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运用的蛹隐喻

“蛹化”(Verpuppung)是《资本论》用来描述交换过程中商品形态变化(Metamorphose der Waren)以及商品-货币-资本一系列形态变化的一个奠基性隐喻，构成了《资本论》描述和论证的底层，本文致力于钩稽并评议这一底层结构。

常识上，蛹(Puppe)指的是完全变态昆虫从幼虫发育为成虫中间的一个阶段，此时幼虫结构逐渐解体，成虫结构逐渐形成，蛹期结束时，虫体将经历羽化或出茧(entpuppen)即破茧而出的过程，结果即是成虫。完全变态昆虫(例如蝴蝶或蚕)的生命链条有四个环节，即卵→幼虫→蛹→成虫，成虫产卵，代代相继。与幼虫及成虫相比，蛹的特点往往是看起来不食不动。

语言上的常识则是，德语词Puppe或英语词pupa(蛹)①本身已经是隐喻，因为它们都源于拉丁语pūpa，其意为小姑娘(girl)，又转用以指玩偶(doll)，生物学上所谓蛹大约是玩偶义的再转用。中国养蚕较早，汉语感于蚕的生命，自有一些倾向不同的隐喻，如作茧自缚、春蚕到死丝方尽，等等，倾向虽异，其为隐喻则同。

如果说生物学上的“蛹”已经是隐喻，那么马克思的运用则使之从生物现象跨到精神领域和经济领域，可谓隐喻的再隐喻，其系统性运用构成《资本论》学说的一个重要特色。衡诸思想史，也可以说是一个重要创造。当然这有一个过程，早前的《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和《博士论文》各有一个实例，《德意志意识形态》通过引用而有所发挥，只是都还不够系统，不成其为特色。而在《资本论》中，特别是它的第1卷中，蛹隐喻被系统性地加以运用，成为《资本论》学理上不可分割的构成要素。

为了详细深入讨论《资本论》的蛹隐喻，有必要预先指明这样三点，一是这类隐喻决非文艺性的锦上添花，实际上隐喻确定了对某些议题或对象的根本理解。二是与某对象相关的隐喻通常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每一种都是通达对象的可选手段。隐喻因其可选性而在理解上不那么重要，严肃的理论阐述往往因为追求真理之自觉而尽量减少可选性的隐喻。不过，当某种隐喻唯一化时，它就不再仅仅是可选的通达手段，而是在真理意义上与相关对象合一，在非直观领域甚至就构成了对象本身。三是涉及难以直观或无法直观的对象时，隐喻尤其必要而且重要，即使严肃的理论阐述也不能免于运用隐喻，这时隐喻即是理解本身，不运用隐喻即不能形成理解。在《资本论》的商品-货币-资本阐述中，蛹隐喻就起着这样重要的作用。

二、商品“蛹化”为货币

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是《资本论》第1卷的基本脉络。这里的“到”是简单而且抽象的，所涉及的事实既不饱满，相关的道理也不够显明，而使事实饱满并使道理显明的则是充实这一脉络的系统性的蛹隐喻。

《资本论》第1卷第一次出版时，马克思曾加写了名为“价值形式”的附录，其中讲道：“因此，如果一个商品具有一般等价形式或执行一般等价物的职能，那它的自然形式或物体形式就充当一切人类劳动的可以看得见的化身，即一般的社会的蛹化(Verpuppung)。”(马克思，1982年，第171页；1987年，第773页；2016年a，第824页；Marx，1867，S.780；1983a，S.644)②后来出第二版时，马克思将附录的内容改写入正文，第三、四版也是这样(cf.Marx，1987，S.98；1989b，S.96；1991，S.67)，我们这里所引的内容用语依旧：

商品世界的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使被排挤出商品世界的等价物商品即麻布，获得了一般等价物的性质。麻布自身的自然形式是这个世界的共同的价值形态，因此，麻布能够与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换。它的物体形式是当作一切人类劳动的可以看得见的化身(Inkarnation)，一般的社会的蛹化(Verpuppung)。(马克思，1972年，第82页；2001年，第83页；2009年，第83页；2012年，第119页)③(A)

按照马克思的通盘考虑，这里说的麻布只是商品走向货币的一个特殊环节，典型的货币即金银尚未到来，但金银作为货币其原理与这里麻布之为一般等价物并无不同。某一“具体的”“个别”商品居然基于交换关系而成为“一般”等价物即成为货币，这一经济事实普通得很，但困难的问题在于阐明：作为自然物体的麻布如何被商品所包含的、形成无形的价值属性的人类劳动所“附体”而不再仅仅是麻布，倒成了某种Inkarnation(化身)。这是《资本论》的问题，在更广泛的文化意义上也是基督教神学的问题，是基督教信仰上的一大奥秘。为阐明此类问题，马克思的做法便是运用隐喻，即把昆虫生命的一种模式即化蛹挪用过来，说作为自然物体的商品麻布是人类劳动的“蛹化”。

单独一个隐喻或许只能起到描述作用，充其量带来某种特殊的启发性。而要使隐喻还能带来有力的论证性，隐喻就必须是一贯的而且是系统的。实际上马克思很快就讲到了典型的货币即金，且对蛹隐喻有所拓展，他说：

金能够成为实在的货币，是因为商品通过它们的全面让渡使金成为它们的实际转换或转化的使用形态，从而使金成为它们的实际的价值形态。商品在它的价值形态上蜕掉(streift)了它自然形成的使用价值的一切痕迹(Spur)，蜕掉了创造它的那种特殊有用劳动的一切痕迹，蛹化(verpuppen)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同样的社会化身(gesellschaftliche Materiatur)。因此，从货币上看不出它是由哪种商品转化来的。(马克思，1972年，第128页；2001年，第130-131页；2009年，第130-131页；Marx，1983a，S.70；1991，S.103)(B)

在这里，马克思不仅运用蛹隐喻论述问题，而且还拓展性地运用相关联的“脱却痕迹”，这是昆虫成蛹过程中常见的变化步骤，即幼虫变蛹时那些柔软多姿的外观要蜕掉，结果就是从蛹很难反推幼虫的样子；而马克思借此阐明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从货币上看不出它是由哪种商品转化来的。货币本是商品，但看起来与一切商品不同，独立于商品之外，高居于商品之上。证成货币这种迷人的外观，进而破解这种外观的迷人，是《资本论》的核心任务和成就之一。不难看出，在这里，描述和论证已然沆瀣难分了。

蛹隐喻在《资本论》中首要的作用是阐明商品到货币的变化，尤其是阐明货币之完成形态金银与普通商品明显的不同和微妙的关联。然而，商品毕竟不是昆虫，蛹隐喻自身是不足以充分揭示商品之变化的。很明显，一个昆虫变态，不需要另一个昆虫参与，但商品的形态变化则一定需要别的商品参与才行。阐明这种复杂的多方互动，事实上援用了别的隐喻。马克思说：

组成一个商品的循环(Kreislauf)的两个形态变化，同时是其他两个商品的相反的局部形态变化。同一个商品(麻布)开始它自己的形态变化的系列，又结束另一个商品(小麦)的总形态变化。商品在它的第一个转化中，即在出卖时，一身兼有这两种作用(spielt sie diese zwei Rollen in eigner Person)。而当它作为金蛹(Goldchrysalide)结束自己的生涯(Weg)的时候，它同时又结束第三个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可见，每个商品的形态变化系列所形成的循环，同其他商品的循环不可分割地交错在一起。这全部过程就表现为商品流通(Waarencirkulation)。(马克思，1972年，第131页；2001年，第133-134页；2009年，第133-134页；2012年，第139-140页；Marx，1983a，S.72；1991，S.105)(C)

分析起来，这一段表述乃是一簇隐喻的集结，除了“金蛹”之外，还包含了“循环”“角色”“旅程”和“流通”，其中有的是明显的隐喻，有的则是隐喻特征不明显的所谓死隐喻(dead metaphor)。应该逐一分析它们，但目前我们还是聚焦于蛹隐喻。更进一步，马克思说：

随着商品流通的最初发展，把第一形态变化的产物，商品的转化形式或它的金蛹(Goldpuppe)保留在自己手中的必要性和欲望也发展起来了。出售商品不是为了购买商品，而是为了用货币形式来代替商品形式。这一形式变换从物质变换的单纯媒介变成了目的本身。商品的转换形态受到阻碍，不能再作为商品的绝对可以让渡的形态或作为只是转瞬即逝的货币形式而起作用。于是货币硬化(versteinert)为贮藏货币，商品出售者成为货币贮藏者。(马克思，1972年，第150页；2001年，第153页；2009年，第153页；2012年，第147页；Marx，1983a，S.88；1991，S.121)(D)

货币如果止于作为价值尺度或流通手段，商品经济就仍是十分简单的，更高级形式的资本也不会发展起来。要发展出资本，商品的金蛹即货币还需进一步发挥蛹的特点。可资对照的论断不妨参考一下马克思经常自引的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作为流通的第一过程卖的结果而出现的，是第二过程的起点即货币。代替第一形态上的商品的，是商品的金等价物。这个结果首先可以造成一个休止点，因为商品在这第二形态上有它自身的持久的存在。商品在它的所有者手里原来不是使用价值，现在却具有永远可以交换因而永远可以使用的形式，而它究竟在什么时候、在商品世界表面的什么地点再进入流通，那要看情况而定。它的金蛹(Goldverpuppung)成了它生命(Leben)中的独立的一段(Abschnitt)，它可以在这里停留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马克思，1962年，第82页；1998年，第486页；Marx，1961，S.73)还有：“金最初作为货币同流通手段分开，是由于商品中断了自己的形态变化过程，并在它的金蛹(Goldverpuppung)形式上停顿下来。”(马克思，1962年，第115页；1998年，第519页；Marx，1961，S.104)显然，所有这些论述都在集中发挥蛹在昆虫生命里的一个突出特点，即与幼虫或成虫相比，蛹具有相对长久的存留期，在此期间，蛹并无明显变化，几乎总是老样子；不过只要条件具备，蛹就会有进一步的变态。商品的金蛹和商品相比，也具有蛹的上述特点。金蛹的这种特点使它明显更具可积累性(没人经年累月地积聚白菜，因为白菜难得持久)，又随时可以进入常规的流通。此外，与灵活柔软的幼虫相比，蛹通常是僵硬的或有硬壳的，马克思所谓货币“硬化”为贮藏货币，当是蛹隐喻的又一种拓展性运用。

可见，阐明商品到货币的过程及其道理，蛹隐喻起着关键性的构成作用。需要强调的是，商品“蛹化”为货币，说到底当然就是商品“变”为货币，然而，普泛的“变”就像“到”一样是笼统而且贫乏的，抽绎不出《资本论》实有的那么丰富的、充满辩证张力的理论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蛹隐喻及其系统发挥对于《资本论》的学说而言，乃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还是不充分的。同时，就《资本论》而言，蛹隐喻也不可替代。否则，《资本论》的商品-货币-资本学说就将不成其为马克思式的学说。总之，商品到货币或商品变货币，其间起构成和充实作用的是蛹隐喻，确切地说，是其中化蛹的阶段。

三、货币“羽化”为资本

昆虫化蛹，昆虫的生命故事未完待续，同样，商品蛹化为货币，资本的故事也只是刚刚拉开序幕。在昆虫那里，从蛹到成虫的过程称为羽化，羽化过程衔接着蛹和成虫，就像蛹化过程衔接着幼虫和蛹，蛹化的结果是蛹，羽化的结果则是成虫。《资本论》既运用蛹隐喻，则运用后续的羽化和成虫也是顺理成章的。实际上，马克思不仅这样做了，而且还同时关联了作为商品所有者的人。与以货币为中介的简单商品流通不同，以货币或货币增殖为目的的流通别是一番景象。在其中，资本出场了，就此马克思说：

货币羽化(entpuppt)为资本的流通形式，是和前面阐明的所有关于商品、价值、货币和流通本身的性质的规律相矛盾的。(马克思，1972年，第177页；2001年，第182页；2009年，第182页；2012年，第160页；Marx，1983a，S.110；1991，S.142)(E)

哲学诠释学上有“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之说(参见伽达默尔，第433-434页)，这一概念被伽达默尔用来阐明历史意识的诠释学处境和机制，这里不妨变通借用一下。商品世界和昆虫世界一般说来都是可理解并多少已有理解的“域”(Horizont)，当其中一个域(例如商品)被主题化或问题化了的时候，另一个域的内容便作为启发者和建构者介入商品域，生成对商品的特定的而不是泛泛的理解。这可以当作一种样式的“融合”。重要的是，有的融合只是单方面的或单点的联通，有的融合则是多方面的甚至是系统的联通。前者的实例可举帕斯卡尔，他认为人不过是根苇草，以明人之脆弱(参见帕斯卡尔，第157-158页)，但融合也仅止于此。后者的实例可举康德，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中借“女王”来议论形而上学，说形而上学一度号称一切科学的女王，并且进一步把与女王常相关联的内容广泛地置入形而上学之中，诸如“老妇”“统治”“管辖”“专制”“立法”“内战”“无政府状态”“联盟”“计划”“裁决”“合法性”“出身”“贱民”“世系”“浑沌和黑夜之母”等，它们与“独断论者”“怀疑论者”“人类知性”“普通经验”“独断论”“科学”等哲学事项共同融合成一幅意趣盎然的镶嵌画。(参见康德，第一版序，第1-2页)在这幅镶嵌画里，“女王”域的内容本身的相互关联已经把一些可推论性的秩序带给主题化了的形而上学问题域，例如野蛮的专制——(导致)内战——(造成)无政府状态——(结果是)浑沌——(力图)重建联盟——(需要)一致的计划——(遭遇)意见的分歧——(终归)倦怠，这些关联都是经验的而不是演绎的，其可推论性虽然因为并不是演绎的，不具有唯一性和必然性，但是这种经验的可推论性在智慧上是丰产的。正是以这种隐喻性的视域融合，康德高屋建瓴地诊断了历史上的形而上学，有针对性地敞开了批判哲学的作业场地。在《资本论》这里，蛹隐喻所形成的视域融合也是多方面的有系统性的联通，因而带有明显的可推论性。既然货币是商品的金蛹或者说商品蛹化为货币，那么，这蛹岂能“作茧自缚”停滞不前呢?在经验上，蛹化自然而然地关联着羽化，蛹总要羽化为成虫。对于作为金蛹的货币来说，它也要羽化。确切地说，它要羽化为资本。

循着蛹隐喻的推论性关联，马克思特别涉及了与商品密不可分的商品所有者或货币所有者，蛹隐喻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因此等价物的交换应该是起点。我们那位还只是资本家幼虫(Kapitalistenraupe)的货币所有者，必须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他在过程终了时必须取出比他投入的价值更大的价值。他变为蝴蝶(Schmetterlingsentfaltung)，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这就是问题的条件。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罢!(马克思，1972年，第188-189页；2001年，第193-194页；2009年，第193-194页；2012年，第162-163页；Marx，1983a，S.119；1987，S.182；1989b，S.182；1991，S.151-152)(F)

《资本论》在这里达到了对蛹隐喻的充分运用。基于新的流通方式，货币所有者被喻为“资本家幼虫”，而资本家则是“蝴蝶”。联系《大纲》，马克思也曾按同一隐喻结构视资本为蝴蝶：“资本在能够象蝴蝶那样飞舞以前，必须有一段蛹化(verpuppt)时间。”(马克思，1980年，第43页；1995年，第548页；Marx，1983b，S.453)综合起来看，一种有系统性的隐喻网出现了，如下表所示：

概括地讲，《资本论》中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过程，其真理性内容是：商品蛹化为货币，货币羽化为资本。商品、货币、资本，尽人皆知，它们互有关联，这也尽人皆知，但更进一步说它们的内在关系，便有不同的学说。由“蛹化”和“羽化”隐喻所构成的关系整体，是马克思的学说。这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不曾有的，也是德意志观念论或者法国思想所不曾有的经济学说，它独属于马克思，是马克思特有的理解事情的方式。

一旦反思性地把握住马克思的这一深层思维方式，也就可以对《资本论》作出某些评估。《资本论》的具体表述与上述隐喻网的结构确有一不甚吻合处。货币既然是商品的蛹，货币所有者就应当是某种蛹，而不是幼虫，不过，《资本论》确实称货币所有者是“资本家幼虫”(Kapitalistenraupe)。参照上述结构，这一隐喻是离谱的。实际上，在马克思本人高度重视的《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相应内容的措辞则是“资本家蛹”(chrysalide)(参见马克思，1983年，第150页；2016年b，第165页；cf.Marx，1989a，S.134)，“幼虫”(Raupe)改为了“蛹”(chrysalide)，这样就与上述结构吻合得很好。在本文的议题上，法文版存在另外的问题，且放在后边再说。

当然，如果考虑到货币所有者作为潜在的资本家也要不断地充当商品所有者，那么在这一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货币所有者喻为“资本家幼虫”也讲得通。《资本论》的确存在这种宽泛说法，就如下面的文本：

单个的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要蛹化(entpuppen)为资本家而必须握有的最低限度价值额，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而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内，也由于它们的特殊的技术条件而各不相同。(马克思，1972年，第343页；2001年，第358页；2009年，第358页；2012年，第197-198页；Marx，1983a，S.247；1987，S.308；1989b，S.309；1991，S.279)(G)

“货币所有者”和“商品所有者”以“或”(oder)相联，不作精确区分，这多多少少能够理顺文本F中“资本家幼虫”的不协调性。然而，这样变通看来也有不可忽视的代价，因为这样就不得不同时对“蛹化”作极其宽泛的理解，也就是从商品(所有者)开始，把资本(家)之前的过程统称为“蛹化”。不过这样也就把那个系统性的隐喻结构搞模糊了，赖此而来的重要道理也难免模糊不清。单独看汉语翻译，事情似乎只好如此了。不过查考原文可知，马克思虽然照顾到了“商品所有者”，但重点看来还是在“货币所有者”，因为这里所用的动词是entpuppen，直白的意思是结束蛹、去蛹，或者说是出茧，引申为现出本相、原形毕露的意思，它也就是文本E所用的“羽化”(entpuppt)。按照完整的隐喻结构，说货币(所有者)“羽化”为资本(家)才是顺理成章的，而用“蛹化”则是含混的和牵强的。最明显的，verpuppen是“蛹化”，entpuppen另是一词，其含义不是“蛹化”而是“羽化”。总起来说，文本G汉译文的“蛹化”，在理解上或许可通，甚或有必要，不过既不合乎那个隐喻结构的整体，也在语文上不信。据查考，文本G“蛹化”的讲法，已出现于1938年郭大力、王亚南的翻译中(参见马克思，2006年，第244页)。可资对照的是早于郭王译本的潘冬舟的翻译，对文本E的“羽化”和文本G的“蛹化”，潘译不作区分，都译为“转化”(马克思，1932年b，第24、400页)。潘冬舟的这两处翻译，并没有精确显示《资本论》本有的隐喻结构。不过，“转化”虽粗，大意还不差。

四、总结与延伸

《资本论》第2卷尚有5处论述明确运用了蛹隐喻，因其对上述完整的隐喻结构并没有增加新内容，这里不加列举和讨论。《资本论》第3卷则没有明确使用蛹隐喻以及相关的“羽化”。可借以展开总的评论的是将上述《资本论》第1卷中的文本A、B、C、D、E、F、G与《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的相应内容作比较。

与文本A相应的法文版的内容是：“商品世界的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给被排挤出商品世界的等价物商品印上了一般等价物的性质。现在，麻布能够与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换。因此，它的自然形式同时就是它的社会形式。”(马克思，1983年，第45页；2016年b，第59页；Marx，1989a，S.48)法文版中未出现“蛹化”，含有“蛹化”和“化身”的一整个句子的意思也大大淡化——如果不说消失了的话。自然形式同时就是社会形式，这种表述看起来明确，理解起来却不易，因为通常“自然”是和“社会”相对举的，怎么一来自然形式就“成了”社会形式呢?而“蛹化”以及“化身”正是用来阐明其中的道理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蛹隐喻对于阐明这个道理是不可或缺的。换言之，在这个意义上法文版是有重要内容损失的。事实上法语完全不缺乏翻译“蛹化”及“化身”的词汇，而法文译者按马克思的说法也“非常认真”，所以这种损失看来只能由马克思自己来承担，他曾本着使法语读者更容易理解的好意修改译文以简化表述(参见马克思，1983年，第839页)，“蛹化”也许就是这样被简化掉的。简化通常是好的，却不一定如愿地使问题和道理保持清楚明白。

泛泛说来，问题或道理是独立于措辞的，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也可以，就看怎样说方便，总之语言仅仅是表达工具，但是，这种情形并不是一律的，有些问题或道理就在特定的措辞中，不能独立。就本文的议题来说，《资本论》的问题和道理并不独立于蛹隐喻及其系统运用，假如清除特定的隐喻，特定的问题及其道理也将消失。当然，如果肯以尖锐的问题平淡化、精确的道理含糊化为代价，“蛹化”之类的隐喻是可以改写的，因为难道它们不都是“形态变化”吗?本来，《资本论》所详细阐释的“蛹化”之类的过程就是隶属于“形态变化”(Metamorphose)之下的，但正因为如此，泛泛的形态变化的讲法就是不充分的、不到位的。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为了想象中的读者的便利，法文版《资本论》的问题和道理都粗糙化了。这种粗糙化实际上还不止于此。

与文本B相应的法文版的内容是：“金由于商品的全面让渡而成为实在的货币。这个运动把全部商品变成金，从而不仅在想象中而且在现实中把金变成全部商品的转化形态。这样，商品的有用形态以及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的最后痕迹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同一社会劳动的单一的无差别的样品(échantillons)。从一块货币上看不出它是由哪种商品转化来的。”(马克思，1983年，第90页；2016年b，第104页；Marx，1989a，S.85)在这里，“蛹化”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样品”，échantillon主要意思是样品、标本，“剩下……样品”这一讲法怎么能与“蛹化为……化身”相比呢?太贫乏了。更重要的是，“样品”或许能阐明别的内容，却难以阐明“从一块货币上看不出它是由哪种商品转化来的”，因为从“样品”或标本上显然并非“看不出它是由哪种商品转化来的”。运用蛹隐喻本来就是为特定的道理起论证作用；置换以后，道理仿佛还在，道理的论证性却消失了，缺乏适当论证的道理难免捉襟见肘。

与文本C相应的法文版的内容是：“组成一个商品的循环运动的两个形态变化，同时是其他两个商品的相反的局部形态变化。例如麻布的第一个形态变化(麻布-货币)，是小麦的第二个和最后一个形态变化(小麦-货币-麻布)。麻布的最后一个形态变化(货币-圣经)是圣经的第一个形态变化(圣经-货币)。可见，每个商品的形态变化系列所形成的循环，同其他商品的循环交错在一起。所有这些循环的总体构成商品流通。”(马克思，1983年，第93页；2016年b，第107页；Marx，1989a，S.87)在这里，“金蛹”依然没有出现。

文本D使用了“金蛹”和与蛹相关联的“硬化”，法文版则说“金蛹或银蛹”(chrysalide d'or ou d'argent)，这显然是蛹隐喻的跨语言继承。由于存在这种继承，《资本论》特定的问题和道理看来并未在翻译和改写中完全丧失。至于“硬化”，相应的法文是devenant，意思主要是生成、变异，比较宽泛和平淡，也似乎没有那么“硬”。(参见马克思，1983年，第110-111页；2016年b，第125页；cf.Marx，1989a，S.103)

保全仍然是不稳定的，文本E使用了“羽化”(entpuppt)，法文版则用了明显宽泛的“转变”(métamorphose)(参见马克思，1983年，第139页；2016年b，第154页；cf.Marx，1989a，S.125)，文本G也使用了“羽化”(entpuppen)，法文版相应地只是说“变”(métamorphoser)(参见马克思，1983年，第307页；2016年b，第322页；cf.Marx，1989a，S.263)，这些都是宽泛化、平淡化的表现。此外，文本F使用了“资本家幼虫”和“蝴蝶”，法文版则相应使用了一个更好的说法即“资本家蛹”，但没有使用“蝴蝶”(参见马克思，1983年，第150页；2016年b，第165页；cf.Marx，1989a，S.134)。

综合上述所梳理的材料可以看到，德文版始终完整的隐喻框架，在法文版中变得支离破碎了，相应的道理也暧昧不明。法文版或许更容易懂，只可惜其中已经没有那么多道理可供弄懂。法文版的这个方面——除去“资本家蛹”一点，虽是马克思修改而成，但其论说品质却比德文版降低了。如果说法文版就像马克思多次强调过的那样独有卓越之处，那么应该不包括上述方面。事实上，对法文版有所借鉴的德文第三、四版，并没有吸收法文版的上述改动。大概因为马克思本人对法文版高看一眼，不少有关的研究往往顺着马克思的意思去具体阐发看起来改得更好的地方，例如法文版的中译文的主要译者冯文光、张钟朴曾合著两书对此详加缕述，两书还很早就注意到了本文主要讨论的蛹隐喻结构，敏锐地捕捉到了表述上“资本家蛹”较“资本家幼虫”的长处。(参见张钟朴、冯文光，第80-82页；冯文光、张钟朴，第69-72页；汤安中)不过，此类著作对改写和简化中失去的东西却鲜予留意，学理评议更付阙如。

批评《资本论》法文版当然不是本文主旨，但通过上述对比可以使本文真正的主旨变得更为明确。

马克思《资本论》的核心道理由某种特定的生命隐喻系统地加以阐明。这种道理的内容因为是超出直观的，论证起来无非推论和比喻二途。而推论据以进行的前提——作为初始的理解，仍然要由某种特定的比喻来生成。这个时候，比喻决不是表面的，也不是临时的，更不是为了生动有趣，它远远超出了通俗解释的层次和功能，建构起最基本的理解，并为推论预备了启发性的框架和线路，从而确定了所阐明道理的特定倾向。在这个意义上，推理论证和比喻描述之间的界限，并不像通常所以为的那样分明。《资本论》的主题是商品-货币-资本的道理，包括并行于其间的人类命运，其中起关键建构作用的乃是上文所扒梳和评议的蛹隐喻的系统性运用。将昆虫变态隐喻用到《资本论》的主题上，就是以特定方式照亮了这一主题。在昆虫变态隐喻的光照下，商品、货币、资本三者既保持了重要的同一性、连续性和循环性，又显明了同样重要的差异性，以及分立的阶段性，还暗示了某种有步骤的目的性，这有助于使马克思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遗产的基础上自成一家之言。

关于《资本论》对自身主题的理解和论述的方式，马克思自己也曾多次做过不同侧面的说明和强调，而本文对《资本论》叙事和论证结构的上述分析，表明《资本论》还有着更深层的且未得其作者自觉的概念结构和说理逻辑。通常说来，作者是最了解自己作品的，因而作者所指引过的理解方式往往也为接下来的阐释者所遵循，由此形成强有力的成见和积习。但是作者显然也有自己的理论无意识，照亮这种无意识，往往不能指靠作者，反倒有赖于他者的某种自觉的眼光。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本文所做研究的自觉眼光在于，理论阐述所表明的对对象的特定理解，并不始于它声称要论证并表明立场和结论的时候，而是始于称呼和描述对象的时候。对于抽象的对象(如资本，如宇宙)，理论阐述的论证可能是推理的，但称呼和描述往往是隐喻的，这样运用的隐喻显然不是装饰性的而是实质性的，它形成初始理解。更为重要的是，隐喻往往潜在地预定了后继推理的方向和归宿。推理肯定是自觉的，隐喻则未必是自觉的，实际上经常是不自觉的。因此，分析评论一种理论的特质，在了解其论证和结论的前提下，进而深入分析和评论看似中性的称呼和描述里所运用的隐喻，便具有至关重要的学理价值。

本文对《资本论》所作的分析，就是这种学术眼光的一个样品。如果说这种分析使《资本论》展现出前所未见的面貌，或者说使《资本论》在熟悉它的人面前再度陌生了，那么这只不过意味着我们正在走出深深浸润着甚至包括马克思本人在内的大多数人的某种习以为常的哲学成见。

【注释】

①英语中另有一词chrysalis也指蛹，它源于古希腊语，与金色、蝴蝶有关。专门指蛹，德语似乎只有一个词即Puppe。马克思偶尔使用Goldchrysalide(金蛹)，其中的chrysalide似乎借自法语，意思也是蛹，参阅MEW，Band 23(Berlin，Dietz Verlag，1962)中关于外来语的有关解释。

②先后译文无变化。下引《资本论》第1卷内容，使用流布较久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同时标注后续主要版本信息；后续版本译文时见修订，因不影响本文议题，故不详列其变与不变。类似情形准此。引文中括号里所附原文等文字系引者所加，下同。

③“Verpuppung”在较早的译本中曾译为“蛹化物”，如王慎明、侯外庐的译法：“……麻布的物体形态，具有一切人类劳动之可见的化身之资格，即具有一切人类劳动之一般的社会的蛹化物之资格。”(马克思，1932年a，第49页)又如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法：“……麻布得与一切其他的商品直接交换。它的物体形态，成了一切人类劳动的可见的体化物，成了一切人类劳动的一般的社会蛹化物(gesellschaftliche Verpuppung)。”(马克思，2006年，第29页)因为Verpuppung是名词，在这里译为“蛹化物”似乎比译为“蛹化”更有助于准确理解，当然这并非在一切地方都合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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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伽达默尔，2010年：《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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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1932年a：《资本论》第1卷上册，王慎明、侯外庐译，国际学社。

[5]马克思，1932年b：《资本论》第1卷第2分册，潘冬舟译，东亚书局。

[6]马克思，1972、2001、2009、2012年：《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2卷(节选)，人民出版社。

[7]马克思，1983年：《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1卷翻译)，中央编译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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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2016年a：《资本论》第1卷(根据德文第1版翻译)，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

[11]马克思，2016年b：《资本论》第1卷(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翻译)，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

[12]马克思，194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郭沫若译，群益出版社。

[13]马克思，19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徐坚译，人民出版社。

[14]马克思，1962、199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人民出版社。

[15]马克思，1980、1995年：《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6卷下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

[16]马克思，1982年：“价值形式”，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9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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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Marx,K.,1961,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Konomie,in MEW,Band 13,Berlin:Dietz Ver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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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Marx,K.,1983a,Das Kapital,Band 1(1867),in MEGA2,II/5,Berlin:Dietz Verlag.

[28]Marx,K.,1983b,Konomische Manuskripte (1857/1858),in MEW,Band 42,Berlin:Dietz Ver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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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arx,K.,1989a,Le Capital,(1872-1875),in MEGA2,II/7,Berlin:Dietz Verlag.

[31]Marx,K.,1989b,Das Kapital,Band 1(1883),in MEGA2,II/8,Berlin:Dietz Verlag.

[32]Marx,K.,1991,Das Kapital,Band 1(1890),in MEGA2,II/10,Berlin:Dietz Verlag.

[33]Oxford Latin Dictionary,1968,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原载《哲学研究》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