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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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是我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学术机构和研究中心。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历任所长为潘梓年、许立群、邢贲思、汝信（兼）、陈筠泉、李景源、谢地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没有专门的哲学研究机构。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 <详情>
哲学专业书库的前身是哲学研究所图书馆，与哲学研究所同时成立于1955年。1994年底，院所图书馆合并之后将其划为哲学所自管库，从此只保留图书借阅流通业务，不再购进新书。
2009年1月16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哲学专业书库正式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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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 +字号 -】深切缅怀蒙培元先生
郭沂
虽然早已知道蒙培元先生抱恙经年，但今早得知先生已于昨晚遽归道山的噩耗，还是感到十分震惊和无限的哀伤。
我和蒙先生相识于八十年代中期。1984年7月，我本科毕业后即被分配到成立不久的曲阜师范学院孔子研究所工作。借此地利，我不但踏上了儒学探索之路，更有缘结识学术界的名师硕儒。同年9月，中国孔子基金会在曲阜宣布成立，接着便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两次学术会议，一次是1985年10月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的首次全国儒学学术讨论会，另一次是1987年9月由中国孔子基金会与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联合召开的“儒学国际讨论会”。正是在这两次会议上，我不但领略了张岱年、杨向奎、金景芳、周谷城、严北溟、陈景磐、毛礼锐、冈田武彦、陈荣捷、狄百瑞等老一辈学者的风采，也结识了辛冠洁、李泽厚、余敦康、汤一介、张立文、蒙培元、牟钟鉴、丁冠之、钱逊、马振铎、薛华、杜维明、成中英等当时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
不过，我和蒙培元先生频繁交往，则是我1993年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工作以后的事情了。当时他住北大西门外的蔚秀园，这是蒙先生夫人郭老师在北大分到的房子，我住六道口，相距不远。记得我当时经常骑自行车沿着清华东路西行，然后穿过清华和北大校园，前往拜访蒙先生。蒙先生的房子不大，只有两居室，但布置得十分雅致温馨，弥漫着轻松愉悦的气氛。
后来他搬到花家地社科院宿舍，我则搬到了天通苑，但距离并没有阻碍我们的交往，我前往拜访蒙先生的频率依然很高。所不同的是，由于担心我赶回家会错过饭点，郭老师便时常留下我和他们一起用餐。她的贤淑、和蔼、宽厚，尤其热情好客，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久而久之，让我感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聆听蒙先生的高论总是如沐春风，所谈的话题，当然主要是学术，涉及他所钟情的宋明理学、中国心性论、情感儒学等等。潜移默化之下，我逐渐成了蒙先生学术的追随者。记得他的大著《中国哲学主体思维》出版时，我刚到哲学所不久，在学术上还相当稚嫩，但这部深奥的理论专著却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故不揣浅陋，为之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开拓性成果——蒙培元著〈中国哲学主体思维〉评介》的书评，发表在《中国哲学史》1994年第1期上。
当然，蒙先生对我的成长也非常关心。他为拙著《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一书写的《专家推荐意见》开篇便说：“郭沂博士来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工作已经六年了。在这期间，我曾阅读过他发表的几乎全部论文。我深知郭沂博士对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和文献，有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他功力深厚，研究勤奋，又富有开拓精神，是当前中国新一代学者中不可多得的人才。”鼓励之殷，提携之切，溢于言表，怎能不让我感动和奋进！
在蒙先生担任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期间，由郑家栋先生担任副主任，我则忝列学术秘书，这又使我们多了一层工作关系。记得当时研究室的行政工作，主要由我们三个人一起商量，有时候研究室支部书记李曦先生也会加入。这让我有机会体察蒙先生的组织能力和秉公任直的工作作风。身为研究室主任，最棘手的工作莫过于职称评审，但蒙先生每次都细致而全面地分析每一位申请人的情况，从而把最有实力者推举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蒙先生完全根据客观条件，不夹杂一丝个人感情，所以他的意见总是令人心服口服，为大家所接受。
除了行政工作之外，我们这个三人小组在其他方面也多有愉快的合作。例如，有时候蒙先生招收博士生会请我们俩参加面试，而郑家栋和我召集会议也会请蒙先生光临。我至今仍然很怀念那段美好的时光。
蒙先生晚年搬到回龙观居住，离天通苑是近了，但由于我于2012年赴首尔大学哲学系任教，所以拜望蒙先生的机会反而少了，只有寥寥数次，这令我感到十分惭愧！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想告诉世人，蒙培元先生曾经影响我的学术和思想，和他的交往是我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23年7月13日夜草就，次日凌晨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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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缅怀蒙培元先生
郭沂
虽然早已知道蒙培元先生抱恙经年，但今早得知先生已于昨晚遽归道山的噩耗，还是感到十分震惊和无限的哀伤。
我和蒙先生相识于八十年代中期。1984年7月，我本科毕业后即被分配到成立不久的曲阜师范学院孔子研究所工作。借此地利，我不但踏上了儒学探索之路，更有缘结识学术界的名师硕儒。同年9月，中国孔子基金会在曲阜宣布成立，接着便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两次学术会议，一次是1985年10月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的首次全国儒学学术讨论会，另一次是1987年9月由中国孔子基金会与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联合召开的“儒学国际讨论会”。正是在这两次会议上，我不但领略了张岱年、杨向奎、金景芳、周谷城、严北溟、陈景磐、毛礼锐、冈田武彦、陈荣捷、狄百瑞等老一辈学者的风采，也结识了辛冠洁、李泽厚、余敦康、汤一介、张立文、蒙培元、牟钟鉴、丁冠之、钱逊、马振铎、薛华、杜维明、成中英等当时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
不过，我和蒙培元先生频繁交往，则是我1993年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工作以后的事情了。当时他住北大西门外的蔚秀园，这是蒙先生夫人郭老师在北大分到的房子，我住六道口，相距不远。记得我当时经常骑自行车沿着清华东路西行，然后穿过清华和北大校园，前往拜访蒙先生。蒙先生的房子不大，只有两居室，但布置得十分雅致温馨，弥漫着轻松愉悦的气氛。
后来他搬到花家地社科院宿舍，我则搬到了天通苑，但距离并没有阻碍我们的交往，我前往拜访蒙先生的频率依然很高。所不同的是，由于担心我赶回家会错过饭点，郭老师便时常留下我和他们一起用餐。她的贤淑、和蔼、宽厚，尤其热情好客，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久而久之，让我感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聆听蒙先生的高论总是如沐春风，所谈的话题，当然主要是学术，涉及他所钟情的宋明理学、中国心性论、情感儒学等等。潜移默化之下，我逐渐成了蒙先生学术的追随者。记得他的大著《中国哲学主体思维》出版时，我刚到哲学所不久，在学术上还相当稚嫩，但这部深奥的理论专著却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故不揣浅陋，为之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开拓性成果——蒙培元著〈中国哲学主体思维〉评介》的书评，发表在《中国哲学史》1994年第1期上。
当然，蒙先生对我的成长也非常关心。他为拙著《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一书写的《专家推荐意见》开篇便说：“郭沂博士来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工作已经六年了。在这期间，我曾阅读过他发表的几乎全部论文。我深知郭沂博士对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和文献，有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他功力深厚，研究勤奋，又富有开拓精神，是当前中国新一代学者中不可多得的人才。”鼓励之殷，提携之切，溢于言表，怎能不让我感动和奋进！
在蒙先生担任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期间，由郑家栋先生担任副主任，我则忝列学术秘书，这又使我们多了一层工作关系。记得当时研究室的行政工作，主要由我们三个人一起商量，有时候研究室支部书记李曦先生也会加入。这让我有机会体察蒙先生的组织能力和秉公任直的工作作风。身为研究室主任，最棘手的工作莫过于职称评审，但蒙先生每次都细致而全面地分析每一位申请人的情况，从而把最有实力者推举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蒙先生完全根据客观条件，不夹杂一丝个人感情，所以他的意见总是令人心服口服，为大家所接受。
除了行政工作之外，我们这个三人小组在其他方面也多有愉快的合作。例如，有时候蒙先生招收博士生会请我们俩参加面试，而郑家栋和我召集会议也会请蒙先生光临。我至今仍然很怀念那段美好的时光。
蒙先生晚年搬到回龙观居住，离天通苑是近了，但由于我于2012年赴首尔大学哲学系任教，所以拜望蒙先生的机会反而少了，只有寥寥数次，这令我感到十分惭愧！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想告诉世人，蒙培元先生曾经影响我的学术和思想，和他的交往是我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23年7月13日夜草就，次日凌晨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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