人”中概括出来。而要概括出这个本质，又必须把人抽象化，把人理解为“类”。“类”成员之间的联系，只是思辨中的、假想的联系，只是从“人的本质”中演绎出来的联系。由于脱离了人的社会物质条件考察人，或者说，把人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分割开来，那么就很容易从各种不同的人的本质中抽象出所谓的“一般本质”，然后再把特殊的、不同时代的个人视为这个本质的“自我规定”，视为它的各种表现出来的样态。这样，人们之间的联系就必须借助这个“一般本质”来实现，而不是借助于他们所生存的社会中的物质条件来实现了。这就是思辨历史观的秘密。

从马克思的反思来看，他实际上是把唯心史观的滥觞视为纯粹思辨的唯心辩证法的结果。“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想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从思辨的“泛宗教分析法”到经验的“现实生活关系考察法”，是一个质的转变。这种唯物主义方法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成果。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研究不是从原始社会而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的。他认为只有在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并揭示其规律后，才能真正了解整个人类的历史。“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对规律的认识必须运用辩证思维才能达到。在发现这些规律后，再去探寻它们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及发挥作用的程度，这样就可以描述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了。

通过运用唯物辩证法，马克思获得了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许多新的洞见，从而确立了新的历史解释范式——唯物史观，并克服了人道主义历史观中的种种矛盾。

1.生产力概念的新奠基

作为经济学概念的“生产力”经过魁奈的首倡，亚当·斯密的改良，到了李斯特已基本上成熟了。在魁奈那里，这一概念是从客体方面定义的，仅指土地能够生产出产品的能力。亚当·斯密则从主体的角度，即从人的劳动能力的角度进行了补充。李斯特更是把“生产力理论”看作比“价值理论”更根本的东西，看作经济学中的核心理论。他认为：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不知道要重要多少倍，为了提高生产力，牺牲财富本身都是值得的。

为了摆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市民社会和宗教的循环论证，必须找到比二者更基础的东西。这个东西如果不是人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如果从事实出发，辩证地考察资本主义社会，那马克思就不得不承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已完全显现出来。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体解剖”，马克思发现了生产力是有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整个社会的基础。得出这个结论之后，他便可以对古代经济进行“猴体解剖”了。这种解剖成立的依据便是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这一点,马克思曾不只一次地指出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致安年柯夫的信》《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他都强调，人们并不是毫无前提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是在直接碰到的、继承下来的生产力条件下创造，而生产力本身是不可以选择的。正是由于生产力在历史观中的这种“本体”地位的奠定，它获得了普遍性的意义，从而由一个单纯的经济学概念上升为哲学概念。

2.宗教批判的新境界

宗教不再被从“异化”的角度来理解，而是从最终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理解。“宗教本身既无本质也无王国”，它不仅不能独立地说明历史，而且也不能独立地构成历史。“‘基督教本身’没有任何历史，基督教在不同时代所采取的不同形式，不是‘宗教精神的自我规定’和‘它的继续发展’，而是受完全经验的原因，丝毫不受宗教精神影响的原因所制约的。”这样，“宗教的历史观”就变成了“历史的宗教观”，“异化的历史观”就变成了“历史的异化观”。这种转变所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异化理论不再具有一般方法和规律的意义。

唯物史观的创立，不仅使马克思能够更精确、更科学地描述阶级社会里的宗教现象，而且为他探讨原始宗教提供了可靠的思想工具。在人类之初，“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致使人活动的范围极其有限，自然界对人而言则是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征服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把宗教的产生同生产力水平联系起来，这就解决了费尔巴哈无力解决的问题：宗教产生的自然根源问题。

3.人的本质学说的新突破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之间的物质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和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用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特意把人们维系在一起”。这个结论的得出显然受益于方法上的转换：出发点不再是“抽象的人类”，而是从事实际感性活动的“现实的个人”。人的本质并非自在的、先天自足的，它不仅无权作为说明其他事物的基础，而且它自身还必须依赖于它事物给予说明。“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人的本质观上的转变深化了马克思对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认识：“在分工的范围内，私人关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阶级关系，并作为这样的关系固定下来”。阶级和阶级对立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分工直接导致的，而不是什么人的本质与人相脱离的结果。

应当指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人的本质是什么，而只是说明了考察它的方法。即：我们应该从物质生产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关系中考察人，这样不仅可以得出人具有社会性，而且还可得出人具有历史性、多样性、后天性以及在阶级社会中有阶级性等结论。同样应当指出的是，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论断并未完全失效，只是这个本质不再思辨地、抽象地从所谓的“类”中概括出来，不再作为假想的人类社会的起终点，而是被看作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固定分工消除了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特有的人的本质。两种关于人的本质的说法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统一起来。因为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的社会关系由于私有制的消灭而变得合理，人们不再屈从于固定的分工，“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不再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他们不仅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也成为自己的主人，因此完全可以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推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结论。

4.共产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回顾了整个人类生产的发展史并表达了这一思想：现代生产力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的社会本质，最后必然要求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必然要求由未来的共产主义的社会所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所以，“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共产主义学说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共产主义社会以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为前提，共产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共产主义事业是世界历史事业，共产主义者是实践的（行动的）唯物主义者。

费尔巴哈借助于“共同人”这一规定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这样一来又把“共产主义者”变成一个纯范畴，所以他应该被从共产主义者中驱逐出去。“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承继了费尔巴哈的衣钵，把人的本质视为“一切中的一切”，进而以人道主义来统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过人道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归根到底都消融在人道主义中了”；“在人道主义中一切关于名称的争论都解决了，为什么要分什么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呢？我们都是人”。因为从费尔巴哈派的营垒中来，马克思比别人更能认清他们的错误：他们把一切都归结为对人的本质的研究，是由于把宗教和政治当作物质生活关系的基础，是由于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俘虏，是由于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

小结

本文旨在从批判的困境及其消解这样一个新视角阐述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并试图提供一个评价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可靠坐标。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马克思把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的方法推广开来，运用到对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德国国家哲学的批判中去。本文把这种推广了的方法称为“泛宗教分析法”。宗教因此而被定义为“间接的通过一个中介物对人的承认”，即和“异化”等同起来。二者在“人的本质”基础上相互论证，相互说明。整个历史进而被理解为人的本质经过异化而复归的过程。这种人道史观中隐藏着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循环论证，宗教的历史观与历史的宗教观的互相纠缠，“抽象的人”与“现实的人”的冲突，共产主义与“爱的宗教”关系上的暧昧等等。造成这些矛盾的原因正是“泛宗教分析法”本身，即黑格尔式的思辨、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基于对这种方法的反思，马克思转向了“现实生活关系考察法”，即经验的方法、唯物辩证法，这直接导致了唯物史观的形成并一举解决了上述矛盾，也使马克思的宗教学说成为科学。就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而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泛宗教分析法”首次运用所取得的成果，标志着唯物史观转向的开端。但这种转向是不自觉的。《德法年鉴》上的两篇文章显示了这种方法应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更是把它发挥到极至，是人道史观的集中体现。《神圣家族》表明尽管马克思仍在沿用此方法，但已对它产生怀疑和动摇。这几部著作在历史观上的总体倾向是唯心主义的，虽然其中不乏真理的颗粒。唯物史观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人类历史所得出的必然结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是这种新世界观的第一次完整表述。

本文的结论不支持唯物史观系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在社会历史领域应用的“推广说”。斯大林认为，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以及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然后，将其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从而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本文的研究证实，唯物史观的产生，是泛宗教分析法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以及费尔巴哈唯心主义历史观批判（同时也是自我批判）的结果，是马克思对社会经济结构深入剖析的结果。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推不出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唯心史观的历史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历史几乎一样长。实际上，在马克思的作品里面，我们找不到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系统论述。这个理论体系直到晚年恩格斯那里才建立起来。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大板块”出现的时间顺序看，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前，辩证唯物主义在后，而不是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刚好相反。

本文的结论支持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与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存在根本差异的“断裂说”。阿尔都塞认为，1845年，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标志，马克思告别人道主义意识形态，走向历史科学。此前，马克思使用的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继承来的人、异化、精神、自由等历史哲学概念，此后，马克思则使用了诸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一系列历史科学概念。两种概念体系之间，就历史认识论而言，不是连续性的过渡关系，而是非连续性的跳跃关系，故称为“认识论断裂”。本文的研究证实，“认识论断裂”的实质是“历史观断裂”。经济史观取代了异化史观，科学史观取代了人道史观，唯物史观取代了唯心史观。“断裂”的要义是“范式”转换，并不意味着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和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没有任何联系。1845年以后，马克思仍然在使用“异化”概念，只不过它不再是历史观词汇，而是日常用语了（“哲学家”更容易听懂它）。人道主义作为历史观虽然被放弃了，但它作为唯物史观的一个属性或特征却得到了保留。

文章来源：《世界哲学》微信公众号（2020.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