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历代学者多认为刘向的春秋学为《春秋》穀梁学。从现存史料来看，刘向虽然提倡《春秋》穀梁学，但有兼用《公羊》《左氏》二传的情况。如何看待这种矛盾呢？刘向对于《春秋》三传虽然兼用，但目的并不相同。对于《左传》，刘向之使用仅仅出于史料方面的原因。对于《公羊》《穀梁》二传，刘向之探求则出于义理上的考虑。可以说，刘向虽然提倡穀梁学，但其目的并非是为了取代公羊学，而是为了补充公羊学。

对于刘向的春秋学，史书有明确记载。《汉书·楚元王传》云：“会初立《穀梁春秋》，征更生受《穀梁》，讲论五经于石渠。……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穀梁义。”《汉书·五行志上》亦云：“宣、元之后，刘向治《穀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据上所说，刘向所传为《春秋》穀梁学。但据《汉书·楚元王传》《五行志》以及《新序》《说苑》《列女传》中的相关材料，刘向却有兼用《公羊》《左传》的情况。下面分别述论之，以分析此说。 

我们先来看《汉书》本传中的情况。刘向在对汉元帝的《上封事》中说：

自此之后，天下大乱，篡杀殃祸并作，厉王奔彘，幽王见杀。至乎平王末年，鲁隐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离不和，出奔于鲁，而《春秋》为讳，不言来奔，伤其祸殃自此始也。是后尹氏世卿而专恣，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见，夜常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一，火灾十四。长狄入三国，五石陨坠，六鶂退飞，多麋，有蜮、蜚，鸲鹆来巢者，皆一见。昼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实。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杀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饥，蝝、螽、螟螽午并起。当是时，祸乱辄应，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也。周室多祸：晋败其师于贸戎；伐其郊；郑伤桓王；戎执其使；卫侯朔召不往，齐逆命而助朔；五大夫争权，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复兴。（《汉书·楚元王传》）

“祭伯出奔鲁”出自《公羊传·隐公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来。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奔也。”与此相对应的《穀梁》《左传》皆不言“奔”，如《穀梁传》曰：“冬，十有二月，祭伯来。来者，来朝也”；《左传》曰：“十二月，祭伯来，非王命也”。

“尹氏世卿而专恣”出自《公羊传·隐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穀梁》《左传》皆无“世卿”之说，如《穀梁传·隐公三年》曰：“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于天子之崩为鲁主，故隐而卒之”；《左传·隐公三年》则作：“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与《公羊》《穀梁》相比，《左传》连姓都不写了。

其后所说“二百四十二年”之种种灾异除了《春秋经》的记载外，有仅出自《公羊传》者，如“长狄入三国”出自《文公十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孙得臣败狄于咸。狄者何？长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齐，一者之鲁，一者之晋”；“伐其郊”出自《昭公二十三年》：“晋人围郊。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为不系于周？不与伐天子也”；“戎执其使”出自《隐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执之也。执之则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有《公羊》《穀梁》二传皆通者，如“昼冥晦”，《公羊传》曰：“季姬归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庙。晦者何？冥也”（《僖公十五年》），“甲午晦。晦者何？冥也。何以书？记异也”（《成公十六年》）；《穀梁传·僖公十五年》亦曰：“季姬归于缯。己卯晦，震夷伯之庙。晦，冥也”。“晋败其师于贸戎”，《春秋经·成公元年》作“王师败绩于贸戎”。对于王师为谁所败，《左传》未言，仅言“王人来告败”。而《公羊传》《穀梁传》皆明言王师为晋所败，《公羊传》曰：“秋，王师败绩于贸戎。孰败之？盖晋败之”；《穀梁传》曰：“秋，王师败绩于贸戎。……然则孰败之？晋也”。另外还有一处出自《左传》者，即“郑伤桓王”之事。此事《公羊》《穀梁》皆未明言，独《左传·桓公五年》有详细记载，并言周桓王为郑祝聃所伤。可以看出，刘向在《上封事》中对《春秋》三传皆有引用，而以《公羊》为主。 

在《洪范五行传论》中，刘向也是兼用《春秋》三传的。《洪范五行传论》已佚，其部分材料保存在《汉书·五行志》中。在该文中，刘向解释灾异“行事”的材料出自《春秋》三传的有100条，其中《春秋》90条、《左传》10条。在出自《春秋》的90条中，有9条直接出自《穀梁传》。《汉书·五行志》曰：

1.釐公二十年“五月己酉，西宫灾”。《穀梁》以为愍公宫也，以谥言之则若疏，故谓之西宫。刘向以为釐立妾母为夫人以入宗庙，故天灾愍宫，若曰，去其卑而亲者，将害宗庙之正礼。董仲舒以为釐娶于楚，而齐媵之，胁公使立以为夫人。西宫者，小寝，夫人之居也。

2.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宫灾”。《穀梁》以为宣宫，不言谥，恭也。刘向以为时鲁三桓子孙始执国政，宣公欲诛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孙归父如晋谋。未反，宣公死。三家谮归父于成公。成公父丧未葬，听谗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齐，故天灾宣宫，明不用父命之象也。……董仲舒以为成居丧亡哀戚心，数兴兵战伐，故天灾其父庙，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庙也。

3.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刘向以为先是宋杀大夫而无罪，有暴虐赋敛之应。《穀梁传》曰上下皆合，言甚。董仲舒以为宋三世内取，大夫专恣，杀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

4.釐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麓崩”。《穀梁传》曰：“林属于山曰麓，沙其名也。”刘向以为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先是，齐桓行伯道，会诸侯，事周室。管仲既死，桓德日衰，天戒若曰，伯道将废，诸侯散落，政逮大夫，陪臣执命，臣下不事上矣。桓公不寤，天子蔽晦。及齐威死，天下散而从楚。王札子杀二大夫，晋败天子之师，莫能征讨，从是陵迟。《公羊》以为沙麓，河上邑也。董仲舒说略同。

5.成公五年“夏，梁山崩”。《穀梁传》曰，廱河三日不流，晋君帅群臣而哭之，乃流。刘向以为山阳，君也，水阴，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坏，下乱，百姓将失其所矣。哭然后流，丧亡象也。梁山在晋地，自晋始而及天下也。后晋暴杀三卿，厉公以弑。溴梁之会，天下大夫皆执国政，其后孙、甯出卫献，三家逐鲁昭，单、尹乱王室。董仲舒说略同。

6.文公十一年，“败狄于咸”。《穀梁》《公羊传》曰，长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鲁，一者之齐，一者之晋。皆杀之，身横九亩；断其首而载之，眉见于轼。何以书？记异也。刘向以为是时周室衰微，三国为大，可责者也。天戒若曰，不行礼义，大为夷狄之行，将致危亡。其后三国皆有篡弑之祸，近下人伐上之疴也。

7.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传》曰，言日不言朔，食晦。《公羊传》曰，食二日。董仲舒、刘向以为其后戎执天子之使，郑获鲁隐，灭戴，卫、鲁、宋咸杀君。

8.（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穀梁传》曰，言朔不言日，食二日也。刘向以为是时卫侯朔有罪出奔齐，天子更立卫君。朔藉助五国，举兵伐之而自立，王命遂坏。鲁夫人淫失于齐，卒杀威公。董仲舒以为言朔不言日，恶鲁桓且有夫人之祸，将不终日也。

9.严（庄）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穀梁传》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史推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是为夜食。刘向以为夜食者，阴因日明之衰而夺其光，象周天子不明，齐桓将夺其威，专会诸侯而行伯道。其后遂九合诸侯，天子使世子会之，此其效也。《公羊传》曰食晦。董仲舒以为宿在东壁，鲁象也。后公子庆父、叔牙果通于夫人以劫公。

在以上解释中，刘向大都从穀梁学的立场出发表现出了与公羊学的不同。其或者先引《穀梁传》，然后再表明自己的看法，如第1、2、4、8、9条；或者先表明自己的看法，然后再引《穀梁传》加以说明，如第3条。不管哪种情况，大都是为了表明与《公羊传》和董仲舒的不同。只有第5、6、7条比较特殊。第5条，刘向虽然引用了《穀梁传》，却说“董仲舒说略同”。第6条《穀梁》《公羊》皆引，然后再表明自己的看法。笔者按，《穀梁传·文公十一年》曰：“冬，十月甲午，叔孙得臣败狄于咸。不言帅师而言败，何也？直败一人之辞也。一人而曰败，何也？以众焉言之也。《传》曰：长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国，瓦石不能害。叔孙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横九亩，断其首而载之，眉见于轼。”《公羊传·文公十一年》曰：“冬，十月甲午，叔孙得臣败狄于咸。狄者何？长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齐，一者之鲁，一者之晋。其之齐者，王子成父杀之；其之鲁者，叔孙得臣杀之；则未知其之晋者也。其言败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书？记异也。”刘向此处确实综合了《穀梁》《公羊》二传，故合称二者。第7条则《穀梁》《公羊》分引，但在解释的时候，刘向与董仲舒相同。

那么以上情况是否说明刘向在《洪范五行传论》中解释《春秋》灾异以《穀梁传》为主呢？[1]从《汉书·五行志》来看，似乎不能得出这一结论。在现存资料中，刘向直接引用《公羊传》的材料虽然不多，只有在对庄公“十一年秋，宋大水”解释的时候采用了《公羊传》宋闵公与宋万博而被弑之事，但并不能说刘向受到公羊学影响较少。因为刘向在解释春秋灾异的时候，大量采用了董仲舒的解释。这些解释有40条，大大超过了刘向与董仲舒解释不同的地方。其大多以“董仲舒、刘向以为”的形式出现，少数则以“董仲舒指略同”或“董仲舒说略同”等形式出现。如“定公二年‘五月，雉门及两观灾’。董仲舒、刘向以为此皆奢僭过度者也”；“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宫灾’。董仲舒、刘向以为此二宫不当立，违礼者也”；“宣公三年‘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刘向以为近牛祸也。是时宣公与公子遂谋共杀子赤而立，又以丧娶，区霿昏乱。乱成于口，幸有季文子得免于祸，天犹恶之，生则不飨其祀，死则灾燔其庙。董仲舒指略同”。因此可以说，刘向在《洪范五行传论》中对于《春秋》灾异的解释还是以公羊学为主。

与《穀梁传》《公羊传》不同，刘向对于《左传》的征引并不涉及义理，而只是史料上的运用，如《汉书·五行志》曰：

《左氏传》曰：郑子臧好聚鹬冠，郑文公恶之，使盗杀之。刘向以为近服妖者也。

《左氏传》曰：周景王时大夫宾起见雄鸡自断其尾。刘向以为近鸡祸也。

《左氏传》：鲁严公时有内蛇与外蛇斗郑南门中，内蛇死。刘向以为近蛇孽也。

刘向引用以上史料主要是为了说明相应的灾异，如“鹬冠”“雄鸡自断其尾”“内蛇与外蛇斗”分别说明“服妖”“鸡祸”“蛇孽”等。这与刘向引用《书序》《史记》等材料并无二致。 

三、《新序》中的春秋学思想

对于《新序》《说苑》中引用《春秋》的情况，徐复观作了深入的研究。[2]在他看来，“两书中引用《春秋》时代的故事，多出于《左传》，但都不出‘春秋’或‘传曰’之名。引用春秋时故事，亦有出于《公羊》《穀梁》两传的”[3]。他特别对有“春秋”之名的春秋学材料作了考查。据徐复观的统计，《新序》7出“《春秋》”之名，其中5用《穀梁》，1用《公羊》，1用《穀梁》与《公羊》合义。[4]

从现有材料来看，徐复观的统计并不确切。在《新序》中实际有13处提到“《春秋》”之名，其中有8处明显出自《穀梁传》。《杂事一》“《春秋》褒伯姬”，虽然《春秋》三传《襄公三十年》皆有其义，但据《列女传·贞顺传·宋恭伯姬》的记载，其应出于《穀梁传》；《杂事四》“《春秋》曰：晋赵武之力尽得人也”出自《襄公三十年》“澶渊之会，中国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国，无侵伐八年，善之也，晋赵武、楚屈建之力也”；《杂事五》“田赞衣儒衣而见荆王”条“《春秋》曰：善为国者不师”出自《庄公八年》“故曰：善陈者不战，此之谓也。善为国者不师，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死，善死者不亡”；同卷“田饶事鲁哀公而不见察”条“《春秋》曰：少长于君，则君轻之”出自《僖公二年》“荀息曰：“宫之奇之为人也，达心而懦，又少长于君，达心则其言略，懦则不能强谏，少长于君则君轻之”；《节士》“尧治天下”条“《春秋》曰：五帝不告誓”出自《隐公八年》“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同卷“许悼公疾疟饮药毒而死”条所载之事出自《宣公十七年》；同卷“鲁宣公者鲁文公之子也”条赞扬宣公弟公子肸“织屦而食，终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节固矣，故《春秋》美而贵之”，出自《宣公十七年》，原文作“织屦而食，终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为通恩也，以取贵乎《春秋》”；《善谋》“楚平王杀伍子胥之父”条，《穀梁》《公羊》的《定公四年》皆有记载，但通过用词比较，可知其出自《穀梁传》无疑。

除了以上8处外，还有1处综合《左传》《公羊》而成，即《节士》“曹公子喜时，字子臧，曹宣公子也”条。此条前半事实出自《左传·成公十五年》，后面评价“《春秋》贤而褒其后”则取自《公羊传·昭公二十年》“畔则曷为不言其畔？为公子喜时之后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公子喜时？让国也。……君子之善善也长，恶恶也短，恶恶止其身，善善及子孙。贤者子孙，故君子为之讳也”。另有1处融合《公羊》《穀梁》而成，即《节士》“延陵季子者，吴王之子也”条“君子以其不受国为义，以其不杀为仁，是以《春秋》贤季子而尊贵之也”。“君子以其不受国为义，以其不杀为仁”出自《公羊传·襄公二十九年》；“《春秋》贤季子而尊贵之也”则综合了同卷《公羊》“贤季子则吴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为臣，则宜有君者也”和《穀梁》“吴其称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进之也。身贤，贤也，使贤，亦贤也。延陵季子之贤，尊君也。其名，成尊于上也”。

其余3处，有1处为《春秋》三传之相通者，即《节士》“《春秋》责之，以盾为弑君”出自《春秋·宣公元年》。其余2处则与《春秋》三传无关，即《杂事三》“臣闻贤圣之君，功立不废，故著于《春秋》”和《刺奢》“孔子曰：“孟献子之富，可著于《春秋》”。前者出自《史记·乐毅列传》和《战国策·燕策二》，后者只是说孟献子的事迹可以写入《春秋》。

除此之外，还有15处虽未明确提及《春秋》，但实际采用了《公羊传》《穀梁传》和《左传》中的事迹。其中《公羊传》3处，即《杂事四》“昔者齐桓公与鲁庄公为柯之盟”条出自《庄公十三年》、同卷“楚庄王伐郑”条出自《宣公十二年》，《义勇》“宋闵公臣长万以勇力闻”条出自《庄公十二年》；《穀梁传》1处，即《善谋》“齐桓公时，江国，黄国，小国也，在江淮之间”条出自《僖公十二年》；《左传》11处，分别是《杂事一》“晋大夫祁奚老，晋君问”条出自《襄公三年》、同卷“卫国逐献公”条出自《襄公十四年》、同卷“楚庄王既讨陈灵公之贼”条出自《成公二年》，《杂事四》“晋文公伐原”条与《僖公二十五年》“晋公围原”之事有关、同卷“郑人游于乡校”条出自《襄公三十一年》、同卷“齐有彗星，齐侯使祝禳之”条出自《昭公二十六年》，《节士》“齐崔杼者，齐之相也，弑庄公”条出自《襄公二十五年》，《义勇》“卫懿公有臣曰弘演”条与《闵公二年》“卫懿公好鹤”之事相关，《善谋》“晋文公时，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难，出亡居于郑”条出自《僖公二十五年》、同卷“虞、虢，皆小国也”条出自《僖公二年》、同卷“晋文公、秦穆公共围郑”条出自《僖公三十年》。

由上可知，在现存《新序》中，实际涉及《春秋》的地方有28处。其中《穀梁》9处，《公羊》3处，《左传》11处，综合《左传》《公羊》者1处，综合《公羊》《穀梁》者1处，三传之相通者1处，无关者2处。这也反映了刘向在《新序》中是兼用《春秋》三传的。 

四、《说苑》《列女传》中的春秋学思想

对于《说苑》中的“《春秋》”之名，徐复观统计为24处，其中还包括不出“《春秋》”之名而与《春秋》有关的5处。[5]实际上从现有资料来看，《说苑》中出现“《春秋》”之名有31处，除去一条数处和一条与《新序》相同的“孟献子之富，可著于《春秋》”佚文外，实际为22条。[6]

《君道》“夫天之生人也”条“《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郑伯恶一人而兼弃其师……”，其事《春秋》三传《闵公二年》皆载之，《公羊传》作：“郑弃其师者何？恶其将也。郑伯恶高克，使之将，逐而不纳，弃师之道也”；《穀梁传》作：“郑弃其师。恶其长也。兼不反其众，则是弃其师也”；《左传》作：“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陈立以为“《说苑》此言，可补三《传》之阙”。向宗鲁认为此为“《公》《穀》先师相传旧说”[7][8]。徐复观认为此是《公羊》说。笔者按：《公羊》《穀梁》皆有“《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的思想，但从表述文字上看，“兼弃其师”与《穀梁》“兼不反其众，则是弃其师”更为接近。因此，刘向此处所说应出于《穀梁》。结语“有国者不可以不学《春秋》”则出自《春秋繁露·俞序》“故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之为董仲舒之言，则此为《公羊》说无疑。同卷“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亡也”。徐复观认为出于纬书作者引董仲舒“新周王鲁”之说。向宗鲁以为是“《公羊》先师以《春秋》当新王之说也”[8]。笔者按：学界通常认为纬书成于“哀平之际”，则纬书主体部分应成书于刘向《说苑》之后，故徐复观的说法并不确切。不过此说确与董仲舒的“新周王鲁”说有密切关系。董仲舒曰：“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春秋》上绌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春秋》“作新王”，则意味着“周道”之亡。

《建本》曰：“《春秋》之义，有正春者无乱秋，有正君者无危国。……是故君子贵建本而重立始。”此义未见于《春秋》三传。但此用以说明“建本立始”之重要，则《公羊》《穀梁》皆有其义，《公羊传·隐公元年》曰：“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穀梁传·隐公元年》曰：“元年春，王正月。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同卷“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子对曰：‘言国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盖本于《穀梁传》“谨始”说，除了前引《隐公元年》文外，《桓公元年》亦曰：“元年春。王。桓无王，其曰王，何也？谨始也”。同卷“公扈子曰：有国者不可以不学《春秋》……《春秋》，国之鉴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甚众，未有不先见而后从之者也”则受到董仲舒思想的影响，此从《春秋繁露·俞序》和《盟会要》以及《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能找到相关文句。

《贵德》“圣人之于天下百姓也”条“是以孔子历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于全育，烝庶安土，万物熙熙，各乐其终。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泽不洽，于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后人”本于《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董仲舒亦曰：“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汉书·董仲舒传》），此为《公羊》说无疑。同卷“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赙于诸侯，《春秋》讥之”条，出自《公羊传·桓公十五年》和《文公九年》。徐复观以为出自《穀梁》，误。《左传》《穀梁》皆不言“讥”，唯《公羊》言之。“今隐公贪利而身自渔济上，而行八佾，以此化于国人，国人安得不解于义？解于义而纵其欲，则灾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书螟，言灾将起，国家将乱云尔”则出自《公羊传·隐公五年》。

《复恩》“楚人献鼋于郑灵公”条，故事出自《左传·宣公四年》。结语“子夏曰：《春秋》者，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渐以至焉”出自《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公羊》《穀梁》皆与子夏有关，故此说不易断定。《政理》“《春秋》曰：四民均则王道兴而百姓宁；所谓四民者，士、农、工、商也”。《穀梁传·成公元年》有“四民”之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正谏》“《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条“昔陈灵公不听泄冶之谏而杀之，曹羁三谏曹君不听而去，《春秋》序义虽俱贤而曹羁合礼”。“陈灵公不听泄冶之谏而杀之”本于《穀梁传》《左传》之《宣公九年》；“曹羁三谏曹君不听而去，《春秋》序义虽俱贤而曹羁合礼”则出自《公羊传·庄公二十四年》。《敬慎》“石雠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国君不可以不慎也”条，未知所出。同卷“好战之臣，不可不察也。羞小耻以构大怨，贪小利以亡大众，《春秋》有其戒，晋先轸是也”条，《春秋》三传《僖公三十三年》皆有其事。《公羊》《穀梁》皆反对战争，此条中“匹马只轮”与《公羊》同，《穀梁》则作“匹马倚轮”，故其似出《公羊》说。《奉使》“《春秋》之辞有相反者四”条本于《公羊传》《春秋繁露·精华》，皆《公羊》说。具体来说，“既曰大夫无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出自《公羊传·桓公八年》《庄公十九年》《僖公三十年》《襄公二年》《襄公十二年》；“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出自《公羊传·庄公十九年》；“既曰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出自《公羊传·襄公十九年》；“又曰以君命出，闻丧徐行而不反者”出自《公羊传·宣公八年》；“公子子结擅生事，《春秋》讥之，以为僖公无危事也”出自《公羊传·庄公十九年》。《至公》“夫子行说七十诸侯无定处，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人事浃，王道备，精和圣制，上通于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显为《公羊》说无疑。如董仲舒曰：“《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春秋繁露·玉杯》），“《春秋》纪纤芥之失，反之王道”（《春秋繁露·王道》），等等。《指武》“《春秋》记国家存亡，以察来世”应本于《春秋繁露·精华》“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同卷“是以《春秋》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华而后夷狄”本于《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董仲舒亦曰：“《春秋》立义：……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春秋繁露·王道》）。《辨物》“夫水旱俱天下阴阳所为也”条出自《春秋繁露·精华》。

《修文》“《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寝。’传曰：高寝者何？正寝也”出自《春秋经·定公十五年》，《公羊》《左传》皆无传，《穀梁传》曰“高寝，非正也”，此处解释远比《穀梁传》详细，盖出于当时《穀梁》经师对于此传之进一步解释。同卷“《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传曰：‘成周者何？东周也’”则出自《公羊传·昭公二十六年》。同卷“《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传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狝，冬曰狩。……”一段文字有舛误，出自《春秋经·桓公四年》。前人多认为此为《公羊》说。卢文弨径根据《公羊说》改“四田”为“三田”说，向宗鲁从之。[9]徐复观认为出自《公羊》说和《春秋繁露》。但据文中解释，其应出于《穀梁》说。《穀梁传》曰：“四时之田，皆为宗庙之事也。”《修文》亦曰：“其谓之田何？圣人举事必返本。五谷者，以奉宗庙，养万民也。去禽兽害稼穑者，故以田言之。”《穀梁传》又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时之田用三焉。”《修文》亦对“夏不田”作了说明。董仲舒虽然也说：“猎禽兽者号，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搜，冬狩，夏狝。”（《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但其并没有“四时之田用三”的思想，因此，不能把其归到《公羊》说。同卷“生而相与交通，故曰留宾”条“《春秋》曰：‘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者何？丧事有者，盖以乘马束帛。舆马曰，货财曰赙，衣被曰襚，口实曰唅，玩好曰赠”出自《春秋经·隐公元年》。此段文字似综合《春秋》三传而成。同卷“《春秋》曰：‘庚戌天王崩。’传曰：天王何以不书葬？”系对《公羊传·隐公三年》传文之进一步解释。

以上22条，出于包含董仲舒在内的《公羊》说者13条，《穀梁》说者4条，《公羊》《穀梁》皆有者2条，综合三传者1条，不易断定者1条，未知所出者1条。可见，《说苑》对于《春秋》三传皆有征引，而以《公羊》为多。除此之外，还有未提“《春秋》”之名，但实与《公羊》有关者2条。《尊贤》“春秋之时，天子微弱”条“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乱之端，在乎审己而任贤也”及“故传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以下皆为《公羊》说[10]；《修文》“‘夏，公如齐逆女。’何以书？亲迎礼也”则系《公羊》经师对于《公羊传·庄公二十四年》的进一步解释。

《列女传》明显提及“《春秋》”的仅1处，即前面说的《贞顺传·宋恭伯姬》“《春秋》贤伯姬”。此外有1处与《公羊》有关者，即《孽嬖传·鲁桓文姜》之事出自《庄公元年》。

此外，《说苑》《列女传》还有很多与《左传》相关的事例。章太炎《刘子政左氏说》指出《新序》《说苑》《列女传》中与《左传》相关的事义有六七十条，并对其中的三十余事作了详细的疏证。[11]日本学者鎌田正也指出，刘向、刘歆都受命在秘书校书，刘歆在秘府看到的古文《春秋左氏传》，刘向也一定能看到。因此，刘向的《洪范五行传》《列女传》《说苑》《新序》等书引用《左传》是理所当然的。[12]

对于《新序》《说苑》中的《春秋》引用情况，徐复观说：“刘向受命习《穀梁传》；《新序》中用《穀梁传》之比例高于《公羊》；而《说苑》用《公羊传》之比例，则远过于《穀梁传》；由此可以推测，刘向晚年，实以《公羊传》优于《穀梁传》。”[13]徐复观的这种推论恐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现存《新序》仅存原来的三分之一，所以不能据此对二书的春秋学情况做出合理的推断。但不管如何，《新序》《说苑》《列女传》都是三传兼用的。 

结语

综上可知，刘向的春秋学是兼取春秋《三传》的。那么这是否与其传穀梁学的说法相抵牾呢？唐晏认为这是《公羊》《穀梁》已经经过汉代经师删减的结果：“是向为《穀梁》专家矣。乃今考《说苑》所引《春秋》说，多同于《公羊》，其用《穀梁》者无几，抑又何也？然即其说以考之，《公羊传》则语加详，或且数倍。知今之《公》《穀》二家，为汉代经师删削多矣。”[14]钱穆认为这是汉儒经学家法相通的证据：“向治《穀梁》，而此疏用《公羊》义……后人必谓汉儒经学守家法不相通，其实非也。”[15]徐复观也认为刘向三传并用，并没有专经师法之说。[16]这些说法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似乎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在《春秋》三传之中，刘向对于《左传》的采用主要涉及史料方面，这或许与其中秘校书见到的材料有关。池田知久认为，刘向对《左传》之探研并不在阐明经中的微言大义，而在揭示其背后的史实。[17]因此，《左传》在刘向著作中都不以“《春秋》”之名的形式出现。这样看来，刘向春秋学所依据的义理实际只有《公羊》《穀梁》两种。《公羊传》是当时官方的正统经学。《穀梁传》虽然在石渠阁会议被立为博士，但其仅是《公羊传》的补充，并没有取代《公羊传》。因此，出身穀梁学的刘向同时采用公羊学也就不足为异了。何况刘向对于《公羊》出身的董仲舒倍加推崇，并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汉书·董仲舒传》）。因此在刘向的著作中时常能看到董仲舒思想的影响。[18] 

【注释】

[2]对于《新序》《说苑》《列女传》等刘向编写的著作能否作为研究刘向思想的资料，历来学者有不同看法。如全祖望、余嘉锡等人认为这些著作不能作为研究刘向思想的资料。《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的儒家类中则说“刘向所序六十七篇”，班固并注曰：“《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可见《汉书·艺文志》所载乃是刘向所有著作的合称。对于《列女传》，《汉书》本传称作“序次”，即根据已有的材料编订次序，从而成书。对于《新序》《说苑》，则言“著”，即依据传记行事而写成的著作。从现有材料来看，《新序》《说苑》《列女传》虽然在形式上采用了很多传记中的资料，但刘向本人对于这些资料进行了细致地甄选、编排，至少表明了他本人对于它们的认同。何况刘向在有些地方还加入了自己的议论，融入了自己的思想。因此，《新序》《说苑》《列女传》等著作可以作为研究刘向思想的资料。

[3][4]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3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50页；第50页。

[5]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3卷，第50—52页。按，下引徐复观关于《说苑》中的春秋学材料皆出此，本文不再出注。

[6]这里统计的每条分段皆据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

[7][8][9][10]向宗鲁：《说苑校证》，第30页；第31页；第489页；第176—177页。

[11]章太炎：《刘子政左氏说》，载《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205页。对于《说苑》《列女传》中的《左传》情况，由于材料太多，这里不作详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刘正浩《两汉诸子述左传考》（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的相关研究。

[12]鎌田正：《左傳の成立と其の展開》，大修館書店，1963，第409页。

[13]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3卷，第53页。按：本文与徐复观对于《新序》《说苑》中《春秋》材料的统计和分析虽然不尽相同，但在结论上是一致的。

[14]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中华书局，1986，第411页。

[15]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第38页。

[16]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3卷，第53页。

[17]池田知久：《刘向的学问与思想》，《东方学报》1978年第50册，第135页。

[18]郑玄《六艺论》曰：“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严彭祖及颜安乐，安乐弟子阴丰、刘向、王彦。”（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2011，第3页）未知郑玄此说所据为何。但若果真如此，则刘向受到董仲舒影响就更不足为异了。

原载：《哲学动态》2021年第6期

来源：“哲学动态杂志”微信公众号（2021.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