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是我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学术机构和研究中心。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历任所长为潘梓年、许立群、邢贲思、汝信(兼)、陈筠泉、李景源、谢地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没有专门的哲学研究机构。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 <详情>
哲学专业书库的前身是哲学研究所图书馆,与哲学研究所同时成立于1955年。1994年底,院所图书馆合并之后将其划为哲学所自管库,从此只保留图书借阅流通业务,不再购进新书。
2009年1月16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哲学专业书库正式挂牌。
<详情>刘培育
汪奠基在逻辑领域里主要研究了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西洋逻辑史和中国逻辑史,成果最多的学科是现代逻辑和中国逻辑史。
一
1927年,27岁的汪奠基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逻辑与数学逻辑论》一书,这是中国学者出版的第一本现代逻辑著作。
当时,数理逻辑还是一门很新的学问,国内学者懂得数理逻辑的人很少很少。汪奠基为什么能写出这样一部著作呢?
汪奠基青年时代是受到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术讲演的影响,对数理抽象思维产生了很浓的兴趣。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选修了数学和逻辑。1920~1924年,他在法国巴黎大学和里昂中法大学又系统地学习了高等数学、哲学与科学、数理逻辑等课程。他的老师雷诺韦尔是当时法国知名的数理逻辑学家。《逻辑和数理逻辑论》是汪奠基1924年夏为巴黎大学研究班毕业写的长篇论文。1925年5月,汪奠基回到祖国以后,深感国内数理逻辑薄弱,他就一边在几所大学里讲授逻辑,一边抓紧时间修改《逻辑与数理逻辑论》,并翻成中文出版了。
《逻辑与数理逻辑论》全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用极为简明的历史叙述方法阐明了传统逻辑的历史发展,依据亚里士多德的精神说明传统逻辑的基本方法;第二部分介绍了罗素的命题演算、类演算和关系演算的基本内容,阐述了数理逻辑产生的原因。具体地说,汪奠基指出了传统逻辑的局限性,比如使用含混有歧义的自然语言,无法对命题和推理作出精细的分析,不能把一些正确推理形式包括进来,因此无法胜任全面而透彻研究推理的任务。而要想突破传统逻辑的局限,对命题和推理作出透彻的科学分析和阐述,就需要制定人工语言深入研究命题的联结词和量词,准确了解多种命题的推理规律,把推理归结为规范的简单步骤,而这就是数理逻辑产生的根本原因。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汪奠基在介绍罗素的类演算的时候,对于“属于”与“包含于”两个概念作了准确的区分,这是很重要的。
1937年,汪奠基又出版了《现代逻辑》一书,参考英、美、德、法等国各派的逻辑理论,比较系统的介绍了现代逻辑命题演算、谓词演算、公理论和演绎模型等内容。
汪奠基的上述两部著作,对我国早期数理逻辑的传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贺麟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哲学》一书,在总结五十年来中国逻辑领域里的成果时,称汪奠基是国内对数理逻辑“有相当深的研究,且有新的贡献”的少数几位学者之一。我国当代数理逻辑学家莫绍揆说,他青年时代开始接触数理逻辑时,就读过汪奠基的数理逻辑著作。
二
20世纪50~70年代,汪奠基先后出版了《老子朴素辩证的逻辑思想 —— 无名论》《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第一辑)和《中国逻辑思想史》三部中国逻辑思想史著作,发表了有关论文10余篇。他是20世纪后半叶对中国逻辑思想史最有贡献的少数几位学者之一。
汪奠基是怎样转入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的呢?
在我国,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始于20世纪初。上半叶虽然出版了几部中国逻辑思想史的著作,如胡适的《先秦名学史》(1922年英文版)、郭湛波的《先秦辩学史》(1932年)、虞愚的《中国名学》(1937年)等,但他们的视野都局限在先秦。1949年以后,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1956年,国家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时就明确指出,要加强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工作。当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委托汪奠基负责其事。汪奠基曾赴南京、上海、武汉等地访求人才,后因反右斗争在各地风起云涌,刚刚制定的科学发展规划也就泡汤了。面对国内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现状,汪奠基决定自己来“啃”这块“硬骨头”。他雄心勃勃,下决心把中国历史上的典籍全部翻检一遍,审视一遭,用第一手材料写出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逻辑思想通史来。经过反复思考,他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分三步走的研究和写作计划。
第一步,全面系统地翻检中国历史上的典籍,搜集逻辑思想史料,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这些史料,编辑《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一书。全书拟编四辑:先秦史料分析两辑,秦汉至隋唐史料分析一辑,宋以后至“五四”时代史料一辑。第一辑包括从邓析到惠施、公孙龙的名辩思想史料分析及墨辩的逻辑科学史料分析,于1961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了。第二辑包括儒家的正名论史料、道家的无名论史料和法家的形名法术论史料分析。据汪奠基说,书稿于1964年交给了中华书局,有600多页,因为文化大革命一直没有出版。后来经手的编辑去世了,稿子也找不到了。
第二步,撰写《中国逻辑思想简史》。这部《简史》包括绪论和正文四编。绪论从研究逻辑史的问题谈到中国逻辑思想史的特点;第一编阐述先秦逻辑思想发生发展历史;第二编阐述秦汉迄魏晋六朝时代的逻辑思想;第三编阐述唐宋迄明清时代的逻辑思想(附因明学与西方逻辑的迻译);第四编阐述“五四”前后五十年间逻辑思想运动。《简史》初稿于1960年完成,立刻受到学术界的关注。1961年春,中国哲学会召集京津地区逻辑和哲学专家四十多人就《简史》初稿举行座谈会。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简史》初稿,认为“它是中国逻辑史方面的第一部著作,对于中国逻辑思想史的研究是个良好的开端。”一些专家还指出,汪奠基研究中国逻辑思想史的成果,可以说明我们的祖先在逻辑思想、思维形式方面都有过建树、创造和发展;可以说明形式逻辑反映的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共同规律,因此“具有重大的意义”。光明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以《探讨先代对逻辑思想的建树、创造和发展,哲学会座谈中国逻辑史问题》为题,详细报道了这次座谈会的内容。专家们对《简史》初稿的肯定,给汪奠基很大的鼓舞。会后,他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对《简史》初稿进行了多次修改,经过漫长的文化大革命,直到1979年才得以出版。关于出版情况,本文后面再谈。
第三步,在《简史》基础上写出一部内容更为详备的中国逻辑史。这第三步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开始了。1971年元月,根据宣传队的安排,汪奠基和学部的一批老先生结束了在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的劳动改造回到北京。当年汪奠基已经是年逾古稀,他一边参加学部北京留守处规定的学习会,一边抓紧时间撰写大部头的中国逻辑史著作,到1972年完成了“先秦两汉逻辑史”。这部文稿包括上下两编十六章,分讲先秦及两汉的逻辑理论对象史。我看到,汪奠基用哲学所标准的500格专用稿纸把文稿謄清,共计376页,用银线装成4册。
文革结束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各出版社也都争着找好的书稿出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汪奠基的《中国逻辑思想简史》。此时的汪奠基已进入耄耄之年,又重病在身,除了高兴之外,已经不能再做其它事情了。正如本书《后记》所说的:“这部稿子是我六十年代初写成的。……十多年过去了。近来,我的身体情况不仅不容许我对稿子做进一步修改、补充,连校对原稿也发生了困难。”遵
其一,作者提出了对中国逻辑史的对象的认识。汪奠基指出,中国逻辑思想史是“研究所有留在旧中国哲学和一切科学思想范围内的有关形式逻辑及辩证思维方面的思维形式法则及其理论认识发生、发展的历史,包括印度因明和西方逻辑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当年,中国逻辑史研究还属于初创时期,汪奠基“为了尽量吸取历史上的逻辑遗产”而有意把中国逻辑史的“对象和范围放宽一些”是合理的,有意义的。
其二,该书的逻辑史料极为丰富,不仅包括两千多年来哲学文献和政治文章中逻辑思想资料,而且作者广泛搜集了文学和自然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地学、医学、农学等)中的逻辑思想史料。特别是书后附有《关于中国逻辑思想参考书目》,不仅书目详尽,而且作者对重要的参考书还提出阅读要点及取材方面的具体意见。这就为中国逻辑史的研究者们、特别刚刚进入这个领域的青年学者,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寻找逻辑思想史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我当年就是刚开始研究中国逻辑史,所以,对此有深切的体会。
其三,作者从翔实的史料出发,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在今天学界看来也许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汪奠基的见解都是他根据史料独立研究的成果,对后来者很有启发意义。换句话说,后来人研究中国逻辑史,是不能不读汪奠基的《中国逻辑思想史》的。
《中国逻辑思想史》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全书32万多字,首印8万册,两年后又重印,并且被上海人民出版社评为优秀图书。
三
下面,我想谈谈对
我1964年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念逻辑专业研究生,认识了
说到
“余以为学者必有求端致力之方,如举纲提目,振衣挈领,从而近思体念,寻绎入理,复引申触类,虚融蓄察,则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论语》谓谁能出不入户,何莫由斯道也。学者如错用心力,唐废光阴,终身难得一明瞭知识。古人以学思并论,若徒夸记诵,狂肆辞说,虽间有私义,焉知统类?所谓炫闻守曲,行一不该,绝非通学。读中应以涵养敬事为功夫,以持志率气为守恒,不迁为收摄因修显性,强立不反,是谓学之至也。”
上午7∶30~11∶30
下午2∶00~ 6∶00
晚上7∶30~11∶30
每周只有星期日下午和晚上为休息时间。他说,只要是在家里,没有“革命群众”来干扰,他就要坚持按规定的时间表工作。有一次他感冒发烧,夫人劝他休息,他说:“只要能吃饭,就要干工作。”
总之,科学的与艺术的,抽象的与形象的,相会在
汪奠基
简历
汪奠基(1900~1979),亦名三辅,号芟芜、山父等。湖北省鄂城县人。著名逻辑学家、教育家。1916年入北京大学读书,1920~1924年在法国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读书。1925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武昌中华大学、东北大学、广西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四川大学、湖北师范学院、武汉大学高等院校从事管理或教学工作。1955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曾任哲学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工会主席、民盟组织负责人等。
主要著作
《逻辑与数学逻辑论》(1927)、《科学方法》(1928)、《哲学与科学》(1928)、《现代逻辑》(1937)、《理则学》(1939)、《老子朴素辩证的逻辑思想——无名论》(1958)、《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第一辑)》(1961)、《中国逻辑思想史》(1979)等。
(录入编辑:神秘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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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育
汪奠基在逻辑领域里主要研究了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西洋逻辑史和中国逻辑史,成果最多的学科是现代逻辑和中国逻辑史。
一
1927年,27岁的汪奠基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逻辑与数学逻辑论》一书,这是中国学者出版的第一本现代逻辑著作。
当时,数理逻辑还是一门很新的学问,国内学者懂得数理逻辑的人很少很少。汪奠基为什么能写出这样一部著作呢?
汪奠基青年时代是受到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术讲演的影响,对数理抽象思维产生了很浓的兴趣。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选修了数学和逻辑。1920~1924年,他在法国巴黎大学和里昂中法大学又系统地学习了高等数学、哲学与科学、数理逻辑等课程。他的老师雷诺韦尔是当时法国知名的数理逻辑学家。《逻辑和数理逻辑论》是汪奠基1924年夏为巴黎大学研究班毕业写的长篇论文。1925年5月,汪奠基回到祖国以后,深感国内数理逻辑薄弱,他就一边在几所大学里讲授逻辑,一边抓紧时间修改《逻辑与数理逻辑论》,并翻成中文出版了。
《逻辑与数理逻辑论》全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用极为简明的历史叙述方法阐明了传统逻辑的历史发展,依据亚里士多德的精神说明传统逻辑的基本方法;第二部分介绍了罗素的命题演算、类演算和关系演算的基本内容,阐述了数理逻辑产生的原因。具体地说,汪奠基指出了传统逻辑的局限性,比如使用含混有歧义的自然语言,无法对命题和推理作出精细的分析,不能把一些正确推理形式包括进来,因此无法胜任全面而透彻研究推理的任务。而要想突破传统逻辑的局限,对命题和推理作出透彻的科学分析和阐述,就需要制定人工语言深入研究命题的联结词和量词,准确了解多种命题的推理规律,把推理归结为规范的简单步骤,而这就是数理逻辑产生的根本原因。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汪奠基在介绍罗素的类演算的时候,对于“属于”与“包含于”两个概念作了准确的区分,这是很重要的。
1937年,汪奠基又出版了《现代逻辑》一书,参考英、美、德、法等国各派的逻辑理论,比较系统的介绍了现代逻辑命题演算、谓词演算、公理论和演绎模型等内容。
汪奠基的上述两部著作,对我国早期数理逻辑的传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贺麟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哲学》一书,在总结五十年来中国逻辑领域里的成果时,称汪奠基是国内对数理逻辑“有相当深的研究,且有新的贡献”的少数几位学者之一。我国当代数理逻辑学家莫绍揆说,他青年时代开始接触数理逻辑时,就读过汪奠基的数理逻辑著作。
二
20世纪50~70年代,汪奠基先后出版了《老子朴素辩证的逻辑思想 —— 无名论》《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第一辑)和《中国逻辑思想史》三部中国逻辑思想史著作,发表了有关论文10余篇。他是20世纪后半叶对中国逻辑思想史最有贡献的少数几位学者之一。
汪奠基是怎样转入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的呢?
在我国,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始于20世纪初。上半叶虽然出版了几部中国逻辑思想史的著作,如胡适的《先秦名学史》(1922年英文版)、郭湛波的《先秦辩学史》(1932年)、虞愚的《中国名学》(1937年)等,但他们的视野都局限在先秦。1949年以后,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1956年,国家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时就明确指出,要加强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工作。当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委托汪奠基负责其事。汪奠基曾赴南京、上海、武汉等地访求人才,后因反右斗争在各地风起云涌,刚刚制定的科学发展规划也就泡汤了。面对国内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现状,汪奠基决定自己来“啃”这块“硬骨头”。他雄心勃勃,下决心把中国历史上的典籍全部翻检一遍,审视一遭,用第一手材料写出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逻辑思想通史来。经过反复思考,他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分三步走的研究和写作计划。
第一步,全面系统地翻检中国历史上的典籍,搜集逻辑思想史料,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这些史料,编辑《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一书。全书拟编四辑:先秦史料分析两辑,秦汉至隋唐史料分析一辑,宋以后至“五四”时代史料一辑。第一辑包括从邓析到惠施、公孙龙的名辩思想史料分析及墨辩的逻辑科学史料分析,于1961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了。第二辑包括儒家的正名论史料、道家的无名论史料和法家的形名法术论史料分析。据汪奠基说,书稿于1964年交给了中华书局,有600多页,因为文化大革命一直没有出版。后来经手的编辑去世了,稿子也找不到了。
第二步,撰写《中国逻辑思想简史》。这部《简史》包括绪论和正文四编。绪论从研究逻辑史的问题谈到中国逻辑思想史的特点;第一编阐述先秦逻辑思想发生发展历史;第二编阐述秦汉迄魏晋六朝时代的逻辑思想;第三编阐述唐宋迄明清时代的逻辑思想(附因明学与西方逻辑的迻译);第四编阐述“五四”前后五十年间逻辑思想运动。《简史》初稿于1960年完成,立刻受到学术界的关注。1961年春,中国哲学会召集京津地区逻辑和哲学专家四十多人就《简史》初稿举行座谈会。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简史》初稿,认为“它是中国逻辑史方面的第一部著作,对于中国逻辑思想史的研究是个良好的开端。”一些专家还指出,汪奠基研究中国逻辑思想史的成果,可以说明我们的祖先在逻辑思想、思维形式方面都有过建树、创造和发展;可以说明形式逻辑反映的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共同规律,因此“具有重大的意义”。光明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以《探讨先代对逻辑思想的建树、创造和发展,哲学会座谈中国逻辑史问题》为题,详细报道了这次座谈会的内容。专家们对《简史》初稿的肯定,给汪奠基很大的鼓舞。会后,他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对《简史》初稿进行了多次修改,经过漫长的文化大革命,直到1979年才得以出版。关于出版情况,本文后面再谈。
第三步,在《简史》基础上写出一部内容更为详备的中国逻辑史。这第三步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开始了。1971年元月,根据宣传队的安排,汪奠基和学部的一批老先生结束了在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的劳动改造回到北京。当年汪奠基已经是年逾古稀,他一边参加学部北京留守处规定的学习会,一边抓紧时间撰写大部头的中国逻辑史著作,到1972年完成了“先秦两汉逻辑史”。这部文稿包括上下两编十六章,分讲先秦及两汉的逻辑理论对象史。我看到,汪奠基用哲学所标准的500格专用稿纸把文稿謄清,共计376页,用银线装成4册。
文革结束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各出版社也都争着找好的书稿出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汪奠基的《中国逻辑思想简史》。此时的汪奠基已进入耄耄之年,又重病在身,除了高兴之外,已经不能再做其它事情了。正如本书《后记》所说的:“这部稿子是我六十年代初写成的。……十多年过去了。近来,我的身体情况不仅不容许我对稿子做进一步修改、补充,连校对原稿也发生了困难。”遵
其一,作者提出了对中国逻辑史的对象的认识。汪奠基指出,中国逻辑思想史是“研究所有留在旧中国哲学和一切科学思想范围内的有关形式逻辑及辩证思维方面的思维形式法则及其理论认识发生、发展的历史,包括印度因明和西方逻辑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当年,中国逻辑史研究还属于初创时期,汪奠基“为了尽量吸取历史上的逻辑遗产”而有意把中国逻辑史的“对象和范围放宽一些”是合理的,有意义的。
其二,该书的逻辑史料极为丰富,不仅包括两千多年来哲学文献和政治文章中逻辑思想资料,而且作者广泛搜集了文学和自然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地学、医学、农学等)中的逻辑思想史料。特别是书后附有《关于中国逻辑思想参考书目》,不仅书目详尽,而且作者对重要的参考书还提出阅读要点及取材方面的具体意见。这就为中国逻辑史的研究者们、特别刚刚进入这个领域的青年学者,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寻找逻辑思想史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我当年就是刚开始研究中国逻辑史,所以,对此有深切的体会。
其三,作者从翔实的史料出发,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在今天学界看来也许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汪奠基的见解都是他根据史料独立研究的成果,对后来者很有启发意义。换句话说,后来人研究中国逻辑史,是不能不读汪奠基的《中国逻辑思想史》的。
《中国逻辑思想史》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全书32万多字,首印8万册,两年后又重印,并且被上海人民出版社评为优秀图书。
三
下面,我想谈谈对
我1964年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念逻辑专业研究生,认识了
说到
“余以为学者必有求端致力之方,如举纲提目,振衣挈领,从而近思体念,寻绎入理,复引申触类,虚融蓄察,则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论语》谓谁能出不入户,何莫由斯道也。学者如错用心力,唐废光阴,终身难得一明瞭知识。古人以学思并论,若徒夸记诵,狂肆辞说,虽间有私义,焉知统类?所谓炫闻守曲,行一不该,绝非通学。读中应以涵养敬事为功夫,以持志率气为守恒,不迁为收摄因修显性,强立不反,是谓学之至也。”
上午7∶30~11∶30
下午2∶00~ 6∶00
晚上7∶30~11∶30
每周只有星期日下午和晚上为休息时间。他说,只要是在家里,没有“革命群众”来干扰,他就要坚持按规定的时间表工作。有一次他感冒发烧,夫人劝他休息,他说:“只要能吃饭,就要干工作。”
总之,科学的与艺术的,抽象的与形象的,相会在
汪奠基
简历
汪奠基(1900~1979),亦名三辅,号芟芜、山父等。湖北省鄂城县人。著名逻辑学家、教育家。1916年入北京大学读书,1920~1924年在法国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读书。1925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武昌中华大学、东北大学、广西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四川大学、湖北师范学院、武汉大学高等院校从事管理或教学工作。1955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曾任哲学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工会主席、民盟组织负责人等。
主要著作
《逻辑与数学逻辑论》(1927)、《科学方法》(1928)、《哲学与科学》(1928)、《现代逻辑》(1937)、《理则学》(1939)、《老子朴素辩证的逻辑思想——无名论》(1958)、《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第一辑)》(1961)、《中国逻辑思想史》(197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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