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是我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学术机构和研究中心。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历任所长为潘梓年、许立群、邢贲思、汝信(兼)、陈筠泉、李景源、谢地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没有专门的哲学研究机构。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 <详情>
哲学专业书库的前身是哲学研究所图书馆,与哲学研究所同时成立于1955年。1994年底,院所图书馆合并之后将其划为哲学所自管库,从此只保留图书借阅流通业务,不再购进新书。
2009年1月16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哲学专业书库正式挂牌。
<详情>朱晓宇
与中英暑期哲学学院的邂逅使我找到了一生的最爱,成为我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每当回忆起来常常唏嘘感慨,惊讶于自己有如此的幸运,深深感到那是命运之神的眷顾。
一九八七年高中毕业后我选择去天津大学建筑系学习建筑学专业,怀抱着做建筑师的梦想我开始了大学生活。天大校园美丽如画,垂柳成荫,湖光粼粼,似乎处处散发着神秘诱人的芳香,让人不禁在陶醉中恣意勾画着学业结束后接踵而至的幸福生活。那时我深信上了大学就是搭上了一列沿途布满风景的列车,只要随它前行自然会到达那个令人憧憬的目的地。
列车开动了,我和同学们一起奔忙于宿舍、食堂和图板之间。建筑设计不再是朦胧的想象而变成了丁字尺和三角板的日常生活。每当新的设计题目布置下来,许多同学便可以立即动手画草图,而我却常常被一些问题困扰着迟迟不能动手。我总是觉得在没有论证清楚为什么要采用这种设计风格而不是那种风格之前是无法开始设计的,而当设计开始之后,我也经常惊讶于设计的过程是一个行动的过程而不是理论论证的过程,确切地讲,在我眼里那是个“盲目”行动的过程。我和大家一样,完成了一个个的设计作业,绘出了一张张的设计图纸,但我的心却一天天地困惑起来,为什么我所关心的问题看似和我眼前的学业相关但却无法在课堂上和书本里找到答案,为什么别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我总是对之充满了疑惑而执意要追根究底。
我逐渐感到自己无法认同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仿佛旅客上错了列车,每一个前方到站都似乎距离我的目的地越来越远。大学一二年级时,每当深深地陷入类似的苦恼,我便劝告自己不要心急,也许再学习一段时间待更了解这一行以后就会爱上它的。然而时间艰难缓慢地流过,耐心等待并没有换来所期待的结果,我的心不仅没有和我所作的事情靠得更近反而是渐行渐远了。苦恼和困惑日益加深,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并不喜欢建筑设计,做一辈子建筑师的生活更是令我不愿去展望的未来。我心中有种渴望、有个呼唤,但我听不清它在对我说些什么,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挣扎什么、寻找什么,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能为心中澎湃的热情找个归宿。
一九九一年,我的大学生活结束了,令人憧憬的建筑师的生涯随之展开,然而我心中却没有丝毫的激动和兴奋,望着每天为伴的丁字尺和三角板,我常常感到内心一片空虚与茫然,仿佛迷了路的孩子,不知自己身处何方。四年前那个美丽的玫瑰梦破灭了,我搭乘的那列快车把我送到了终点,我却悲哀地发现这不是我想要去的地方,而更加可悲的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哪里。
一九九二年的夏天,姐姐的朋友李晓红到我家做客,她当时是吉林大学哲学系的青年教师。她邀请我和她一同去天津,一来我可以去看看母校见见同学,二来因为我熟悉天津可以为她做导游,正处在烦恼和无聊中的我巴不得有个机会逃避一下现实,所以立刻答应下来和她一起来到天津。她白天很忙,要参加“中英暑期哲学学院”只有晚上和周末我们才能一起游玩。我对她去听的课十分好奇,于是有一天决定跟她一起去暑期学院的课堂看一看。
这一天我随李晓红来到了坐落在天津一角的一个美丽安静的校园,走进课堂, 见到一位满头银发、彬彬有礼的外国老人,据说是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著名哲学教授。我挑了个角落坐下来,发现学生都是中国人,多数是年轻人,有些可以明显看出是来自港澳台的学员。教授开始讲课了,出于好奇,我拼命想听懂他在讲些什么,但是无论怎样努力,也只能听懂只言片语,但奇怪的是我很希望他能一直不停地讲下去。很快到了下课时间,我却仍然不愿离开,于是就取消了那天的游玩儿计划留在课堂里继续听另一位从牛津大学来的教授讲下一节课。我能听懂的东西仍然少得可怜,但是坐在那间讲授西方哲学的教室里,我的心却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一种神奇的宁静和喜悦。 这种感觉让我在随后的几天里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暑期学院的课堂如饥似渴地捕捉我所能听懂的一点一滴,就这样我一直旁听到暑期学院的最后一节课。
在那些天里,我认识了暑期学院的校长
暑期学院结束了,我仿佛发现了宝藏,多年来我内心深处的呼唤终于在西方哲学这块神秘的领地找到了共鸣。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发现,同时又是一个多么艰难的发现。我虽然就读于全国重点小学和中学,但是十一年的基础教育却让我一直蒙在鼓里,不仅对西方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一无所知,更不了解原来那许多困惑我的问题早已有前人探索过、论述过。大学教育也未能足够地拓宽我的视野,除了基础课、专业课、和思想教育课以外,诺大一个校园仍然见不到西方哲学的踪影。平时我自己会买一些介绍叔本华、尼采、萨特等哲学家的小册子,但这些书往往被看成是课外书,读多了则是不务正业,不仅别人这样看我,连我自己也常常感到内疚。但是自从参加了暑期学院以后,我终于明白了这是一门堂堂正正的学问,也正是我的心之所属、情之所系,我愿意用毕生的精力和时间去探求它的奥秘与真谛
在
这一届的暑期学院在北京社科院的研究生院举办,我参加了牛津大学著名哲学家David Pears的小组,专门学习和研究休谟哲学。Pears是一位幽默健谈的老人,虽然由于我的英语听力不够好,他讲的话我只能听懂一部分,但他循循善诱的方法和异乎寻常的耐心弥补了我语言的不足,使我在短短的三周里不仅学到了很多知识而且也初步掌握了写哲学论文的方法。
记得Pears非常喜欢中国的烈性酒,在一次派对上,他边喝酒边与我聊天。当他得知我放弃了建筑师的工作改行学哲学时便问我“你为什么喜欢哲学?”其实许多人曾经问过我类似的问题,但我却始终不知如何作答。这时我看到他手中的酒杯,于是灵机一动反问道“你为什么喜欢喝酒?”他点点头笑起来,会意地表示认可了我的答案。
三周的暑期学院生活刚刚结束,我就开始盼望下一届的到来,每天的生活因此而充满了幸福的期盼,每分每秒也变得充实而有意义。一九九四年的夏天我第三次参加了暑期学院。这一届在上海的复旦大学举办,那时我的哲学知识和英语能力都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听讲、提问、阅读、写作都不再像以前那么困难。牛津大学的哲学家James Griffin 担任我们组的指导教师,他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老师,他的授课使我对伦理学着了迷。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暑期学院,这次的学习也使我有幸获得了去牛津大学访问的奖学金,从那以后我虽然常常惦记着暑期学院,充满了眷恋地回忆过去的学习经历,但却再没有机会回到暑期学院的课堂里。
去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后,我又到加拿大读了第二个哲学硕士学位,然后来到美国的南加州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读期间我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份工作成为了Antelope Valley College的哲学教师。现在的每一天我都过得很充实,我热爱教哲学课、做哲学研究的生活,对这一切我充满了感激。在通往这里的路途上有那么多的人帮助过我启发过我,有那么多的经历令我难忘,而其中最震撼我的生命、使我无怨无悔地走上这条献身于哲学的不归路的就是我的启蒙恩
原载:《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20周年庆典纪念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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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宇
与中英暑期哲学学院的邂逅使我找到了一生的最爱,成为我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每当回忆起来常常唏嘘感慨,惊讶于自己有如此的幸运,深深感到那是命运之神的眷顾。
一九八七年高中毕业后我选择去天津大学建筑系学习建筑学专业,怀抱着做建筑师的梦想我开始了大学生活。天大校园美丽如画,垂柳成荫,湖光粼粼,似乎处处散发着神秘诱人的芳香,让人不禁在陶醉中恣意勾画着学业结束后接踵而至的幸福生活。那时我深信上了大学就是搭上了一列沿途布满风景的列车,只要随它前行自然会到达那个令人憧憬的目的地。
列车开动了,我和同学们一起奔忙于宿舍、食堂和图板之间。建筑设计不再是朦胧的想象而变成了丁字尺和三角板的日常生活。每当新的设计题目布置下来,许多同学便可以立即动手画草图,而我却常常被一些问题困扰着迟迟不能动手。我总是觉得在没有论证清楚为什么要采用这种设计风格而不是那种风格之前是无法开始设计的,而当设计开始之后,我也经常惊讶于设计的过程是一个行动的过程而不是理论论证的过程,确切地讲,在我眼里那是个“盲目”行动的过程。我和大家一样,完成了一个个的设计作业,绘出了一张张的设计图纸,但我的心却一天天地困惑起来,为什么我所关心的问题看似和我眼前的学业相关但却无法在课堂上和书本里找到答案,为什么别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我总是对之充满了疑惑而执意要追根究底。
我逐渐感到自己无法认同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仿佛旅客上错了列车,每一个前方到站都似乎距离我的目的地越来越远。大学一二年级时,每当深深地陷入类似的苦恼,我便劝告自己不要心急,也许再学习一段时间待更了解这一行以后就会爱上它的。然而时间艰难缓慢地流过,耐心等待并没有换来所期待的结果,我的心不仅没有和我所作的事情靠得更近反而是渐行渐远了。苦恼和困惑日益加深,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并不喜欢建筑设计,做一辈子建筑师的生活更是令我不愿去展望的未来。我心中有种渴望、有个呼唤,但我听不清它在对我说些什么,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挣扎什么、寻找什么,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能为心中澎湃的热情找个归宿。
一九九一年,我的大学生活结束了,令人憧憬的建筑师的生涯随之展开,然而我心中却没有丝毫的激动和兴奋,望着每天为伴的丁字尺和三角板,我常常感到内心一片空虚与茫然,仿佛迷了路的孩子,不知自己身处何方。四年前那个美丽的玫瑰梦破灭了,我搭乘的那列快车把我送到了终点,我却悲哀地发现这不是我想要去的地方,而更加可悲的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哪里。
一九九二年的夏天,姐姐的朋友李晓红到我家做客,她当时是吉林大学哲学系的青年教师。她邀请我和她一同去天津,一来我可以去看看母校见见同学,二来因为我熟悉天津可以为她做导游,正处在烦恼和无聊中的我巴不得有个机会逃避一下现实,所以立刻答应下来和她一起来到天津。她白天很忙,要参加“中英暑期哲学学院”只有晚上和周末我们才能一起游玩。我对她去听的课十分好奇,于是有一天决定跟她一起去暑期学院的课堂看一看。
这一天我随李晓红来到了坐落在天津一角的一个美丽安静的校园,走进课堂, 见到一位满头银发、彬彬有礼的外国老人,据说是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著名哲学教授。我挑了个角落坐下来,发现学生都是中国人,多数是年轻人,有些可以明显看出是来自港澳台的学员。教授开始讲课了,出于好奇,我拼命想听懂他在讲些什么,但是无论怎样努力,也只能听懂只言片语,但奇怪的是我很希望他能一直不停地讲下去。很快到了下课时间,我却仍然不愿离开,于是就取消了那天的游玩儿计划留在课堂里继续听另一位从牛津大学来的教授讲下一节课。我能听懂的东西仍然少得可怜,但是坐在那间讲授西方哲学的教室里,我的心却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一种神奇的宁静和喜悦。 这种感觉让我在随后的几天里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暑期学院的课堂如饥似渴地捕捉我所能听懂的一点一滴,就这样我一直旁听到暑期学院的最后一节课。
在那些天里,我认识了暑期学院的校长
暑期学院结束了,我仿佛发现了宝藏,多年来我内心深处的呼唤终于在西方哲学这块神秘的领地找到了共鸣。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发现,同时又是一个多么艰难的发现。我虽然就读于全国重点小学和中学,但是十一年的基础教育却让我一直蒙在鼓里,不仅对西方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一无所知,更不了解原来那许多困惑我的问题早已有前人探索过、论述过。大学教育也未能足够地拓宽我的视野,除了基础课、专业课、和思想教育课以外,诺大一个校园仍然见不到西方哲学的踪影。平时我自己会买一些介绍叔本华、尼采、萨特等哲学家的小册子,但这些书往往被看成是课外书,读多了则是不务正业,不仅别人这样看我,连我自己也常常感到内疚。但是自从参加了暑期学院以后,我终于明白了这是一门堂堂正正的学问,也正是我的心之所属、情之所系,我愿意用毕生的精力和时间去探求它的奥秘与真谛
在
这一届的暑期学院在北京社科院的研究生院举办,我参加了牛津大学著名哲学家David Pears的小组,专门学习和研究休谟哲学。Pears是一位幽默健谈的老人,虽然由于我的英语听力不够好,他讲的话我只能听懂一部分,但他循循善诱的方法和异乎寻常的耐心弥补了我语言的不足,使我在短短的三周里不仅学到了很多知识而且也初步掌握了写哲学论文的方法。
记得Pears非常喜欢中国的烈性酒,在一次派对上,他边喝酒边与我聊天。当他得知我放弃了建筑师的工作改行学哲学时便问我“你为什么喜欢哲学?”其实许多人曾经问过我类似的问题,但我却始终不知如何作答。这时我看到他手中的酒杯,于是灵机一动反问道“你为什么喜欢喝酒?”他点点头笑起来,会意地表示认可了我的答案。
三周的暑期学院生活刚刚结束,我就开始盼望下一届的到来,每天的生活因此而充满了幸福的期盼,每分每秒也变得充实而有意义。一九九四年的夏天我第三次参加了暑期学院。这一届在上海的复旦大学举办,那时我的哲学知识和英语能力都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听讲、提问、阅读、写作都不再像以前那么困难。牛津大学的哲学家James Griffin 担任我们组的指导教师,他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老师,他的授课使我对伦理学着了迷。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暑期学院,这次的学习也使我有幸获得了去牛津大学访问的奖学金,从那以后我虽然常常惦记着暑期学院,充满了眷恋地回忆过去的学习经历,但却再没有机会回到暑期学院的课堂里。
去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后,我又到加拿大读了第二个哲学硕士学位,然后来到美国的南加州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读期间我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份工作成为了Antelope Valley College的哲学教师。现在的每一天我都过得很充实,我热爱教哲学课、做哲学研究的生活,对这一切我充满了感激。在通往这里的路途上有那么多的人帮助过我启发过我,有那么多的经历令我难忘,而其中最震撼我的生命、使我无怨无悔地走上这条献身于哲学的不归路的就是我的启蒙恩
原载:《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20周年庆典纪念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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