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理论方式关注中国现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曲阜师范大学联合发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人论坛”，聚焦中国道路与经济社会发展等重大时代主题，聚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共同打造高端学术论坛。2020年12月26-27日，首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人论坛”在山东日照召开，本论坛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为主题，分四个分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道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涵与时代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40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哲学中国”公众号将陆续推出部分参会学者的发言精华与读者分享。本期推出上海大学孙伟平教授在本届论坛上的发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与文本研究，二是面向现实与未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建。当今时代和社会正在急剧变迁，即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向智能时代跃迁，或者说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向智能社会跃迁。正如农业时代的理论和方法不可能真正解决工业时代的问题一样，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的理论和方法也不可能真正解决智能时代、智能社会的问题。因此，迈入异质性的智能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若要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回应和解决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进行“以我为主”的哲学创建。这正如邓小平所告诫的：“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

一、智能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实践基础正在发生变化

人工智能是一种深刻改变世界、应用前景广泛、发展前途光明的高新科学技术。在信息化、智能化浪潮中，随着电脑、手机、互联网的普及，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信息化、智能化正在席卷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人类正在迈入一种全新的技术社会形态——“智能社会”。在“后工业”的智能社会，人们的生产方式、组织结构、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都正在被迅速、彻底、全方位地改变。这一切改变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野，拓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身带来了一系列尖锐的挑战。

需要正视的是，人工智能与历史上的一切科学技术都迥然不同。人工智能不是以往那种普通的、“仅仅作为工具”的技术，不是那种肯定可以预测和掌握应用后果的技术，而是一种远未成熟、威力巨大的革命性、颠覆性技术。它以对人类智能的模拟和超越为着力点，在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对人手或人的体力解放的基础上，不断“解放人的头脑”，取代人承担各种体力和脑力劳动，对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进行深刻的信息化、智能化改造。迈入21世纪，各种聪明的智能系统、智能机器人不断涌现，能够承担的生产活动和社会工作越来越多，这极大地改变了人的生存境遇和活动环境，不仅要求人们重思、调整“人机关系”，而且反过来深刻地影响了人对自我、社会的认知。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将会如何发展，机器智能是否可能超过人类智能，以及它将会导致一些什么后果，带来一些什么风险，目前社会各界聚讼不断，莫衷一是。但仅仅就人工智能现阶段的发展而论，它就已经令人“刮目相看”了：它所导致的一系列以前未曾预料的前沿性问题，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基本理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许多问题亟待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思考和解决。

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工业革命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逐渐成熟的，打上了鲜明的工业时代的烙印。迈入“后工业”的智能时代，新的时代背景、新的实践基础、新的理论诉求、新的人民期待……要求我们批判性地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智能科技、智能社会的关系，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之无愧于“时代精神的精华”，表现出面向智能时代的社会实践的适应性和生命力。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2]立足今天社会信息化、智能化的潮头，系统回应人工智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建构符合智能时代实践内涵和基本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应有的理论姿态，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如果一味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本”，甚至盲目自信地固守既有的教科书体系，而无视智能科技的快速发展及其对世界的革命性改造，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那么就必然堵塞真理发展的道路，室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生机和活力。毛泽东曾经谆谆告诫我们：“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3]因此，在时代和社会变迁的历史关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那些只会背诵“本本”、按“本本”办事的“两足书橱”，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理论、不断与实践互动的“历史的促进派”。

二、智能时代“实践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面临挑战

马克思、恩格斯将科学技术视为历史进步的杠杆，总是由衷地欢迎科学技术的进步，并将自己的理论建筑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基础之上。正是以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和生物进化论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才描绘出了当时最先进的“世界图景”，扬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创立了“实践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实现了哲学史上的划时代革命。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来的170多年里，科学技术呈现加速度发展的趋势，特别是信息科技、智能科技的指数式发展和广泛的应用，实质性地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图景”，提出了大量具有革命性意蕴的前沿性问题。

关于非实体性的力、场、粒子、真空等的科学研究，“暗物质”“反物质”难以归入传统的物质范畴，特别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的信息凸显为一种日益重要的存在，物质与意识的“二分法”似乎显得有些粗陋了，传统的偏重实体的物质观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

同时，人工智能、“机器思维”等的迅猛进展，机器智能不仅在数据采集、存储、运算、输出等方面超过了人脑，而且正试图在想象力、创造性、协同性等领域超越人类智能，传统的意识观、思维观正受到颠覆性冲击。假如我们不得不将“机器思维”纳入思维范畴，那么，意识、思维作为“人脑所独有的机能”就站不住脚了，并且“什么是思维”、机器思维与人类思维的关系都成了令人头痛的哲学问题。

随着智能科技、包括虚拟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跨地域、超时空的虚拟实践、虚拟交往越来越普遍，这改变了实践的结构和形式，令传统的实践观显得越来越贫乏。由于信息采集、知识生产成为典型的生产活动，知识产品成为上市交易的日常商品，实践与认识、知与行等之间的严格区分变得模糊了。特别是，具有一定自主性的智能机器走进人们的社会生产与生活，各种智能系统扮演着维系社会正常运转、保证人们生产生活顺利进行、提高工作学习效率的重要角色。然而，随着智能系统越来越聪明，自主性越来越强，可以独自承担或完成任务，也可以自动结成一定的“协作关系”，甚至进行一定意义上的社会管理，它是否可以成为像人一样的实践主体、认识主体的问题，就成为人们争论不休的焦点。智能系统的活动是否属于实践活动，“机器交往”或智能系统与人的交往是否属于交往活动，它们所结成的“协作关系”是否可以纳入“社会关系”的范畴，也在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提出了挑战。

大数据理论、云计算工具，以及相对论、量子力学、概率理论、或然性逻辑的等创立，以往被“嫌弃”的不确定性、或然性、相关性、非决定论的意义有待重新评估，它们与确定性、必然性、规律性、决定论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解释。同时，随着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信息的快速流通和充分共享，经济的全球化和大量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人们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突出出来，世界越来越被整合成利益攸关的命运共同体，注重整体、全局的综合性、系统性思维方式越来越取代线性思维、分析思维占据主导地位。

人工智能、虚拟实践和交往等不仅“重构”了人的生存环境和活动条件，而且正在实质性地改变“人”本身，对“什么是人”即人的本质问题构成了巨大挑战。例如，“会思维”曾经被认为是人的本质，但“机器思维”正在成为不争的事实，甚至完全可能超过人类的思维水平；又如，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曾经被认为是人的本质，但智能系统日益自主、自足，已经开始根据劳动过程的需要制造生产工具，灵活地运用于生产过程，并根据生产的需要不断调适、完善。此外，智能机器人在外形上可以不必像人，但借助智能技术和生物技术，也可以制造得“比人更像人”，即比普通人更加合乎“标准”，从而令智能机器人究竟是否是“人”成为一个聚讼不断的话题。尤瓦尔·赫拉利断言：“这些改变触及的会是人类的本质，就连‘人’的定义都有可能从此不同。”[4]

诸如此类的基础性问题、前沿性挑战很多，它们不仅令既有的哲学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显得贫乏，而且在时代的变迁中，也令人类的生存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充满更多的不确定性，人类跨入了越来越难以自己“扼住命运的咽喉”的“风险社会”。[5]恩格斯曾经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6]智能科技、生物科技、航天科技等高新科学技术仍然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仍然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角度改变着我们的世界，在相当程度上重塑着“人”自身和人类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若要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绝不能忽视时代的变迁和现代高新科技对世界的改变，绝不能忽视这些重大变化的革命性意蕴和对历史发展的杠杆作用，而应该密切关注这些具有异质性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回应各种前沿性问题的过程中把握“时代精神的精华”，实现哲学观、哲学理论、哲学方法和哲学精神的革命性变革，为人们“解释世界”并进而“改变世界”贡献“大智慧”，为文明转型过程中无所适从的人们提供安身立命之所。

三、人工智能导致的政治经济学或唯物史观后果

从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的视角看，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人工智能在生产和社会中的广泛应用，信息、知识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广泛地渗透到生产力之中，作用于生产关系，一种“以知识为主导的经济”——知识经济或智能经济——正在迅速崛起。这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理论提出了大量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首先，知识成为生产力结构中的关键性要素，导致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社会阶层理论发生显著变化。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知识”、“信息”从来不外在于社会生产力，却也从未成为生产力结构中的一个独立要素。随着生产的信息化、智能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信息”正以自身的“统合性特征”逐渐在社会生产中发挥主导作用，科技创新日益成为“第一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成为市场竞争和国际竞争的主阵地。在这种情况下，知识成为生产力系统和社会资本结构的关键性要素，生产力的发展从依靠“硬要素”转变为依靠知识、信息之类“软要素”，知识生产、信息生产本身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如马克卢普发现，“知识在资源分配中从外生的独立变量地位‘提升’到取决于投入的一种内生变量的地位”[7]；德鲁克指出，“知识是今天唯一意义深远的资源。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即，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没有消失，但是它们已经变成第二位的”[8]；曼纽尔·卡斯特断言，“在新的信息发展方式中，生产力的来源在于产生知识、信息处理与象征沟通的技术。知识与信息无疑是一切发展方式的关键因素”[9]。与之相适应，知识的生产者与所有者——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数量上急剧扩张。而“知识阶层”的产生和扩张，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层、阶级结构理论带来了巨大冲击，因为社会的主要劳动者将在经历工业化过程、经历从农民到工人的演变之后，又面临着从农民、工人到知识阶层的演变过程；知识阶层成为社会生产、社会财富的主要掌控者，获得了相较工业社会、农业社会更大的社会权力、更强的社会控制力。

其次，智能产业的崛起、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改变了人们的经济观念，对劳动价值理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随着生产的信息化、智能化，特别是智能产业的崛起，生产力的诸要素不断被改造，知识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智能机器已经能够在人所授权的范围内，识别生产对象、调整生产程序、安排生产进度，直接操控生产过程，有时生产的具体指挥也不再需要由人来承担。生产的这种智能化趋势已经出现，并将随着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普遍，这不仅导致信息、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资源，而且导致传统的资源观、资本观、劳动观、价值观、财富观、权力观受到强烈的冲击。例如，传统的劳动观主要依靠“机器时间”和“一般等价物”来衡量劳动。在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下，大量的劳动可以交给智能机器完成；具有一定异质性的服务业中的劳动和创造性更强的知识生产中的劳动都很难被“一般等价物衡量”。那么，什么是劳动？劳动是人自由自主的活动，人证明自己的手段，还是一直就被“压迫着”人的苦役？再如，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理论的基石。随着生产的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法定劳动时间日益缩短，所创造的利润和剩余价值却越来越多，剩余价值率越来越高；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成为竞争能力的标志。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有人认为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应该用“知识价值论”取代它。如奈斯比特明确主张：“在信息经济中，价值的增加不是靠劳动而是靠知识。在工业经济初期诞生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必须为新的知识价值理论所取代。”[10]更多的人则认为，不能用“知识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而主张充分注意脑力劳动和科学技术知识在价值创造中的重要地位，承认知识和包含知识的先进技术生产设备与活劳动一起创造了价值，而且比活劳动创造了更多的价值，从而按照智能时代的特点发展劳动价值论。

再次，在智能经济结构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正在发生变化，相关的剥削问题需要重新思考。随着生产的信息化、智能化，信息、知识成为社会生产资料的一部分，而且是越来越重要的部分。但信息、知识等文化资源与物质、能量等自然资源迥然不同，存在“可共享性”与“独占性”的截然区分。信息、知识作为资源的“可共享性”改变有了传统的资源观，解决了资源“稀缺”之类的瓶颈问题。同时，信息、知识成为新型的生产资料，并且具有“可共享性”，这明显改变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要求马克思所谓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1]。此外，自第一次工业革命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以来，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一直凭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剩余价值、剥削雇佣工人。而一旦信息、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劳动者多数是占有这种生产资料的知识分子，那么，依靠少数人占有全部或多数生产资料的优势而存在的“剥削”能否继续下去?如果依然存在剥削，那么这种剥削又存在于什么环节，又是怎样产生的?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知识工作者掌握生产资料，即在他们大脑中存储的知识，是完全可以带走的，而且是巨大的固定资产。由于知识工作者掌握生产资料，因此他们是易于流动的。”[12]假如知识劳动者意识到自己创造或掌握的知识对于企业具有生死存亡的意义，提出远远超过市场价值的经济诉求，而企业又不得不接受这样的条件，那么，这是否可能成为一种新型的“反向的剥削”?

迈入智能时代，类似的问题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经济与社会已经、并且正在被彻底重构，我们熟悉的一些分析框架、理论和方法往往显得捉襟见肘。如何因应智能经济的快速发展，解决经济、政治领域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理论面临的全新课题。

四、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视域中的智能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

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智能社会是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的一种新型的技术社会形态，它具有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等迥然不同的基本特征。农业社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是以满足人们的“衣”、“食”等基本需求，以畜力和人自身的自然力为能量，以种植、养殖和家庭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活动的小农经济形态。工业社会则主要依靠资本和机器来推动，以使用自然资源（原材料、能源）、开动机器分工生产标准化的工业产品、满足不断开拓的市场的多方面需求为主要生产方式。智能社会是工业化社会之后，以信息科技、智能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为核心的高科技社会，是脑力劳动或知识创新占主导地位的智能经济社会。它通过信息的采集、知识的创新，以及它们的传播、共享和创造性使用，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生产力水平。从智能经济的构成要素来看，脑力劳动、大数据、万物互联、智能生产和服务是智能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典型要素。

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3]智能社会建立在高度发达的信息科技、智能科技基础之上，是信息科技、智能科技广泛应用于社会各领域、重建或“再结构”社会的产物。信息科技、智能科技对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都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它的快速发展是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和人的解放的强大推动力。当然，智能社会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传统的技术社会形态的彻底消亡。“智能社会”主要描绘的是社会形态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它没有、也不必要彻底消灭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一切，就如同工业社会并不消除经济结构中的农业部门一样。此外，智能科技还处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它将把既有的社会改造、重构成什么样子，还有待其自身发展的可能性和人们的选择性应用。

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是划分社会形态的不同方式，它们之间往往存在着内在的关联。观察和咀嚼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洞察到，封建社会建筑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人们有时称之为“小农经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建筑在工业社会的基础之上，人们有时也称“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顺此推理，我们是否可以提出一个大胆而有趣的假设，即在智能社会的基础之上，是否有可能诞生一种更先进、更合理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

这一假设并非空穴来风。如果我们冷静地分析，那么不难发现，智能社会不仅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它本身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性。例如，随着智能经济的发展，信息、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资源，而信息、知识与农业社会的土地、工业社会的资本具有异质性，它具有不排他的可分享、可共享性，这有利于信息、知识在全社会范围共享、遗传，有利于促进“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现。运用强大的信息化、智能化工具，我们完全可以深入生产、流通、交换、浪费诸环节，及时捕捉市场大数据，瞄准消费者丰富多变的个性化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订制型生产，并利用发达的智能物流系统及时送达消费者手中，这为建立快速、准确把握市场需求的计划经济体制创造了基本条件。在生产自动化、智能化背景下，大量的劳动可以交给智能机器完成，需要人亲自承担的工作日益减少，人们可以从被动、繁重、重复、单调的劳动中解放出来。那些必须由人自己亲历亲为的劳动岗位和工作职责越来越少，不妨交给那些真正热爱这一职业、热爱这种劳动的人去操劳，让他们自主自觉地、兴味盎然地去做。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劳动就不再是阶级分化社会中“谋生的手段”、被迫从事的“苦役”，有可能真正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14]。此外，在过去的阶级社会中，“劳动阶级”创造了剩余价值及相应的“自由时间”，但这些都被少数“不劳动的阶级”所占有了，“劳动阶级”几乎没有机会享受自由时间，也因此丧失了从事精神娱乐活动和自我提升的空间。而智能时代的到来，不仅可以满足人们自由全面发展的各种物质需求，而且逐步减少了人们的必要劳动时间，普遍增加了人们的自由时间，令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具有了更现实的可能性。[15]

最后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虽然人工智能的发展、智能社会的建设为共产主义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告诉我们，共产主义社会绝不会随着技术的进步、技术社会形态的演进而自动到来。作为一种比工业资本主义更加先进、更加合理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的实现有待于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顺应历史潮流，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全面、系统地开展社会变革，促进人与社会的自由全面发展。具体而言，即必须铲除生产资料（土地、资本，特别是信息和知识）的私有制、重建“个人所有制”，通过制度完善抑制“资本的逻辑”以及被其宰制的“技术的逻辑”的负效应，消除数字鸿沟、社会分化和对人的“社会排斥”，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基础之上，真正建立全体人民当家作主、人机和谐、自由全面发展的公有制社会。

五、通过创新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

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显著特征，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格。面对现代科技、特别是智能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面对不断涌现、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和严峻挑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迄今在理论上的总体表现并不令人满意，不仅没有作出及时、全面的整体性回应，而且经常“缺席”一些前沿性的理论议题，有时甚至干脆无视人工智能和智能社会的发展，陷入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这不是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应该拥有的理论姿态，也与试图“变革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宗旨不相符合。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神圣使命，就在于紧扣智能时代的理论主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地处理坚持和发展、创新的关系——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坚持贯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切实以发展和创新为核心，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为智能时代的社会实践提供及时、有力的指导。

首先，增强理论自信，确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智能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创建符合智能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为智能时代全新的社会实践寻求理论指导，解决新出现的各种问题和挑战。这种创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义不容辞的权力和责任，明显不能照搬已经不在世的经典作家（包括国外或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成论述，更不可能指望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的“高谈阔论”，而只能以信仰坚定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为主体，以智能时代日新月异的社会实践为基础，基于自觉的理论使命感、权力感和责任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形式和方法方面都有所创新、有所建树。显然，这对作为主体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他们提升自己的科技素养，向包括虚拟实践、虚拟交往、智能生产、智能服务、人机互动、人机协同在内的广大领域拓展活动空间，在真正了解、掌握智能科技及其应用前景的基础上开展创造性的理论探索。

其次，强化问题意识，以智能时代出现的各种重大问题和挑战为理论突破口。问题既是理论创新的起点，又是理论创新的动力之源。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6]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对时代问题进行理性思考的结晶。在社会信息化、智能化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需要思考和解决的新问题、新挑战，只有准确地理解这些新问题、新挑战，才能为理论创新提供新的土壤、新的契机，并在具体的解题过程中把握住历史脉络，掌握发展规律，把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都不断推向前进。这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17]

再次，倾听生活实践的呼声，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它从来就不是那种技术性的“学院派”理论，而是火热的生活实践中尝试性、创造性的“解题智慧”。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8]马克思本人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19]，从来就不屑于闭门造车式的“解释世界”，而视改变我们生活的世俗世界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一生都在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孜孜奋斗。迈入智能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关键也在于深入智能时代的实践探索，以之为基础提炼、创造这一时代特有的理论、方法和精神。当然，在探索过程中，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智能时代的生活实践对一切理论、方法和精神的裁判权，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复次，反对教条主义，营造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正常环境。本本、教条是以往时代、他人实践的产物，不顾时代、条件的变化生搬硬套常常“害死人”。毛泽东认为：“教条主义是不落地的，它是挂在空中的。”[20]“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21]邓小平反复告诫人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22]“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23]因此，在智能时代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彻底清算各种“洋教条”、“土教条”和“马教条”，反对神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家的论述，反对神化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解读”，反对任何垄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权、发展权的企图。

最后，坚持实践思维，永葆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未来的开放特性。恩格斯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24]。由于人工智能仍然处在高速发展过程之中，它对社会和人自身的变革和塑造刚刚开始；由于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的深刻性、复杂性，以及新的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因而智能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绝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它必然是一个随着社会的信息化、智能化进程，在新的社会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历史过程。它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及时回应、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各种新问题、新挑战，不断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方法的创新。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人工智能前沿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19ZDA018）、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智能时代人的新异化问题研究”（2019BZX001）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与智能时代”为题，原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11期，这里做了比较大的修改。）

【注释】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

[2]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3]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

[4]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405页。

[5] 参见[英]尼克·波斯特洛姆：《超级智能——路线图、危险性与应对策略》，张体伟、张玉青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XXV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4页。

[7] [美]弗里茨·马克卢普：《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孙耀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8] [美]彼德·德鲁克：《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达尔·尼夫主编：《知识经济》，樊春良、冷民等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9] [西]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1页。

[10] [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趋向》，孙道章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0页。

[12] [美]彼得·德鲁克：《21世纪的管理挑战》，朱雁斌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5页。

[15] 参见孙伟平：《智能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8年第7期。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290页。

[17]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页。

[20]《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21]《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页。

[22]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23]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页。

文章来源：“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202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