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以中国社会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产生的时间顺序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发展与学术结构变化为主线，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致概括为三个发展时期：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确立指导地位与初步发展期；第二阶段，从改革开放前夕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到中共十八大召开前，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反思与蓬勃发展期；第三阶段，从中共十八大开始至今，为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期。进入21世纪的新时代，承担中华民族精神支柱和信念指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应对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挑战与发展的机遇。我们力求做到：第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研究范式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第二，在民族化和世界化相结合的思想逻辑中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三，在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中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伴随新中国的成立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挥“改变世界”的变革中国的实践中不断实现“中国化”的理论飞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经了理论确立、理论发展和理论创新的发展进程，这是一场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双向推进的发展历程。如何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何认识和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进程，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学界的研究表明，这些议题依然是构成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重要问题。

依照中国社会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产生的时间顺序，以学术发展和学术结构的变化为主线，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致概括为三个发展时期：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确立指导地位与初步发展期；第二阶段，从改革开放前夕的拨乱反正、真理标准的讨论到中共十八大召开前，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反思与蓬勃发展期；第三阶段，从中共十八大开始至今，为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期。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确立指导地位与初步发展

建立新中国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的胜利，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证明，更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运用。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这一发展阶段，是中国面临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艰难历程的双重考验时期。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地位的确立与社会发展主题的转变。

建国以后，中国面临着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意味着社会发展的主题由革命向建设的转变。这需要一方面，在现实层面进行社会主义变革，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在思想层面转变和改造人们旧的世界观，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武装国家公职人员、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乃至广大群众的头脑，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开展社会发展史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当时被称为“思想领域的解放战争”，是一次重要的卓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蒙教育。在这个阶段，专业化的哲学理论工作者队伍和研究平台得以组建成立。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哲学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以及单行本被陆续翻译出版，国外学者（主要是苏联学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得以大量有计划地翻译和介绍，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重新发表，以及《毛泽东选集》前三卷的出版，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得以确立。

学习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为了改造思想，更重要的是要继续发挥改造社会现实的功能，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社会发展道路是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如何向社会主义转变，在马列经典著作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提供的经验中没有现成的答案。在贫穷落后又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如何迅速建立起现代化大工业的经济体系？如何认识中国的阶级状况和处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如何在当时小农经济占主体的社会结构中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些重大的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终究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在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这体现了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变世界，社会发展与人的自由解放需要在科学认识世界与合理改变世界的结合中实现。中国过渡时期“一化三改”总路线的正确制定及其成功实践，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结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进行探索的最初成果，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变革生产关系比发展生产力更为重要，通过逐步改变生产关系，解决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问题。这一时期毛泽东撰写了《论十大关系》，不仅是国际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同时，它们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初步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上的新篇章，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艰难探索。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以及随之增多的矛盾和经验的积累，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必须作出抉择，是走苏联的老路，还是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初步作出回答，要深刻认识“苏联模式”的弊端，科学把握“中国特色”，逐渐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谓“中国特色”就是正确处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矛盾特殊性的具体体现。“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2]中共“八大”会议肯定了党的工作重心从革命向建设的战略转变，这意味着国内的阶级对抗性矛盾基本解决，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的确立标志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经济建设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共高层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重大转折。一方面，重新把已缓和与弱化的阶级斗争问题提到了中心地位。社会的主要矛盾依旧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问题被重新提出。曾一度被认定的经济协调稳妥发展的基本思路被多快好省、贪多求快和急躁冒进的指导思想所取代。实践的结果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经济上的“大跃进”和政治上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在经历“三年经济困难”后逐步滑入歧途。

阶级斗争扩大化不仅使执政党逐渐丧失了制度上的监督机制，也使党的指导思想逐渐丧失了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的纠错机制。尽管如此，在这一艰难阶段，广大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宣传和若干问题的讨论方面仍做了大量的工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而言，哲学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和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必须为广大群众所掌握。“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教科书的编写宣讲担负着对广大群众和高校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教育任务，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有：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影响很大。这一时期，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和争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因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常常混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正常的学术探讨因被纳入“阶级斗争”的框架而渐遭窒息。如果说关于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问题和关于生产力问题的争论还有正常的学术氛围，那么从1960年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开始则被打上浓重的政治印记，之后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问题的争论成为极“左”思潮在学术领域中泛滥的突出表现，“合二为一”被宣布为“反动观点”。这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丧失自我发展的内在活力而日渐枯竭僵化。

第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破坏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

1966年至1976年是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思想精神层面承受着巨大挤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与倒退。这十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占据主导地位的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被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遭到破坏。成为历史悲剧的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大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文革中鼓吹了“天才论”、“精神万能论”、“上层建筑决定论”、“全面专政论”等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谬误，使中国在各方面出现了混乱、破坏和倒退。

“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4]文化大革命作为历史，一方面要看得它对中国造成的巨大灾难，另一方面也要看得它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历史教训，认真研究这些历史教训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说却是有益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文革时期遭受厄运的情况，从哲学的高度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应该清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大多数矛盾已经不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才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组织经济建设才是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尽管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是它同阶级社会中两大对抗阶级的斗争已有根本区别。其次，必须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正确认识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在文革中，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去空谈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把许多是社会主义所要求或允许的东西统统当作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来批判，这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上必然陷入历史唯心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最后，必须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分辨是非的能力。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水平，在现实中不断增强同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而实际上反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的相斗争的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文革中遭受了厄运，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定特殊条件下泛滥成灾，但是终究是要失败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会在新的实践中得到发展。

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进展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前一个时期从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在这一时期中，既有可贵的探索和成功的经验，也有严重的失误和惨痛的教训。尽管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仍然未能找到一条成功地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第二个时期是从1977年的拨乱反正开始至今，文革的错误被迅速纠正，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遵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认识原则，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关系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折，确定了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由革命哲学向建设哲学作出调整和转变，开创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时代任务得以开启。

第一，拨乱反正与真理标准大讨论。

政治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必须深入到思想领域的正本清源。针对清除文革“左”倾错误思想和打破教条主义对人们思想的禁锢，邓小平提出了恢复和确立毛泽东一贯倡导和实行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国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以“特约评论员”署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文章指出任何理论都要不断地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直接把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提高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高度。文章引发了波及全国各领域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1978年5月开始历时三年，它既是一场深刻的学术启蒙运动，也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这场讨论一方面在哲学层面上，作为学术启蒙运动，打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束缚，重新恢复实践的认识论权威地位，促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解放，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式的研究方式。另一方面在现实层面上，否定“两个凡是”，批判个人崇拜和思想僵化，为人的自我发现提供了理性支撑，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和中国社会发展全局提供了学理依据。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

1978年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代主题从“革命”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此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工作重点的转移意味着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从事经济建设，绝不是对生产关系放任不管，相反，它要求生产关系的改变要真正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不允许以政治运动来干扰生产的发展和经济建设。这次会议确立了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包含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统一。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为即将展开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全面建设的新时期。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从邓小平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到2012年十八大对这理论做出的新表述，表征着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它是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组成的严整的科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它坚持与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期的体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回答了重大理论问题，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回答中包含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创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包括：首先，以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为主题的唯物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经历了两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是1978年实践标准大讨论，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两个凡是”， 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工作重心和实行改革开放。第二次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廓清了困扰人们的种种认识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对9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两次思想解放的目的和宗旨是既要反对“只唯书，不唯实”的教条主义，也反对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和模式的经验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下，密切联系中国实际，走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换言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构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性支撑和行动准则。“中国的事情要按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6]中国的“事实”不简单是经济文化落后，而是目前仍处于包括经济文化落后在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至今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实事求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其次，以和谐与科学发展为特征的辩证法。在中国哲学中，“和”并不是没有矛盾和斗争，也不是排斥矛盾和斗争；“和”是承认差异、差别乃至矛盾和斗争的。对比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教科书中的相关论述）以矛盾对立统一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强调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具有无条件的绝对性和普遍性，社会的发展是矛盾双方对立斗争与克服消溶的过程。在这样的理论思维中，对立斗争比和谐统一更重要，使人们坚定通过竞争和斗争的方式促进发展的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蕴涵的辩证法发生了很大改变，不再是对立斗争的同义语，更凸显出和平共处、和谐共生、共建共享、合作双赢的理论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是要构建和谐社会，当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无矛盾的社会，和谐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天然属性和既成事实，和谐社会是需要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化解矛盾实现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民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导力量，又是共享和谐社会的真正主体，实现“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7]。再次，坚持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相统一的认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完成全国性思想解放的历史重任之外，它所包含的重要哲学意义在于，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既包含认识论层面，又体现着历史观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视为社会生活的本质，把物质生产活动视为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这就要求把物质生产实践即经济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在社会历史领域实践标准是生产力标准的具体化，实践标准表现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就是生产力标准。邓小平提出的 “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把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统一起来，用于检验理论上的是非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成败得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坚持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相统一的成果，这一理论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原则。最后，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人如何得到彻底解放的科学理论，以人为本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点和归宿，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阐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揭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科学依据，指明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与人民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以人为本为核心的唯物史观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原则上的差异，它们脱离人的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来理解人。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时期，党和国家根据实践的发展适时地对执政理念做出了调整，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再到“以人为本”的转换。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出以人为本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命题，体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社会发展由人民来创造，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问题与进展。

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界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双百”方针鼓舞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积极参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把哲学研究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为理论探讨和学术争鸣进入活跃和繁荣的新时期做出努力。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从对传统教科书的反思到文本研究和“问题意识”的转换，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确立，不断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其一，传统教科书体系的改革及引发的哲学思考。

真理标准大讨论突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给人们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人的主体精神从封闭和僵化的思维中解放出来，开始思考现实社会和人自身。“思想先行”的成效是随之开启的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转折，科学的实践观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步恢复了“改变世界”和“改变中国”的现实功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意味着坚持理论的批判性和创造性。中国现实的改变使学界对固化人们思维与行动的传统教科书展开了反思，一方面，传统教科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最大范围地传播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另一方面，因传统教科书的体例和内容更多沿袭苏联模式，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陷入教条化和简单化。现实创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学术机遇，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到世纪之交，为克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现行的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弊病，由教科书体系的改革为起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展开了讨论，“实践唯物主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的方向。随后引发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以及实践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和本质等问题的研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内容，使哲学研究的理性化水平得以整体提升。值得反思的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创新讨论了几十年，但是新编写的教材往往只落实了有关部门宣布的新原则，内容的撰写依旧重循旧体系的老路，就此而言，从编纂理念到逻辑思路、从框架体系到行文内容能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教科书编写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其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与“问题意识”的转换。

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引起了学界从思想史发展的多重视角研究马克思文本的热潮，这一研究路径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２版为文献依据，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基去“重读马克思”和“走进马克思”，通过对马克思文本原初语境的深度解读厘清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脉络，更好地“发展马克思”。这意味着从学术层面的考据式研究中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这种正本清源的理论旨归在于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需要坚持和发展的，即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所遭遇的危机与激活生命力的问题。从当代视野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植根于理论的科学批判与现代市场经济现实基础之上，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与方法思考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和对现代性进行深刻批判，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当代的重要途径和构建当代理论形态的最根本的途径。随着本文研究的深入展开与对当代问题回答的需求，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从“体系建构”转向“问题意识”，以经典文本、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为依据的应用哲学和部门哲学研究逐渐出现和完善，许多新的问题从不同视角被提出进入哲学研究的视野，包括人学、生存哲学、交往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和价值哲学等等领域哲学纷纷兴起，它们自觉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多种建设性思路，表征着哲学思维从纯粹思辨的抽象追问转向对生活世界和社会现实的关注，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具体领域的哲学省思，同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视域和生长点。

其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出场与价值。

因“问题意识”与部门哲学的确立，围绕中国发展的理性思考与回答精彩纷呈，却难免因忽略共同语境有相互封闭、自说自话之嫌，正是这种消除相互壁垒的理论诉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能够承担各领域哲学之间对话、沟通和互鉴的理论责任，因为这一研究范式是直接面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是以推进部门哲学的创新为理论思考背景，解决当代中国与时代课题为理论旨归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一经提出在学界即得到共识并被持续关注，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涵义、发展历程、经验规律、关系问题、视角路径和范式方法等已有诸多研究成果。就现实发展的趋势判断，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面临着双重挑战，国际上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迅猛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要求建立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普世理念，在国内社会发展正处于发展转型期，政治儒学与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要求重构中国的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应对考验，需要学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考察中国问题的理论原点、回答“中国如何发展”和寻找解决中国问题方法的视域中塑造中国现代化精神和现代化观念，为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题。面对国外国内的挑战，一方面，学界在对外国哲学、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与借鉴过程中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世界维度。另一方面，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哲学的融通扬弃中坚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民族维度。在双重维度提炼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成果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

从改革开放到中共十八大召开前的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由于工作重点从“革命”向“建设”、“发展”的转移，以及民众个体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最大化地激发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与创造性，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建设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实践证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中华民族获得解放和独立的历史运动中承担着理论指引，而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兑现的国富民安的伟大实践中依然保持主导地位，以自身不断发展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将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第一，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实现整体转型发展。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指明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需要解决的新课题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为调整经济结构的稳增长，而不是经济总量的单方面增长，习近平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改革”等决策，即适当放缓经济增长速度以优化经济发展结构，不以单纯追求高速的经济增长为目的，改变以往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发展模式，推出创新驱动为经济发展新动能，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加速更换动力的顶层设计，标志着我国开始了由大国向强国迈进的发展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整体转型发展的新时代。

首先，实现生产力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整体转型。从历史来看，因科学技术、人才资源匮乏而以要素驱动和投资规模驱动经济增长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伴随中国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提出了“创新发展”、“创新驱动”的新思路并逐步实施，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不断增强综合实力，实现和谐社会建设向更高层次发展。

其次，实现生产关系由“阶层固化”向“平等和谐”的整体转型。经过几十年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因收入差距拉大出现了“阶层固化”，这是按劳分配原则和国家治理未能同步跟进造成的。为实现社会发展的稳定和民众的共同富裕，十八大以来提出“共享发展”理念和“精准扶贫”措施，以达成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和促进平等和谐的新型生产关系。

再次，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由“国家统治”向“国家治理”的整体转型。当下，我国资源配置不够公平，人均资源占有率相对较低，日趋增强的各种诉求难以完全得到满足，只靠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主导来降低和解决矛盾已然不够。党中央提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身份的转变，要求以依法治国和公平正义来解决矛盾与难题，实现“法治”与“善治”相统一的现代化国家运作模式。

最后，社会发展理念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型，实现社会由非均衡发展走向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发展。从哲学观上来说，以人为本是人的世界之所以成为人的世界和人之所以作为人的一条根本原则。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本质上就是“以人为本”的历史观和发展观，它体现了人与人的世界的同一和人与自身的同一。“以物为本”的发展观是社会的发展过度重视物质财富在总量上的增长，忽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而人的非物质需求却得不到充分实现。新时代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改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全方位的，这要求社会发展应由非均衡发展向全面协调发展的整体转型升级，以解决新时代的主要矛盾。

第二，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创新。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是对时代主题的科学解答，这一时代精神在人类解放实践中获得验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入是一场从“化中国”到“中国化”的理论发展与创新历程，理论发展与创新离不开社会实践的舞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质是“改变世界”，“改变中国”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本质的具体化和民族化的伟大胜利，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引下新中国的建立、改革开放的启程和新时代的到来是这场胜利逐步取得的实践成果。换言之，这场胜利还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姿态实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层面的创新。实践创新为理论创新提供了现实土壤和检验标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理论层面的创新则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013年和2015年，中央政治局进行了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主题的两次集体学习，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需求，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仍然具有生命力，能够承担着对中国时代主题的回答。尽管在时间节点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后发型事业，但在发展方式与发展目标上却与西方的现代化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就此而言，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崭新的实践运动。基于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经验总结，在新时代背景下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诉求。

一方面，在实践诉求层面，新时代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需要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众所周知，诞生于近两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产生之日就成为人民大众的理论武器，不断地通过革命的方式获得自身的解放，尽管在当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实现根本制度的扭转，但在东方社会俄国、中国以及亚非拉一些通过民族解放运动获得独立的国家中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在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生命力和需求度，其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的本质精神，而这种精神是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真正的人所具有的，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旨归是实现“人的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那么，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至上”为核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精神，在“认识中国和改变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承担着理论指引，使国家和人民走在“强起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和面向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

另一方面，在理论诉求层面，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创新要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统领和以互鉴交流为发展态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把面临的问题转化提升为哲学问题，在分析学理层面和解决现实层面的重大问题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创新。“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8]这是新时代理论工作者需要完成的重大任务。构建一个体系则需要明确的概念、清楚的问题、清晰的思路和顺畅的话语，那么，对于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就是要提出贯穿在学科、学术和话语三大体系中的重大问题，包括“百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构成”、“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观的当代阐释”、“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优势”和“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与世界大变局”等等，对于这些重大问题的回答能够廓清三大体系的相互关系，使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创造性发展。同时，在中华传统文化优秀资源、西方哲学思潮合理资源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资源间进行积极对话，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融会贯通，形成一种开放互鉴的哲学发展态势。

四、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几点思考

真正有希望的民族是勤于思考的民族。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层次和思想成熟程度往往取决于自身的哲学素养，就此而言，哲学是民族精神之魂。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也塑造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使中华民族判断力得以提升，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得以复兴。当中国历经艰难奋斗以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方式走过风云变幻的20世纪，在相继获得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身份进入新时代之时，承担中华民族精神支柱和信念指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应对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挑战与发展的机遇。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研究范式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研究范式”观由库恩提出，认为科学的结构和形式相比科学的理论和内容对科学的发展更具决定性，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比内容更具本质性”可以确证“研究范式”的重要性。为此，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创新，确立一种研究范式更为根本和重要。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经历了从“教科书研究范式”到“教科书改革范式”的转向，目前面对实践的发展和现实的变化，需要确立的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真理本性和实践本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解释中国”和“改变中国”的理论呈现。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是以研究中国问题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历史与逻辑进程的理论表达，它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学术的整体，把中国的问题和中国的实际作为研究的立足点和根基，这样的研究范式可以从前提性上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必要和何以可能的问题，能够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在这一研究范式背景下来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时代主题和优秀文化实现辩证的统一，通过研究与书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发展，深入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去探究其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路，把中国问题的历史本质与现实的理论逻辑统一起来，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判断既能够厘清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产生的理论成果，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的特色、风格与气派，又可以提炼这些理论成果发挥实践效用的思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第二，在民族化和世界化相结合的思想逻辑中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创立之日起因其对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注而打破地域与民族界限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并且不同国家在实现民族解放中把其内化为本民族的思想意识，这在人类思想史上是其它任何理论都无法比拟和超越的。同时，这种世界化和民族化的统一拓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力和生命力，民族的特殊性问题与世界的普遍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是统一的。基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主要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主题结合起来，一方面，自觉运用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智慧去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另一方面，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思和规范中国的当前实践，以中华民族特有的形式创造性地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可见，注重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实践，以真正哲学的方式来介入和研究这些思想资源和对象性基础，践行为社会发展做学问和为人民代言的理论使命，发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功能和进一步实现对新时代中国的改变。从理论发展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构成，自觉关注当今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的新进程，形成与时代发展共通的问题意识，对具有世界性的哲学问题作出中国特有的回答，以中国智慧和方案解决人类根本问题，从而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升为具有高度世界性的哲学。同时，善于自觉吸收进步的思想文化成果，以开放互鉴的姿态与现代外国哲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沟通与对话，营造全球文明交流与思想沟通的语境和态势，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的思想和日益扩展的世界交往中保持生命力，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一条创新发展的路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指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要对世界有更大的贡献。

第三，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中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核心范畴，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能动地建立起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因此，实践首先构成人类历史运动的基础和动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作为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指明理论应“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理论不是独立于社会历史进程的纯粹的观念形态，而是社会革命实践的内在组成部分，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就此而言，理论与实践是有机整体，实践作为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本质活动，理论对实践的把握并非外在静观和客观描述，是一种批判的、革命性的解释和一种立足于实践改造的现实运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根本原则。中国的近现代史证明，把理论和实践作为一个统一的总体来实现中国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做到这种统一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能获得顺利发展。为此，应避免切割理论和实践有机统一的做法：一种是过分推崇理论，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切断实践对理论的本源性关系，这是没有现实意识的学术研究，必然陷入理论的“自闭症”走向教条主义；另一种是经验主义，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盲目地谈论中国实际，这是没有理论深度的现实主义，过分迎合现实需要无视理论自主性，造成丧失理论对现实的批判反思功能而走向机会主义。只有自觉克服和防止这两种割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做法，面对实际和中国问题，才能创造适应中国现代化需要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国际环境的巨大变化，当前中国最大的实践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和回答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多样，提倡由理论指导的自觉的实践，反对脱离理论指导的盲目的实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在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正确解决问题，保持自己的主导地位。这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同时决定21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2]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2页。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7]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年9月27日。

[8]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8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_3.htm）

原载：《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