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介厚

（一）

世界哲学大会是国际哲学界的盛会。它起始于20世纪初，第一届世界哲学大会由一些知名哲学家倡议于1900年在巴黎召开，后每五年举办一次。194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简称FISP）都成立了,组织世界哲学大会成为FISP的主要活动之一，至今，FISP和其成员组织又举办了10次，共已举办了21届世界哲学大会。每次大会，有来自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成千的哲学家与会，进行直接的大规模学术交流，传播哲学中的新思想，交流新研究成果，探讨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体现新哲学动向，被称为在哲学中反映时代精神之镜，所编的会议文献也成为研究一个时期哲学趋向的重要资料。大会的工作语言现为英、法、德、西班牙、俄等5种。FISP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哲学组织，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非政府组织“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的成员。它只吸收国家、地区与国际性的哲学团体加入，现共有102个团体成员，其中79个是国家或地区性的，23个是国际性的哲学团体。FISP致力于发展各国、各地区哲学界的学术联系，促进哲学研究与教育事业，注重对全球性哲学问题的探讨。

我所1983年8月首次组团参加了在蒙特利尔举行的、主题为“哲学与文化”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并开始和FISP有所联系。由汝信、邢贲思、涂纪亮和当时在美国作访问学者的李幼蒸四位同志组团前往。这首次与会，拓开我所之后持续参加世界哲学大会之途以及和FISP之接触、联系。我所与会学者不仅了解世界哲学大会的盛况，和各国哲学家有广泛接触，而且在大会期间和FISP的要员建立友好联系。当时美国促进世界现象学协会主席、著名女哲学家蒂敏尼卡（A.T.Tymieniecka,英加尔登的门生）和我所汝信等学者已有良好学术联系，她积极促成我所代表和大会组办者、大会期间被选为FISP主席的蒙特利尔大学哲学教授珂希（V. Cauchy）会晤。他对中国哲学家首次参加世界哲学大会很重视，专诚设宴招待我方人员，热情介绍FISP情况，表示希望我所能加入到这个国际哲学组织中来，FISP愿建立和我所的联系与合作。在大会闭幕式上，主席致词后，专门请汝信副院长和另一国家的哲学家发言，汝信的简短演说态度积极、热情，在世界哲学大会初次展露中国哲学家的真诚形象。此后，我所和FISP就逐步进行联系了。

1987年我所作为正式的团体成员加入FISP，后来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也加入FISP。在一段时期内，应我所邀请，FISP的主席珂希教授、秘书长阿伽齐（E. Agazzi，意大利哲学家）、常务执行局成员司库库恩（Guido Küng，瑞士弗莱堡大学哲学系教授）先后来我所访问，作多次学术讲演，和我所同事门座谈，并由我所安排赴上海等外地城市作学术访问，和我国哲学界同仁多有接触，增进了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哲学事业蓬勃发展的了解。而我所一直积极参与FISP的工作与活动，此后组团出席了每届世界哲学大会，我因长期分管所的外事工作，都忝列其中。我写过每届大会的内容综述，分别刊载在当年的《哲学研究》或《哲学动态》或《国外社会科学》上。这里只说组团活动情况和一些观感。

（二）

这几届世界哲学大会都在8月中旬举行，为期一周。1988年8月中旬，我所成为FISP正式成员后首次组团出席了在英国布拉顿（Brighton）召开的第十八届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由汝信、邢贲思、叶秀山、王锐生、张春波、姚介厚组成，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王淼洋和我们同机前往。我们一行飞抵伦敦稍事逗留，从那并不宽敞的街道、古旧的高楼，可感受到昔日大英帝国存留的气韵。我国驻英大使馆专门设宴招待，提供商务处的招待所。布拉顿距伦敦只约两个小时行车路程，是海滨胜地，碧波遴遴、风光秀美、景色宜人，不时在阳光明丽中飘起雨丝。会址在临海的一个会议中心，据说不久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此发表讲演，还曾发生过一次爆炸，英方就很注意会议安全。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者约两千人，气氛热烈。

大会的主题为“对人的哲学理解”，重在探讨人性、人的理性和人的未来、技术与人道主义、人类生存条件与和平、哲学与文化在解决人类全球性问题中的作用等问题。大会有围绕主题的多次全体大会，一些大型专题研讨会，数十个哲学分题研讨会，不少由各国学者经申请自行举办的圆桌会议，以及不少国际性哲学团体的活动，内容甚为丰富。全体大会上专门邀请世界著名哲学家讲演，年逾八十、白发皑皑的英国哲学家波普尔阐发了他的批判理性主义的新见；哈贝马斯虽口齿不很清晰，他发挥批判理论的演讲也吸引人；苏联的费多谢也夫的发言颇为气盛、令人注目；汝信应邀作为中国哲学家首次在全体大会上联系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就人类的未来和哲学的前景发表讲演，并回答问题，深入、明快而稳健，得到热烈反应与国外同仁的称赏。大会突出了对人和文化的哲学研究，或曰21世纪是文化的时代。

我所与会成员在一些有关专题研讨会上提交论文、作了发言，引人感兴趣，张春波提交关于中国佛学研究的论文，大会后有英国哲学刊物请他提供专稿。此外，我所和国际中国哲学学会（成中英教授主事）在大会期间举办了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现况与发展的圆桌会议，工作语言为英语，各国学者前来与会的约近百人，较为踊跃。叶秀山、我以及成中英等学者在此会上发言并回答提问，我讲的题目是《世纪之交的中西哲学交往》，一些西方学者和苏联的布洛夫较感兴趣。通过这次圆桌会议，我们较好地向外界传布了中国哲学的历史传统和改革开放后的新气象，以及我所面向世界的哲学活动，包括当时正在举办的中英暑期哲学学院。

会议期间我们还和外国及港、台的学者有较多接触、交谈，如珂希主席对中国尤为友好，应他专诚邀请，我去他主持的一个专题研讨会上发言。当时苏联组成了一百余人的庞大代表团与会，是会上的一支劲旅。当时中苏关系已解冻，苏方多次邀请我方参与他们的活动，我方和费多谢也夫也有直接会晤。我所和前苏联哲学界恢复接触起始于布洛夫访华探路，而发展相互的学术交流关系在这次大会以后。在FISP的成员代表全体会议上，我所所长邢贲思被选为FISP的领导机构“指导委员会”（Steering Committee）的成员，他后还再选连任，担任至2003年。

返回伦敦时，我们专程敬謁了坐落在高地公墓的马克思之墓，在爽朗的夏空中有大理石雕像伫立，花环陈列、挽带微拂，我们在默立中献上敬意。

（三）

第十九届世界哲学大会于1993年8月中旬在莫斯科举行，主题是“世纪之交的哲学”。我所贾泽林、张家龙、殷登祥、徐崇温、姚介厚、赵培杰组团赴会。所里当时经济不宽裕，我们就坐火车去，中央党校的刘建能、韩庆祥同行，北京大学的孙小礼教授直飞莫斯科。我们一行往返都要花六天时间，车上和沿途没什么好吃的，往返都自备方便食品。前不久此线火车上发生歹徒抢劫、杀害中国女乘客案，我们集体同行、怀赴会使命，倒也无所畏惧，俄罗斯警方在车上、站上则巡戒森严。火车从内蒙出境后，穿越茫茫沙漠并在乌兰巴托停留，进入俄罗斯境内后，西伯利亚水泽与白桦林交相掩映，列车绕行贝加尔湖长达半日多，青天碧水、风景奇丽，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城等都市矗立广袤原野；越过欧亚分界碑后，进入大小城镇较密集的地区。一路观光、交谈，时日似乎过得也快。抵莫斯科时布洛夫及其夫人阿拉（东方研究所研究人员）热情接待，为我们安排了方便的住所。大会前阿拉陪我们乘红色火箭列车去彼德堡（列宁格勒）访问，登上阿芙乐尔巡洋舰、参观冬宫博物馆，所在的俄罗斯工作人员对我们中国客人分外热情。

这届大会由苏联哲学界承办，是在苏联未解体时决定的。虽经历了苏东事变，俄罗斯经济一派萧条，但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单位仍着力组织、办好此会，与会者有一千几百人。大会在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院（原苏共中央党校所在地）的会场与楼馆举行。已下台的戈尔巴乔夫在开幕式上讲话，听众或鼓掌、或不鼓掌，这大约算是他的最后一种风光了；叶利钦的贺信则到开会第二日才送来，他对在本土举行的国际哲学盛会似乎不敏感，也许是国内管理秩序阻塞造成信息不灵。

世界在走向20世纪末之际发生诸多剧变与动荡，哲学家们论述当今时代与哲学现状、展视世纪之交的哲学情势，也是千见百说，似乎隐含迷茫之感。也有著名哲学家在全体大会演说，但分量重的不多。法国的著名解释学哲学家利科（Paul Ricouer）在一个专题研讨会上做主旨发言，听众济济，我是首次见到他，他竟是如此瘦弱，但言词泉涌、清澈练达，而隐约中也略现出神情黯然，不像后来他年逾八十来访我所时作大会演说那容光焕发之姿。后来我知悉当时他正经历丧子之痛，仍来大会镇情陈词，实属不易。

我团成员也分别去专题分组会报告论文、参与多种研讨，如殷登祥论中国的天文学研究，张家龙论现代逻辑研究，著名美籍华裔哲学家王浩先生对我说，他要专门去听张家龙谈对现代逻辑中的直觉主义的看法。大会期间，我们和各国、各地区的学者有较多接触、交往。蒂敏尼卡专门在餐馆设宴招待我团全体成员，晤谈甚欢，告我们她让子女学中文，颇有中国情结，后来她以高龄访问我所、出席中国的学术会议，和我所、其他中国哲学机构及学者有着良好的学术联系。也是在这大会期间，我们结识了台湾年高学者盛庆琜教授夫妇，他和我同乡，而年长我一辈，深怀爱国心，后来成了多次来访我所的老朋友。

大会闭幕后，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斯乔平拨冗专门在他的办公室会晤我们。哲学所之楼离红场不远，20至30年代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所在地，中国不少老一辈革命家与党内外人士曾在此地学习。斯乔平谈到前苏联动变的一个原因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突出重工业与军事工业，忽视了轻工业、农业的重要性。双方交谈了各自研究所的概况，表达了发展双方学术交流关系的意向，后来两所的学术联系一直持续未断。我觉得俄罗斯的经济、科技潜力不可低估，哲学界的力量也强，且对中国哲学界有着深久友情。当时俄罗斯哲学所遇有困难，思想变迁也杂多，但我们接触的不少俄方同事对中国总怀友好深情，如当时俄罗斯哲学所的副所长米特洛欣科（研究西方哲学的专家）在布洛夫陪同下专程来我们的住所看望，表达对中国与中国同事的深情厚谊，并送他刚出版的专著，他在感慨中交织着对中国与中国哲学家的美好期望，尤为感人，难以忘怀。

会后我们去了红场，进了卫士守护的列宁墓，列宁的遗体安详地平躺在水晶棺内，我们神情肃穆。

（四）

1995年10月FISP在希腊文明的发源地克里特岛举行主题为“希腊哲学和现实”的学术研讨会暨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会议。邢贲思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作了题为“希腊哲学在中国”的发言，引人瞩目，希腊哲学界的人士尤感兴奋。雅典哲学研究所长穆措普罗斯专诚邀请邢贲思访问该所并送出版的书刊。后通过中希两国文化交流协议穆措普罗斯来我所访问，讲演与座谈；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和希腊的促进欧中友好关系协会轮流在北京、雅典轮流举办学术研讨会，1998年3月叶秀山教授和我曾随陈昊苏团长赴雅典与会，我们和穆措普罗斯都在会上讲演，后他也率团来京赴会，我也在会，有多次晤谈。通过这条渠道，中国和希腊哲学界的学术联系建立起来。

土耳其著名女哲学家库楚拉蒂（I. Kuçuradi）在1988年至1998年连续担任FISP的秘书长。我于1986年10月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布达佩斯举办的一个主题为发展观的专家研讨会，会中和她初次相识，她当时对处于蓬勃发展的中国和中国哲学界就已很为关注，态度友好热忱。莫斯科大会前、后她更关注亚洲的哲学事业，着力增进FISP和我所的关系。受UNESCO委托，她主编了《亚太地区的哲学教学》，我所受委托、资助，由科研处组织译成中文出版。我所编辑出版了数年的《世界哲学年鉴》，因她支持，获得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的资助。FISP成立世界哲学教学委员会，她推荐我任委员，委员会的主席是英国研究希腊哲学的专家伊文斯(J.D.G.Evance)，他曾来访我所，因有相同的专业旨趣，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好。1997年库楚拉蒂和伊文斯主编FISP的专书《21世纪前夕的哲学教学》（英文版），应他们约请，我写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哲学教学》一文，介绍、论述了中国的哲学教学与研究概况，她在“导言”中肯定了中国的哲学教学在社会发展与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哲学教学发展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进展的内在联系。此书于1998年在安卡拉出版，第20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及之后广为发行。拙文至今还有国外学者将它作为研究当今中国哲学的一个资料，而我当时行笔匆匆，现在想来写得有所不足。

（五）

1998年8月中旬第20届世界哲学大会在波士顿举行，主题为“潘迪亚：培育人性的哲学”，来自世界各国、各地区的2500余位学者参加了这届世纪之交的盛会。我所由汝信、陈筠泉、叶秀山、郑家栋（当时在波士顿作访问研究）、姚介厚组团出席。中国其他单位的与会学者已明显比以往增多，约有20余人。总体看，这届大会规模盛大，名家云集，内容丰富，组织周密有序。据说具体承办的波斯顿大学为申请、承办此会作了十年准备。美国是首次举办世界哲学大会，此会显示出，美国哲学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已走出历来所处的欧洲哲学与文化的边缘地带，活跃于世界哲学舞台之前沿，就此而言，应重视研究当代美国哲学。

“潘迪亚”（Paideia）的希腊文原义指教化、教育、培植。全体大会、大型专题研讨会、各分支学科的分专题研讨会、圆桌会议、各国际性哲学组织会议等等，构成丰满的哲学对话与交流，探讨人类行将进入新的千年文明之际哲学事业应负的历史使命。我觉得从各种演讲与交流看，大会突出了这样一些思想：（1）人是发展的中心，哲学应以促进人的教育与发展为重要目的，哲学与人文科学对社会发展有重要功用。（2）文化与发展的多样性是当今时代的特征，哲学要适应国情、文化传统与社会发展，对未来的教育作出贡献。（如美国黑人哲学家奥托劳在大会发言指出哲学教育不能屈从单一价值模式，不能搞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3）伦理学在深深介入发展，成为当今一门显学，各种规范伦理和应用伦理在生发，深入社会发展的各层面。（4）当今世界哲学更呈多元化态势，增进不同哲学传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哲学传统）的合理交往甚为必要。当代美国哲学的大家、90高龄的蒯因（W.V.O.Quine），他的门生、自立学说的戴维森（D.H.Davidson），社群主义伦理学建立者麦金太尔（A.MacIntyre）等，在专场大型研讨会演说，听众爆满、气氛热烈。我感到美国的后分析哲学和规范伦理学说也自有其开阔的影响。

我团成员在相关的分组专题研讨会上宣读了提交的论文，和与会的各国学者切磋、交流，并参加了不少其他研讨活动，包括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团体举办的圆桌会议。大会期间，我们和各国学者有较多接触、联系，如会晤了美国哲学协会副主席、著名分析哲学家欣蒂卡，波士顿新儒家学派代表之一纳维拉，双方都表示了加强中美哲学界学术联系的意愿。中国一批留学美国、加拿大的年轻学者已在当地工作，成立了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他们在美国哲学协会中也呈活跃之势，在大会中开展有关中国哲学的研讨活动。我们一起会餐，交流情况，建立学术联系，后来他们专门组团回国，来我所讲演和座谈。

哈佛燕京学社主任杜维明教授专门设宴请我团和一些在美汉学专家会晤，当晚并邀我们在哈佛燕京学社讲演，听众有近百人，我们每人都讲了有关的中国哲学研究的情况与趋势，提问、讨论气氛热烈。杜维明在这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发言指出，哲学与人文科学建树精神价值，积累无形的“社会资本”，在全球化和国家发展的各层面都有重要作用；不久他又提出现代性的多元化；近几年他致力开展不同哲学与文明传统的对话与交往。这些都是颇有见地和价值的。

我受本所委托，参加了FISP全体成员代表会议，即席发言介绍中国哲学界和我所概况，表明积极支持FISP的工作与活动。会议通过决议，批评美国政府对古巴代表拒发签证、阻止他们赴会。其中一位女哲学家、古巴政治哲学学会主席塔尼娅，我后于2003年3月在哥本哈根和她相识，她是混血儿，父亲冯某早年从福建去古巴定居，她说很向往去中国，只在梦里见过父亲的故土。会议选举下届FISP主席，竞选的三位都是著名女哲学家，即库楚拉蒂、蒂敏尼卡和玛库丝（R.B.Marcus）,这次竞选似乎“阴盛阳衰”。我和这三位都互相熟悉，其中玛库丝是卡尔那普的门生，在发展模态逻辑上颇有贡献，倾向克里普克的本质主义，和蒯因有过论争；她曾任美国耶鲁大学哲学系主任，我听过她的两门课，她对中国颇怀友好之情，80年代我所曾邀请她来访，她因病未能成行。库楚拉蒂多年对FISP贡献甚多，她当选主席在情理之中。

2002年10月8、9日我所和FISP指导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了“世纪之交的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有幸与会，最深刻的一点感受是：来自亚、欧、非、北美、南美各大洲的各国著名哲学家，以一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在倾心思索与探讨新世纪的哲学使命。处在交织着严重挑战和发展机遇的时代，与会的哲学家们回眸人类文明与哲学自身的百年历程，直面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前瞻新世纪的哲学如何以独特的理论智慧反思科学、文化与社会的进程，体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精神，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发展自身。这和次年世界哲学大会的主旨精神是一致的。2003年第1期《世界哲学》上刊载了我写的《探讨新世纪的哲学使命》，那是对此会的内容综述。库楚拉蒂主席后在FISP全体成员代表会议的工作报告中，就此会成功举办表示对我所的谢意。

（六）

第21届世界哲学大会于2003年8月10日至17日中旬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行。我所组团由汝信、李德顺、谢地坤、郑家栋、魏小萍、姚介厚赴会，赵汀阳应一国际哲学团体邀请也与会。过去的大会都在欧洲与北美举行，这次在位扼亚、欧的土耳其召开，伊斯坦布尔市就横跨欧亚两洲，历史上又是罗马文明、拜占廷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交集之地，这在地缘和文化上都别有意义。伊拉克战争打了才不久，伊斯坦布尔虽是风景明丽之胜地，却是人口杂多、治安难做的大都会。为防恐怖分子，进入会场都要安全检查，大会过后一个多月此城就发生了大爆炸。这届大会组织周密、内容丰富，较为成功。来自世界各大洲的2300余位学者参加了这届盛会。中国各地学者与会人数明显增多，不下40余人。

这届大会的主题是“面向世界问题的哲学”，旨在强调在新世纪开初之际，需要用哲学包括伦理知识研究、解决重大的全球性问题，使哲学在创造一个“没有恐惧与贫困”的世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个主题的确定，无疑同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密切相关，那就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进展。“9·11”事件对国际局势造成冲击，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威胁着安全；全球经济创造出巨大财富，也产生了贫富愈加悬殊、南北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等突出问题。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更加突出。文化与文明要素在国际关系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凸显出来。大会主题突出了哲学在研究解决全球性问题中的使命与功用。

这21世纪的首届大会很有现实性和理论深度。四个分主题是：（1）哲学的作用：启蒙，后现代思想和其他视角；（2）全球化和文化的同一性；（3）人权、国家和国际秩序；（4）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伦理和哲学的挑战。有五场和大会主题相关的大型研讨会：（1）暴力，战争与和平；（2）不平等，贫困和发展：从哲学的视角看；（3）民主及其前景：公民和公民社会；（4）人权：概念，问题和前景；（5）FISP和教科文组织合办的一场特别研讨会：面向社会和全球的正义。还有50种分专题的研讨会、16场特邀研讨会、69个圆桌会议、13个国际性哲学团体的开放式活动。哈贝马斯和意大利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瓦蒂莫等名家与会并演说。汝信应邀出席了那场有前各国政要与学界要人参加的特别研讨会并发言。我团参与多种研讨活动，一些成员在分组研讨会上宣述论文要旨；我应大会组织委员会邀请，主持了两场关于当代哲学的研讨会。

我觉得这届大会有以下六个特点：

（1）突出了在新世纪哲学的使命与功用，特别是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解决一些重大的全球性问题。如哈贝马斯认为当今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大变，拘限于民族国家主权的古典国际法及其哲学根据已不适用，实际上主张国际法要更新哲学根据来规范世界秩序。较多哲学家则在研讨中认为，要通过树立一种“全球正义观”来克服全球化中的种种尖锐矛盾，实现一种“人性”的全球化。

（2）注重对规范、形成合理世界新秩序中的重大问题的哲学研究。战争与和平、“9.11事件”与伊拉克战争后的安全和国际准则问题、人权、不平等、冲突与安全、国家关系与国际秩序问题等等，都是大会、小会的热门话题。澳大利亚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两次在全体大会发言，主张用理性的正义观正确处理主权国家关系和不同的政治与文化传统，新世界秩序应“通向全球民主”；他猛烈抨击美国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搞所谓“先发制人”战略，并威胁伊朗、北朝鲜等，无视并取代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靠经济实力与军事威力实现霸权，是反民主、反正义的，是要实现美国的殖民式的和平，罗马帝国式的和平（罗马找种种借口100多年间发动布匿战争消灭了北非的迦太基）。他演说奔放激昂，获得全场极为热烈的鼓掌。

（3）注重从哲学上探讨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当今世界文化和经济、政治紧密交融，冷战后的多极世界格局各有一定的文明和文化基础，存在着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所引发的矛盾甚至局部冲突，文化与文明要素在国际关系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凸显出来。会上对全球化中的文化差异与同一性、不同哲学传统的跨文化沟通与交往等问题，有很多研讨。

（4）当代科技革命对哲学与伦理学的新挑战。在技术哲学、科技伦理等方面涌现不少新的学科生长点。

（5）从大会看，可见新世纪初各种哲学思想激荡，保持多元的动态画面，表现了当今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这届大会上英美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的分量不重，当代欧陆人文哲学占了较大比重。我主持的两场“当代哲学”研讨会，都是论评当代欧陆哲学的，谈后现代主义的气氛浓重，有的学者甚至质疑是否后现代主义主导了当代哲学和这届大会。其实，就是在西方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执着研究仍较多，如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会的劳勒（James Lawler）等人、美国激进哲学家协会和德国的一些哲学家，分别在会上举办了不少圆桌会议。

（6）发展中国家的哲学声音比过去明显增强。有专门讨论非洲、拉丁美洲哲学的专题会议，但来自动荡的阿拉伯世界的哲学家较少，东亚和南亚地区与会学者较多，举办多种活动，颇为活跃。中国的大陆、香港、台湾学者和美国的华裔学者都去了不少，举办了一些有关中国哲学的圆桌会议，如牟博（原我所学者、后留美定居）发起成立的国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学会，组织了一场“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和当代哲学的发展”圆桌会议。中国哲学界参与世界哲学大会的能量较有增进。

我所委派我作为代表出席FISP全体成员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人文科学部的代表宣讲了所拟订的新的《哲学战略》草案。它是根据合国教科文组织的2003年—2007年的中期发展战略的起草的，重视哲学对实现教科文组织的宗旨、伦理使命和解决全球性文化问题的重要价值，强调哲学面向世界问题、促进哲学教育和发展哲学研究这三个战略方向。会议投票决定2008年第22届世界哲学大会由韩国汉城承办。选出丹麦的凯普（P.Kemp）教授为FISP新主席，美国的麦克布莱德（W.McBride）为秘书长，并以差额竞选方式选举出指导委员会的25位新成员，我所推举我为候选人，也当选其中。

（七）

第21届世界哲学大会后，我所帮助韩国的金丽寿（Yersu Kim,原FISP副主席、时任韩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总干事）就下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向中国哲学界征求意见。金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伦理学部主任，1998年6月和我所在本院成功地举办了关于普遍伦理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是老朋友。2003年11月初经谢地坤和我联系，他在复旦大学与南京大学的哲学系，和上海、南京的哲学家们座谈、听取意见，甚为满意。

FISP指导委员会于2004年3月24日至27日在哥本哈根丹麦教育大学召开了主题为“教育中的历史”的国际学术会议（和韩国哲学协会合办）暨工作会议。我作为中方新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宣讲了论文《哲学传统与文明史教育》，效果还不错，听众感兴趣，不少与会者向我索要论文稿。工作会议开了一整天，重心内容之一是讨论下一届世界哲学大会的筹备。会议同意将中文列为第22届世界哲学大会的工作语言（这无疑有利于中国学者与会）；投票确定下届大会的主题为“重新思考当今哲学”（Rethinking Philosophy Today）；成立为下届世界哲学大会作学术筹备的设计委员会(Program Committee)，我也被选在其中。

2004年11月15日至20日我院承办国际哲学人文科学理事会（ICPHS）与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联席研讨会暨工作会议，FISP主席凯普、秘书长麦克布莱德和ICPHS副秘书长、FISP指导委员会委员路卡·斯卡莱蒂诺（Luca Scaratino）都来出席，并访问我所，交流学术现况，讨论加强联系与合作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年起确定11月20日为世界哲学日，表明国际社会重视哲学在当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包括发展文化的创造性的多样性）中的重要作用。联席研讨会的总主题是“文化与互联网”，最后一日恰逢世界哲学日，为此，下午专门组织一场专题研讨会，主题为“赛博时代的现代化与跨文化交往：一个哲学的考察”，我所也协助筹备。ICPHS主席等外国专家、其他外方人士和我所一些学者参加此会。我有幸主持了此场会议。凯普、麦克布莱德和路卡·斯卡莱蒂诺都宣讲了论文，我所的郭良了宣讲了论文《开放的网络与开放思想：有关互联网对开放的影响的量化研究》，刘钢宣讲了论文《赛伯哲学与元哲学多元论框架中未来东方科技哲学之可能基础》，均获好评。此会研讨气氛热烈，较有深度。

综上所述参加世界哲学大会及相关活动的情况，归结为一点感受：参加重要国际学术组织并积极参与相关的国际学术活动，是我所发展对外学术交流、促进学科建设、学术上走向世界的一条重要渠道

原载：《哲学所志199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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