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以共享发展理念为先导，从制度层面坚持发展成果全民共享，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坚实基础。在以共享发展促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收入差距较大反映出来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和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巨大挑战。同时，共享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更是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共享。中国通过脱贫攻坚，增加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强了弱势群体的获得感，通过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了低收入群体享有的福利，将共同富裕的目标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发展的过程中，要继续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构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做到发展成果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共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实现所有人的富裕是未来社会生产的目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1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结合中国的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1955年10月，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2社会主义制度所要实现的是所有人的富裕和强大，即共同富裕。邓小平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对共同富裕进行了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理论上的发展带来了实践上的进步，江泽民和胡锦涛继续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一系列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探索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习近平不仅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4,还提出“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5。

在认识共同富裕重大理论意义的同时，党和国家从实践层面对共同富裕的路径进行了探索。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作为目标和思想，共同富裕蕴含在发展理念之中，但其还未从发展理念本身提出问题。6就发展理念而言，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以共享发展理念为先导，从制度层面坚持发展成果全民共享，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7 ,“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8。这是对共享发展理念和共同富裕关系的深刻论述。

一、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推动共同富裕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有关经济腾飞的“中国奇迹”的讨论也愈发热烈。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发展的“蛋糕”在不断做大的同时，分配不公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具体表现为收入差距较大和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人民需要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日趋多元化，共同富裕包含的内容也更为丰富。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9在追求发展效率的同时，保证发展成果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基本条件。为此，必须将共享发展理念贯彻始终，将构建公正的分配制度，特别是收入分配制度作为重中之重。

共享发展理念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对此，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0可见，“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不仅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出发点，也是其落脚点。如何构建全民共享的收入分配制度呢?

第一，收入分配制度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是不可动摇的基础。在公有制下，按劳分配是基本原则，这是劳动者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保障。“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保证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有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和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有利于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11整体而言，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12。

在构建收入分配制度的过程中，初次分配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按生产要素参与到分配中，要提高劳动要素在分配中所占的比重，通过建立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提高劳动报酬的数额和比重。二次分配要注重缩小收入差距，不断完善财政税收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增加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完善税制结构、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等措施进一步弥补收入差距。三次分配要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建立和完善公益慈善制度，通过民间捐赠、慈善活动和志愿服务等形式进一步助力分配正义。13

第二，收入分配制度的构建要统筹考虑城乡、区域和群体间的发展成果分配问题，要在综合考虑实现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如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不好，收入分配主体的积极性就无法调动，将直接影响到收入分配制度的构建和运行。以城乡发展为例，习近平强调：“我们说的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不能仅仅看作是缩小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和增长速度的差距，而应该是缩小居民收入水平、基础设施通达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距”14,要按照这一要求构建缩小城乡间发展差距的收入分配制度。

习近平针对共同富裕提出了缩小收入差距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两大阶段性目标：“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15换句话说，收入差距较大和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两大挑战。

二、挑战：收入差距和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

发展成果的共享，不仅包括收入分配的公正和收入差距的合理，更重要的是，形成良好的制度环境保证全民共享基本公共服务，建立健全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16

在以共享发展促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收入差距较大以及这一现象所反映出来的收入分配不合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挑战，是需要克服的问题。习近平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但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无论是实际情况还是制度设计，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17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开始不断扩大。这一轮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全方位的，农村内部、城市内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而且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2008年左右。182008—201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降幅有限，不到3%,而且，从2016年开始，收入差距有所反弹、基尼系数有所回升。19以城乡收入差距为例，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2.57倍，1985年缩小到1.86倍，但随着80年代中后期改革重心开始转向城市，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扩大，1995年扩大到2.71倍，2004年则扩大到3.21倍。202020年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为2.5821,这一数值虽然低于2004年的3.21倍，但是依然有2.5倍以上的差距。从基尼系数来看，1988—2007年，中国基尼系数从0.38升至0.49,222008年以后出现了一个逐步的、小幅度下降的过程，大概持续了八年时间，2016年开始有所回升。23即使如此，中国整体的基尼系数仍在0.4的国际警戒线以上，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具体而言，2007—2013年，城乡间以及区域间收入差距是在缩小的，城镇人均收入与农村人均收入之比由2007年的3.8倍下降为2013年的2.4倍；城镇内部以及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是在扩大的，前者的基尼系数由0.34上升到0.37,后者的基尼系数则由0.37上升为0.41;24从财产不平等程度来看，2002—2013年，城镇居民净房产基尼系数从0.44上升为0.54,农村居民房产分布差距的基尼系数从0.51上升到0.6025。

与此同时，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也不小。教育、医疗、养老等支出是居民消费支出的重要项目，若政府能够提供一定水平的公共服务，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将会进一步缩小。2002年以来，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大幅增加且更加均等。26即使如此，城乡区域间在养老金、医疗服务、教育水平等方面依然有着较大差距，即“我们有一千八百万左右的城镇低保人口，对他们而言，要通过完善各项保障制度来保障基本生活；对一亿三千万多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要增加养老服务供给、增强医疗服务的便利性；对二亿多在城镇务工的农民工，要让他们逐步公平享受当地基本公共服务；对上千万在特大城市就业的大学毕业生等其他常住人口，要让他们有适宜的居住条件；对九百多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要让他们有一门专业技能，实现稳定就业和稳定收入；等等”27。

三、经济发展成果共享：脱贫攻坚增强贫困人口获得感

贫困不仅是穷人的不幸和苦难，还导致了社会不安并增加了社会成本。28贫困问题是共同富裕道路上的一个突出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是构建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分配制度，即“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29。党的十八大之后，“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最突出的短板。虽然全面小康不是人人同样的小康，但如果现有的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提高，全面小康也不能让人信服”30。通过脱贫攻坚缩小收入差距，增强农民的获得感是共同富裕的要求，也是共享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脱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大增强了低收入群体的获得感，真正落实了发展成果在全体人民中共享。以贫困发生率为例，按照1978年的贫困标准估计，当年中国的贫困发生率为30.7%,贫困人口规模为2.5亿人；按照2010年的贫困标准统计，2012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剩余9899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0.2%。31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出发，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32例如，为解决“扶持谁”的问题，在调查清楚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的基础上，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为解决好“谁来扶”的问题，“加快形成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晰、任务到人、考核到位”33;为解决好“怎么扶”的问题，实施了“五个一批”工程，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脱贫攻坚战成效卓著，以现行贫困标准来衡量，贫困人口数和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9899万人和10.2%下降到2019年的551万人和0.6%,直至今天的全部脱贫，我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从理论上讲，共享发展理念是实现共同富裕所要遵循的理念，消除贫困是共享发展最基本的要求和底线，脱贫攻坚战是坚持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实践。第一，聚焦贫困群体，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做到脱贫攻坚的广覆盖。在实现小康的路上不能有一个人掉队，只有这样才是全面的小康，才是全民共享的小康。“《建议》把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志，强调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更大决心、更精准思路、更有力措施，采取超常举措，实施脱贫攻坚工程，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34“精准扶贫，确保通过因人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帮助还没有脱贫的农村群众实现精准脱贫，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是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的具体体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35十九大报告则进一步指出脱贫攻坚旨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36。

第二，总结深度贫困的成因，做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深度贫困的原因可以归为五条：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于一体；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社会发育滞后，社会文明程度低；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经济发展滞后，人穷村也穷。372017年6月23日，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脱贫攻坚工作的八点要求：合理确定脱贫目标；加大投入支持力度；集中优势兵力打攻坚战；区域发展必须围绕精准扶贫发力；加大各方帮扶力度；加大内生动力培育力度；加大组织领导力度；加强检查督查。38

第三，消灭绝对贫困后，做好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对接，应对相对贫困。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脱贫攻坚战的任务目标，即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贫困村全部出列，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的庄严承诺。然而，消灭绝对贫困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已经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仍将长期存在。比如，城乡之间差距仍然较大，由于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因素，农村居民的收入远低于城市居民。截至2020年，我国城乡收入比仍然高达2.56,城乡差距在全球范围内都是较高的。39若农村发展长期落后于城市，农村贫困问题难以根治，相对贫困问题就会愈发突出，必将直接影响共同富裕的实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通过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这一战略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40

四、公共服务共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福利

国际发展经验表明，收入的提高不一定会降低贫困41,贫困人口除了收入低之外，所享受到的社会福利也可能较少。所以，贫困的消除不仅需要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更需要提高这一群体的社会福利水平。中国的实践表明，我们不仅消除了绝对贫困，还通过旨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提高了低收入群体所享受的福利水平，有利于缩小群体间的差距。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坚持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实践，是增加贫困人口福利，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

共享发展的实现离不开三大要素：能力、机会、保障。其中，主体能力是前提，机会公平是基础，公共财政是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是这三大要素的有效连接点，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共享发展制度安排中的重要一环。42第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发展主体能力上的过大差距。例如，由于地理位置、传统文化、个人能力等差异，不同地区或群体间的主体能力存在较大差距，进而会导致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严重阻碍共享发展的实现。而这些主体能力的不同，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高低有关。实践证明，基础设施、教育等投入越多，主体的发展能力也就越强。特别是对那些基础设施不完善、教育水平较低的地区或群体，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不仅可以提高其收入水平，还能加快整个社会的进步步伐。住房、教育、医疗、养老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其供给水平和质量直接关系到人力资本的形成和高低，关系到不同主体的共享发展能力，进而影响共享发展的实现。

第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利于实现共享发展的机会公平。无论是教育、医疗还是养老，人人参与、人人共享，才能达到真正的共享发展。其中的机会公平，一方面指参与创造社会成果的机会均等，另一方面指分享社会成果的机会公平。作为基本公共服务重要内容之一的社会保障，可以减少社会成员参与创造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风险，能够保障低收入群体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机会，能够消除因物质条件及外部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创造和分享造成的不利影响，真正创造公平的共享环境。

第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施需要坚实的财政保障。共享基本公共服务的物质基础是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的增加能够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从而进一步助推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所以，必须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财政基础。以公共财政保障共享发展的目标范围包括：在教育方面，“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43,“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提高人才选拔水平”44;在住房方面，“解决好房地产问题，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个定位”45,“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要处理好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市场化的关系、住房发展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关系、需要和可能的关系、住房保障和防止福利陷阱的关系”46;在健康方面，“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47;在社会保障方面，要“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48。

总之，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了公共服务共享发展的能力，破除了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偏向，进一步夯实了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一是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明显增强。城乡公共服务二元结构的模式逐渐弱化，阻碍农村地区公共服务均衡供给的体制障碍、制度障碍和政策障碍逐步破除。二是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明显提高。省际之间以及同一省份不同地区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逐渐缩小。三是群体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增强。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农村居民、城镇居民之间的公共服务待遇差距缩小。

五、结语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49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发展仍然是关键，我们要通过经济发展来奠定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50。

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构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51

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做到发展成果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共享。要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增强政府职责，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首先，要围绕标准化、均等化、法制化，加快健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合理增加中央和省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事权和支出责任，健全基层服务网络，加强资源整合，提高管理效率，推动服务项目、服务流程、审核监管公开透明。其次，要满足多样化公共服务需求。开放市场并完善监管，努力增加非基本公共服务和产品供给；积极推动医疗、养老、文化、体育等领域非基本公共服务加快发展，丰富服务产品，提高服务质量，提供个性化服务方案。最后，要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推动供给方式多元化，能由政府购买服务提供的，政府不再直接承办；能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的，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年，也是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起步之年。新的征程上，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向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奋进!

【注释】

1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2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参见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1-08/17/content_5631780.htm。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2009年版第200页。

4《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7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载于《求是》2021年第20 期。

8 陆自荣、张颖《从“共同富裕”到“共享发展”:理念的继承与创新》,载于《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827页。

10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第25页。

1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11—12页。

1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13 张宇、蒋茜、王娜《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若干思考》,载于《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3期。

1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6—47页。

15 王丽英《共享发展的制度属性及现实启示——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经济正义观的分析》,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3期。

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 年版第81页。

17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载于《求是》2021年第20 期。

18 习近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载于2021年8月18日《人民日报》。

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 年版第200页。

20 李实、朱梦冰《中国经济转型40年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载于《管理世界》2018年第12期。

21 李实《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共同富裕》,载于《经济研究参考》2020年第24期。

22 数据为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计算所得,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5/indexch.htm。

23 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整理所得。

24 李实、Terry Sicular、Finn Tarp《中国收入不平等:发展、转型和政策》,载于《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25 李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问题》,载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1期。

26 李实、岳希明、史泰丽、佐藤宏《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最新变化》,载于《劳动经济研究》2019年第1期。

27 朱梦冰、李实《中国城乡居民住房不平等分析》,载于《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年第9期。

28 Cai M.and Yue X.M.,“The Redistributive Role of Government Social Security Transfers on Inequality in China”,in CHCP Working Paper,2017021.

29《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6页。

30 燕继荣《反贫困与国家治理——中国“脱贫攻坚”的创新意义》,载于《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

3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827页。

3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 年版第79—80页。

33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21》,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21/indexch.htm。

34 习近平《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于《求是》2020年第9期。

3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84页。

3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 年版第80页。

37《脱贫攻坚政策解读》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年版第58—59页。

3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页。

39《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参见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8/31/c_1121580205.htm。

40《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参见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8/31/c_1121580205.htm。

41 Sicular T.,Yue X.,and Gustafsson B.,et al.,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8,pp.30-71.

42 叶兴庆《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论纲》,载于《改革》2018年第1期。

43 J.Drèze and A.Sen,An Uncertain Glory:India and Its Contradictions,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3.

44 胡志平、甘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推进共享发展》,载于2017年8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4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191页。

46《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年版第145页。

4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 年版第367页。

48《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80页。

4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70页。

50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47页。

51《习近平: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参见求是网http://www.qstheory.cn/zhuanqu/2021-08/22/c_1127784024.htm。

原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6期

文章来源：“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2022.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