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哲学理论工作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随之不断改进和完善,人民群众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能力随之不断提升。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百年进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新时代继续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需要不断加强大众化主体队伍建设,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话语体系,创新和拓宽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方式和途径。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方法必须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并灵活运用，才能产生现实的物质力量。实现大众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也是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展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进程，也是持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新时代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需要吸收和借鉴百年大众化实践的基本经验，不断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方式方法。

一、大众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在实践中运用而得到的体验、认知加以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中国传统的优良哲学文化相结合，既吸取其具有生命力的学说，又赋予其全新的诠释和内涵，从而具有中国气质和中国作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共产党具有精湛哲学修养的领导人和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家持续合作，共同创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1]如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内涵、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早期传播、李达与《社会学大纲》、艾思奇与《大众哲学》、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论”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等一系列重要论断，以及中国梦、“四个自信”、“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重要概念，充满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陆剑杰曾以“中国的命运”为主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做了整体性考察和系统梳理，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端，以李大钊为首倡、瞿秋白等为后继的“窃火”；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孕育，以毛泽东为代表、鲁迅等参与的“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以毛泽东为首席、与李达、艾思奇等合作的“创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型，由毛泽东发端、邓小平领率、众多哲学家参与的“革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体系，由冯契带头、一批哲学工作者继续其努力的“学理化”。[2]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党的看家本领。重视哲学思维、善用哲学方法，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突出的思想优势和政治优势。而无论是哲学方法的具体运用，还是独特优势的充分发挥，都是以学习、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前提的。只有通过持久的大众化实践，这一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并灵活运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3]。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通过持续有效的宣传普及，使其为人民大众所掌握，成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并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从理论自身看，这是一个通过宣传普及，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由抽象化为具体、由深奥化为浅显、由学术话语化为大众日常话语的过程；对大众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认知、了解和掌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主要观点和重要结论，逐渐成为自己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的过程；从理论与大众的关系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哲学理论“化”大众和大众“化”哲学理论的双向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哲学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和发展哲学理论，最终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和方法“飞入寻常百姓家”。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实现自身的理论价值，就必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离开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无法发挥“改变世界”的作用和功能。“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4]。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完成对哲学的“革命”，其根本支点就在于人民群众实践的“出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社会历史发展是物质生产条件的创造过程，而绝非观念自身的运动。进行历史研究，首先就要从现实的个人入手，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入手。“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5]。马克思主义哲学因确立了物质生产实践在社会历史中的根本地位，因而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发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地位。人民群众从此由“幕后”走向“台前”，从默默无闻走向了万众瞩目的舞台中央，人类历史英雄的地位最终获得认同。

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大众化之基础。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6]。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说服人，就是因为其理论的彻底性，也就是科学性。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学说都代表了一定阶级的利益，尽管他们的创立者或传承者都往往有意无意地隐藏这些学说的阶级属性，把它们包装为超阶级的理论。但是，“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社会是不可能有‘公正’社会科学的”[7]。与这些思想家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等一开始就公开宣称其理论具有突出的阶级性，“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8]。在他们看来，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使得工人阶级的劳动成为一种异化劳动，工人阶级创造的财富越多，自己就越会成为更廉价的商品，他们就会越来越贫穷。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下，无产阶级是被压迫最深的一个阶级，他们自身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他们是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的前进方向又代表了人类的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把握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预见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形成了一个思想深刻、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

叙述结构的严密性与表达方式的通俗性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基本条件。首先，理论的科学性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叙述结构来展现。马克思指出，“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9]。古往今来的所有思想杰作都具有这一特点，内容的各个部分相互衔接，理论的各个环节紧密相连，逻辑严密，浑然一体。其次，通俗易懂的理论表达是人民群众接受和认同理论的前提。人民群众是人类解放事业的主体力量，必须给予充分的尊重，“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0]。《资本论》第一版第一卷序言中指出，每门科学的开端往往是困难的，例如，马克思希望连起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都没有的读者能够理解他们的学说。在讲到《资本论》第一章的内容时说，“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11]。此外，为了使表述更加生动易于接受，马克思以其深厚的文学素养，得心应手地运用文学的比喻、排比、反讽、夸张、双关等修辞手法，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源头活水。

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中，发现了其根基为经济生产，恩格斯将其阐释为，“每一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经济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12]。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人类社会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必然过程，人的主体能动性体现为在推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自身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无产阶级因为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因而肩负着改造世界的使命。科学的理论指引着实践，“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3]。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党在其中发挥着组织人民群众的关键作用，列宁指出，如果“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14]，那么推动革命斗争只是空想。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的人民群众，才能真正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演进过程与不同民族国家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之间辩证统一。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总结为一种概括所有民族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脱离所有民族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来规定他们必须走这条道路，这将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5]。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都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时代发展相结合、同人民群众相结合，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实践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哲学、用哲学，从毛泽东同志开始，就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传统”[16]。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哲学理论工作者，积极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工作，涌现出一大批以哲学大众化为己任的骨干或带头人，他们根据所处时代条件和所面临的历史任务，科学选取大众化内容，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实现了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不断改进和完善，以及人民群众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能力的不断提升。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及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筚路蓝缕，身体力行，积极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用鲜活的内容、生动的语言、活泼的形式，对全党干部、士兵和广大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

早在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在党内以及部分工农革命群众和青年学生中，通过思想宣传和理论灌输等形式积极推动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如利用《新青年》《向导》等党报党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办上海平民女校、上海大学等学校，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澎湃、恽代英等人在广州、武汉举办的七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

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组织下，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为组织依托，以艾思奇、陈唯实、胡绳、沈志远等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为骨干，在上海发起了一场以大众化、通俗化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运动，众多哲学理论工作者认为“新哲学的具体化是哲学运动的最重要的任务”[17]，他们立足社会现实，勇于担当，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产生了一大批影响巨大的大众哲学著作。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高语罕的《理论与实践：从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出发（书信体）》《青年书信》，胡绳的《新哲学的人生观》《哲学漫谈》《怎样搞通思想方法》，陈唯实的《通俗辩证法讲话》《通俗唯物论讲话》《革命哲学》等。其中，《大众哲学》最具有标志性意义，艾思奇以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大众语言阐明了抽象、深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启迪大众哲学思维，使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熟悉的典故、格言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毛泽东称为“真正是通俗而又有价值的著作”[18]。经由这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许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通过启蒙教育和整风运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思想改造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收到显著成效。

第一，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带头和引领作用。毛泽东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际、中国传统文化的紧密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实践论》《矛盾论》等代表性成果为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陈云、张闻天等党的主要领导人率先垂范，带头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先后研读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哲学与生活》《社会学大纲》等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第二，以学校、学会和学习小组为依托，搭建多层次、多样化宣传、教育和普及平台，引领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活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奠定组织基础。从1935年到1946年，党中央先后创办了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等多所干部培训学校，把辩证唯物主义等哲学课作为必修课程，对于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成立了“新哲学学会”“马列主义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各中央机关都成立了规模不等的哲学学习小组。这些学会和学习小组有效整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宣传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哲学理论骨干，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三，大量翻译出版马列经典著作，加强大众化文本建设。在延安的广大哲学理论工作者积极翻译马列著作，编写教材和通俗读物，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提供文本依据。吴亮平、张仲实、郭大力、王亚南、艾思奇等人翻译了《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巴哈论》《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和《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等。为此，成立解放社作为专门的出版机构，连续出版“马恩丛书”和“抗日战争丛书”两大丛书。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新中国成立后，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人民群众头脑，确立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战略任务。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19]。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们党积极探索有效途径和方式方法，综合运用多种有效手段和资源，不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第一，大力加强大众化主体队伍建设。首先，建立健全党内理论宣传机构，从中央到地方逐级建立了党委宣传部，进一步明确了党委宣传部门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职能。成立了“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次，建立哲学教学与研究机构。成立“中国哲学会”、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创办并出版《哲学研究》。自1952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重建或新建哲学系，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解放军政治学院和各省市的中级党校以及高校建立哲学教研室，为普及和宣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了有利条件。最后，组织动员广大哲学理论工作者积极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活动。李达、艾思奇、杨献珍、陈唯实、沈志远等人，撰写了《社会发展史》《〈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什么是唯物主义》等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读物。

第二，开展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教育和学习活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组织和倡导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学习内容看，一是学习社会发展史和唯物史观。为了清除旧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在广大知识分子中肃清剥削阶级思想残余，毛泽东在1950年提出“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20]。主要学习艾思奇撰写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和于光远翻译的恩格斯著作《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二是广泛开展《实践论》《矛盾论》学习活动。

首先，制度化培训和分散自学相结合，强化面向广大党员干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列为党员干部培训必修课，在中共中央直属马列学院（后改为直属高级党校）以及各省市中级党校开设历史唯物论、唯物辩证法等课程。同时，党中央专门作出《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批示》，毛泽东亲自审定包括《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在内的30本书作为干部自学教材。

其次，在高等学校开设思想政治课，面向青年学生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1952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逐渐在全国高校建立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成为青年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渠道。

再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纳入军队政治教育和工人、农民思想教育体系。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总则（草案）》（1954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确立为解放军干部和士兵必须学习的基础课，并随之掀起军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活动；通过训练班、业余学校和辅导课等形式，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唯物史观教育。在工厂企业成立业余马列主义学院或者党校，组建学习小组，组织哲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为工人讲哲学，工人学哲学用哲学活动在全国持久深入地展开；在广大农村地区，持续开展冬季教育运动，建立农民业余学校，在文化教学中融入唯物史观的内容，对农民群众开展哲学启蒙教育。

最后，面向广大知识分子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毛泽东指出，“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并使他们懂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21]。通过参加革命大学、训练班、听报告、读著作等形式，使广大旧知识分子逐渐学习和掌握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并组织动员知识分子参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引导他们结合实践经验，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第三，继续加强适应大众化需求的文本体系建设。首先，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成立人民出版社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辑、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重要文献和毛泽东等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著作，尤以《毛泽东选集》及相关文本的出版、发行和传播最为广泛。1950年至1960年，《毛泽东选集》总发行达1000多万套，被译成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和几十种外文，成为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主要工具书，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其次，出版发行面向广大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解读和阐释性读物。代表性的有《〈实践论〉〈矛盾论〉解说》《学习〈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科学方法》《〈实践论〉解释》《〈实践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等。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文本。

最后，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辅导书、工具书和通俗读物。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什么是唯物主义》，等等。这些通俗读物较好地适应了普通民众在实践中对哲学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充分发挥党报党刊等重要媒体的作用，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教育。党报党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载体和传播工具，中国共产党对党内各种媒体进行整合升级，对旧报纸、刊物、电台以及各类通讯社进行改造，新办了《红旗》等大量理论刊物，建立起数量众多、功能强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阵地。党报党刊发表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果及宣传文章，及时总结全国各地学哲学用哲学的经验，在全国民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大力恢复实事求是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第一，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大众化奠定前提和基础。邓小平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22]。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世界形势风云变幻、科学技术日益月异，要求我们必须在变化的条件下，以新的思想和观点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没有所谓的固定模式，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来进行，“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23]。第二，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实践中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邓小平指出，“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24]。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紧紧围绕社会主要矛盾，致力于解决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在实践创新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5]。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提出，要根据不同大众群体的哲学素养、理论水平和接受能力，分类施教。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26]。

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持续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27]，提出党要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8]。只有与人民群众命运与共，始终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才能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坚定政治信仰和日常行为准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青年学生中的接受程度，不仅关系到青年人的成长与成才，更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前途命运，党在这一时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青年学生。其中，在全国高校开展的邓小平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在帮助青年学生“确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政治方向”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9]。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坚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30]。党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根本，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精辟概括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包括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科学内涵。胡锦涛指出，“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3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时期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贯穿现代化建设各方面”[32]。明确提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33]，这是党在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概念。

这一时期尤其重视文本体系建设。首先，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断加强经典著作编译、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体系建设工作。自2004年4月工程启动到2012年，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撰写并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经典著作导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历史理论经典著作导读》等教材。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重点教材编写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其次，编写出版面向广大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读物。其中，《通俗哲学》用生动活泼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话语，系统讲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学哲学用哲学》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观察和分析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四）新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时代的新形势、新矛盾，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充分发挥其精神指引和实践指南作用，成为我们党面临的重要时代任务。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和党员干部学哲学、用哲学，积极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首先，党中央率先垂范，带头学习。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第二十次集体学习，分别学习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及方法论，为全党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科学指引，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新局面。同时，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话语创新，强调传播好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本宣科、寻章摘句，要大众化、通俗化。善于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话语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撸起袖子加油干”“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多干让群众咧嘴笑的实事”等思想深刻、语言生动的金句，增强了理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便于人民接受，易于产生共鸣，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树立了典范。

在党中央的倡导和示范下，全国掀起学哲学用哲学热潮。首先，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学习，助推全党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先后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在集中教育学习中，广大党员和党员干部联系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学习和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抓手，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普及活动。在经典著作编译、理论研究阐释、学科教材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问题》等，为广大党员干部系统把握新思想，领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提供了权威读物。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百年实践的基本经验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百年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当下和今后的大众化工作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参考。

第一，坚定信仰是大众化的前提。“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34]。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才能使得党意志坚定、行动协调、战斗力强大，从而在艰难困苦中不断发展壮大。“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35]。实践证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是顺利开展大众化工作的前提。大众化主体队伍的主要构成人员即党员领导干部和哲学理论工作者，只有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才能把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视为自己的重要使命，自觉的、积极主动地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工作。因此，不论在什么时候，“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36]，都是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根本前提和保障。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方向和深度决定着党和国家事业的成败。正如毛泽东在1929年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指出，红军的打仗，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离开了这一点，“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37]。1963年5月，毛泽东在《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的修改》中指出，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和书本中解放出来，使之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可以说，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进程中，我们党始终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使其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之中，才最终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

第三，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深刻理解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自觉做到以人民群众为中心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认真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在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了“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鲜明理论特质，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马克主义科学真理动员人民、武装人民，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第四，坚持科学性与通俗性的有机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真正发挥作用。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38]。毛泽东积极倡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表达。1940年，毛泽东在为《中国工人》撰写的《发刊词》中指出，“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39]；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不仅是在口头上的表态，更要真心实意地去施行，“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40]。

四、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41]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具体实践中，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滋养。

第一，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普及本领。普及和传播工作是把理论与大众结合起来的关键环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宣传工作者是重要的宣传教育主体，其素质与能力直接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实效和水平。因此，建设一支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功底、突出的宣传普及能力的主体队伍，是顺利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基本条件。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工作者除了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还要有高超的宣传本领。除了坚持运用好行之有效的传统宣传普及方法，如报刊、书籍等传统传播媒介、面向基层大众的宣讲等。还要积极探索新的途径和方式，及时了解和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和新媒体传播手段，充分运用融媒体、短视频、微传播等新平台新媒体新技术，真正成为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

第二，构建与大众的理论需求、接受能力以及时代要求相契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内容体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回到实践，回归生活，走进人民大众，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纳，就要真正关注普通大众的生活世界，根据大众的理论需求、实际接受能力和时代要求进行内容转换和重构，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书斋里走出来，从殿堂里走下来。首先，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转变为生动的哲学道理。在开展大众化的具体实践中，不能一味地追求哲学理论的系统性、学理性和抽象性，而是要转化为具体、实用、具有自明性的朴素道理和生活常识。其次，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转化为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把哲学原理变成具体行动指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创新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领推动作用。例如，坚持实事求是，以问题意识为导向，悉心倾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之问。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过程中，要注重方法论的宣传，把诸如辩证思维、创新思维等方法与生活实践结合起来，转化为可操作的、可检验的现实生产生活中的具体方法。最后，关怀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契合大众的现实需求。遗忘生活的理论迟早要被生活所遗忘，只有走进生活、面对现实世界的理论，才能真正进入大众的视野，击中大众的心灵，实现对现实生活的引领。大众化的内容应与大众生产生活经验相对接，由“理论逻辑”转向“生活逻辑”，将理论直指大众存在状态，研究、解读大众现实生活的问题。大众能否接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其为指导进行社会实践，最关键的就在于理论是否能够反映和满足他们的需要。只有让大众真切感受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反映他们自己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解决他们现实的困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他们自己的理论，才能说服大众，掌握大众。

第三，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话语体系。话语是思想的载体，只有借助于话语，思想才能得以表达和传播。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理解和掌握哲学理论，就必须进行话语转换，建构面向大众现实生活，符合大众思维方式、认知特点和言说方式的通俗化、生活化的话语表述系统。在话语方式上，用大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话语进行理论阐释。把深刻的哲理讲得浅显、明白，把复杂的理论体系说得简明、晓畅。避免使用抽象化、说教式、专业性、学术性的语言表达。把理论变成家常话，让大众听得进去、听得明白，缩小理论与大众的距离感，只有拉近与广大群众心理距离的理论才能掌握群众，群众才能最终掌握理论。在宣传和阐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就应像艾思奇那样，在话语表达上符合大众习惯，充分展示话语的力量。话语的力量就是思想的力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借助于大众话语体系才能在普通大众中获得广泛传播。

第四，创新和拓宽大众化方式和途径。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要采取多样化的方式和途径，才能更好地满足大众的多样化需求。也只有贴近大众，满足大众，大众化的实效才会好。新时代积极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更要注重运用多样化的方式方法。在充分发挥传统媒体优势的同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新媒体传播手段，借助互联网传播信息的各种网络平台和移动客户端，开展大容量、实时性和交互性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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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文章来源：“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2021.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