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内在批判”是社会批判理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批判是否具有超越的内容，内在批判如何坚持一种不固化的总体性批判，如何提供未来解放的“希望”,是社会批判理论持续争议的核心问题。“内在性”与“超越性”构成争议的两端。如果陷入社会的“内在性”中，批判就会形成各种版本的现实主义理论，会为既有的社会制度和统治秩序辩护；而如果以超语境的普遍性为规范性基础，批判就会压制，甚至牺牲独特的“内在性”。社会批判理论只有在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基础上，坚持“内外兼修”的资本主义总体性批判方法，真正关注工人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策略，才能将马克思主义倡导的资本主义批判事业进行到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社会批判理论  内在批判  超越

“内在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特征。它主要承袭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认为批判不是从空洞的批判词句出发，也不是以抽象的外在批判为基础，而是要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矛盾和结构性危机为基础，找出其未来解放的批判和革命之路。在社会批判理论内部，关于“内在批判”的争议持续存在，并在近些年的学术讨论中呈现出更多、更热烈的态势。本文在厘清和分析有关“内在批判”争议内容的基础上，总结和概括争议涉及的主要问题，指出“内在批判”方法具有关注和分析资本主义现实矛盾和异化问题的优点，但同时它又容易陷入总体性批判的教条主义困境。在这里，如何正确地实现“内在超越”是批判理论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批判是否具有“超越”的内容?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内部多数都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内在”批判，但争议的焦点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批判有没有“超越”的成分?即一种虽然立足于当下的现实社会但还提出了超越于现状的规范性标准。或者说，除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或法兰克福学派所称的“功能性”批判之外，马克思主义还有没有规范性批判?这种规范性批判指的是一种道德、伦理或法律领域的批判。

在这个问题上，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批判没有超越的成分，也就是没有规范性批判。肖恩·塞耶斯认为，马克思并不试图在普遍原则的基础上批判现行制度，也不试图阐述一种关于未来社会应当如何的超历史的道德理想。马克思批判的标准不是超验的，而是内在、相对的。马克思主义带有一种评价性视角，但这种价值评判不是建立在目的论或道德理想层面，而主要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导致的一种因果关系的展开。为此，塞耶斯还批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认为纯粹分析法是一种孤立的、从外在考察社会现实的方法。他认为G.A.柯亨把马克思唯物史观描述为一种“机械的理论”(1),完全没有把握到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

无疑，塞耶斯站在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辩护的立场上。同样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缺乏规范性批判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们则主要站在批判的立场上。哈贝马斯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反复强调“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从一开始就是不明确的”(2)。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哈贝马斯努力重建被马克思所忽视的另一套社会发展动力学机制：以道德实践、伦理机制为基础的规范性批判。他们认为，“内在批判”不仅是一种内部批判，而且还是超越性的规范性批判。社会历史发展的向度不仅是生产力范式，而且还要在道德、伦理、法律、宗教等规范性领域展开。

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除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外，还有道德、伦理等规范性批判。孙海洋在其《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内在批判及其唯物史观意蕴》一文中，明确提出在马克思批判理论中存在着多重“复调式”的批判话语。他引用德国新一代批判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的话指出，“由马克思所提出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固有、无法克服的(经典)悖论的功能批判，以及对于根本的分配不公正的道德批判，和对异化生活与虚假意识的伦理批判，三者会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最初在早期马克思的工作当中就已经可以看得到”(3)。也就是说，他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包含着功能性批判、道德批判、伦理批判。所谓功能性批判，我们前文已略微提及，主要涉及这方面的批判内容：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经济危机，致使社会再生产无法正常运转，社会系统功能失灵，直至最终崩溃、瓦解。马克思已经在《资本论》中详细论证了这种批判的科学基础。

孙海洋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家对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本身就是不公平、不公正的，从而也是不道德的。他认为，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人的全面异化，人处于一种物化了的、非人化的奴役之中。这种物化状态阻碍了工人过上美好生活，这就是一种伦理批判。所以，在马克思那里，三种批判话语都存在。当然，这三种批判都是内在批判。按照孙海洋的理解，“所谓内在批判，就是通过透视生活世界的对抗、分裂与歧异现象，揭示社会现实本身的内在矛盾本质及其历史生成、总体结构和演化趋势。内在批判绝不是站在批判对象的外部去苛求一种超越性的应然，相反，它必须能够将这种应然反思性地置于自身的语境之内，作为现存社会的内在可能性”(4)。

两种观点的对立，让我们看到学界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是怎样的一种内在批判存有争议，而且还对如何理解“内在批判”本身有歧义。众所周知，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都强调从现实的具体出发，来演绎无论是概念还是社会现实的矛盾运动发展过程。所以，内在批判就是从“内在的现实矛盾出发”来进行批判，这一点批判理论家们应该没有疑义，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内在性”与“超越性”。内在性不仅仅是内部性，而且还应是一种本质性内在性。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悲惨境地非常同情和愤懑，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绝不是仅仅建立在一种道德和伦理的批判上，而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分析中，科学地揭示了工人阶级遭受剥削和压迫的政治经济根源。所以，我们虽然可以说马克思也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道德批判，但其内在批判的实质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此外，在塞耶斯和国内部分学者的观点中，一谈到“超越”,他们就理解为一种外部超越、一种超历史或先验的超越，而没有想到“内在超越”,即一种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但又能超越当下指向未来的批判。这种超越的批判绝不像康德那样，以纯粹的先验理性为基础确立批判的规范性基础，也不是抽象的、绝对的否定，而是以现实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异化状况为基础，提出未来可能的解放目标。哈贝马斯对批判理论的界定及其用交往行为理论来建构超越性的规范性基础就是这样一种内在批判。

二、内在批判如何坚持一种不被固化的总体性批判?

事实上，社会批判理论内部对于内在批判要不要坚持一种总体性批判、坚持怎样的一种总体性批判颇有争议。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就是一种方法、一种辩证法。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是具体的总体性。“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5)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不同，卢卡奇强调的是一种历史实践的总体性辩证法。这种总体性辩证法不仅体现在柯尔施、葛兰西所理解的辩证法中，而且还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人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中有所突出。他们批判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完全行政管理化的极权社会，马尔库塞则称这样的社会为“单向度的社会”。他们都在强调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作用的同时，不同程度地突出了哲学、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等因素在社会整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但随着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的爆发，新社会运动以女权主义、生态保护、种族、民族、反战的形式爆发出来，西方社会的矛盾冲突已经不再是传统的阶级斗争，而变成多元文化之间的平权运动。人们厌倦了二战以来东西方世界对峙的总体宏大叙事，渴望回归个体的日常生活世界，获得一种新的自由和解放。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反体系、反中心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兴起。德里达提出复数的“马克思幽灵”问题，而福柯更是在社会微观领域考察了多种规训权力对现代人的统治。阿多诺则提出了反对同一性体系在思想和社会层面宰制的“否定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第二、第三代代表人物都转向了道德实践、政治伦理领域，分析和探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规范与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某种意义上，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多数都放弃了总体性的内在批判方法。它们分别在道德伦理、权力规训、文字符号、意识形态、话语实践等方面展开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这种转向的根本动因在于批判的内在情境发生变化。其次在于现代人对于这种总体性批判已抱有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因为传统的总体性批判已陷入固化和教条主义的窠臼。这一点不仅体现在苏联的教科书体系和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中，还体现在欧洲各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地理解和贯彻中。

无疑，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反总体性批判确实在20世纪后半段起到了较为显著的社会改良作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弊端和异化问题，解放人的思想，促进西方的民主政治建设，为现代人过上一种平等、自由、和谐的美好生活提供行动指南。但进入21世纪之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出现新变化。特别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的经济持续低迷，劳动者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福利也不同程度地消减，人们的关注点再一次被拉向经济领域。美国社会批判理论家南希·弗雷泽就多次撰文批评哈贝马斯、霍耐特等人只专注于资本主义的局部批判，如道德、法律、伦理领域，执着于民主政治建设和文化承认领域，忽视了马克思所推崇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她认为，在承认、还是再分配的关系中，经济领域的再分配问题显然更重要。为此，她提出了经济上的再分配、文化上承认和政治上具有代表权的正义批判理论。对局限于身份政治的反思和批判，促使弗雷泽越来越关注到资本主义的整体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和资本贪婪饕餮的本性。在2022年出版的《食人资本主义》一书中，弗雷泽指出，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等不公正现象的产生，不仅是资本主义在内部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和压榨，而且是以外部对非资本主义体系世界的掠夺为前提的。这些资源包括对殖民地、少数族裔、女性家务劳动及大自然的掠夺。她用“食人”和“衔尾蛇”的隐喻，形象地描述了资本主义如何不断吞噬自身及外部资源，最终导致系统性崩溃。

确实，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及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局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道德伦理批判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批判理论已经难以应对和解决这一棘手问题。所以，弗雷泽及新一代批判理论家拉埃尔·耶吉都不约而同地提出回归马克思的总体性批判方法。弗雷泽要回到马克思、卡尔·波兰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去，而耶吉主张一种对总体性资本主义生活形式的内在批判。在回归“总体性批判”的方向上，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弗雷泽倾向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而耶吉更像是黑格尔精神的继承者，她的生活形式概念类似于人类生活的“客观精神”,特指“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人类共存秩序’,它既包含一整套‘实践与取向’,也包括它们的制度化表现和物质化”(6)。但无论是哪一种总体性批判，当代批判理论家的内在批判立场都将面临一个发展的困境：如何确保新的总体性批判不固化，其批判标准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三、内在批判如何提供未来的“希望”?

内在批判需要在现实的情境中提出一种“超越”内容，揭示以前未被开发和理解的社会希望。但在如何证明这就是未来社会发展真正的希望和方向的问题上，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政治自由主义哲学认为，有关未来美好生活的设想属于社会不应干预的私人领域，因而应该“伦理禁欲(ethical abstinence)”②。而激进的社会批判理论家们则认为，社会的内在批判不仅要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即对虚假的社会条件的不满和反对，还要承担为未来美好生活提供一种解放的希望的任务。

不同时代背景和需求下的批判理论家们提出的解放希望也不同。卢卡奇诉诸能将历史的主客体相结合的无产阶级意识；霍克海默、阿多诺则通过启蒙辩证法、否定辩证法的启示，来批判现代工具理性的宰制；本雅明将神学中的“弥赛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提出在未来回归的和谐世界中有一种救赎希望；哈贝马斯用语言交往行为来为社会发展的规范性基础提供一套程序性的方法；霍耐特则直接从现代被蔑视的大众群体的日常实践出发，提出了为承认而斗争，未来应该是一种相互承认、平等对待的美好社会；罗萨用共鸣策略拯救现代不断加速度发展的社会；巴迪欧、齐泽克等激进左翼则呼唤“事件”的到来，认为只要重复革命，哪怕失败，终将会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撕开希望的口子。所有这些批判都是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都是从社会内在的矛盾出发提出的，但问题是如何证明批判理论家们开出的药方是合适的，是治愈资本主义痼疾的良药?

意大利的社会批判理论家A.费拉拉与爱尔兰的M.库克教授针对内在批判如何形成一种有效性基础展开争论。二者首先都反对激进的语境主义者罗蒂的观点，认为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之外，有一个批判现实的点可以证明。他们都主张一种“内在超越”,即哈贝马斯所倡导的“超语境内在批判”。但不同的是，费拉拉主张通过范例规范性(exemplary normativity)来奠定这种内在超越的批判基础，而库克则认为应该将这种范例的主体性经验移到公共领域，通过论辩和说明来证成它的规范性基础的正当性。库克认为，即便是一种范例，也是一种主观经验。她与耶吉的看法相同，伦理领域并不是中立的因而不能干预，而是需要一种真理概念，需要在公共、公开的论证和评价中得到证明。她说，为了防止批判理论固化为理论堡垒，“我们需要外部的光以照明理论自身的伦理信念和责任，去批判性地质询它们，并一定会用一种崭新而更加令人信服的方式重新想象这些伦理信念和责任”(7)。

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内在批判的“内在性”与“超越性”具有一种张力关系。内在批判要求的是一种“内在超越”,这就使得批判不得不面对两端发力的后果。如果陷入社会的“内在性”中，批判就会形成各种版本的现实主义理论，会为既有的社会制度和统治秩序辩护；而如果以超语境的普遍性为规范性基础的话，那么就会压制，甚至牺牲“内在性”,从而使批判丧失了自身的独特性，形成某种专制主义。所以，要处理这个难题，批判理论家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应该引入一个伦理真理的概念。也就是说，要对“超越性的内容是否为真”进行判断。对法兰克福学派学术思想史相当熟谙的马丁·杰伊在其新著中描述了法兰克福学派在政治压力下几乎难以进行内在批判，“我们生活在法兰克福学派在其最黑暗情境下所宣称的总体性欺骗系统中，其中内在批判处于丧失其作用的危险中。不仅真理和意识形态侵蚀之间的区分没有了，而且区别讲述真理和撒谎的能力也丧失了。”(8)在马丁·杰伊看来，批判理论应该有两种真理：一种是truth(真理);一种是truthfulness(真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极权主义统治时代，内在批判丧失了这两种真理美德。一是真理和意识形态(虚假的意识)的区分；二是真诚讲述真理的能力。

在经历了20世纪那种灾难性后果之后，现代人不再盲目迷信社会历史进步的“客观兴趣”,而主张对我们当前政治目标的合法性审慎对待。正像霍克海默所主张的，准确的社会认识来自跨学科的考察和对批判理论自身的反思。批判理论发展至今，在福斯特、耶吉、马丁·萨等新一代批判家手里，已自觉跳出第二、第三代批判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关注到后殖民社会的现代性发展、世界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跨民族的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统治问题。他们在全球化、多元文化主义的背景下，不断地对传统的批判理论进行反思。其中，耶吉对批判理论的内在批判方法反思较多，她看到整全性的理性批判标准在当前的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已不适用，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方案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所以提出一种实用主义的内在批判方法——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实验性的生活形式批判。她说：“我的生活形式概念并没有导致一元论，而是一种实验性的多元主义(experimental pluralism)。”(9)这种多元主义某种意义上放弃了传统的真理或者普遍性要求，而主张在解决问题的策略性过程中通过论辩寻找批判的标准。这里有两个前提：一是有解决问题的成功经验，二是对这些成功经验进行历史性评价。“当生活形式可以被理解为成功的积累经验过程(或者说一种学习的过程)的结果并使得进一步的学习成为可能时，这种生活形式就是成功的。”(10)通过对解决问题和学习积累过程的动态考察，耶吉认为生活形式批判可以解决内在与超越、事实与价值、固化与变革的冲突。

四、结语

社会批判理论关于“内在批判”的争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质的问题，还反映了批判理论的内在批判方法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内在批判方法本身承袭马克思的辩证法，力图避免“一种先验的、非历史的教条主义和还原性的意识形态批判”(11),主张在跨学科的社会现实分析基础上，提出社会批判的标准和未来的解放方案。在这一点上，它们是进步的、解放的。我们可以从当代社会批判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社会新异化问题的敏锐觉察和深刻分析上看到。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批判本身如果想发挥效力，触动和改变现实，就需要把握住现实问题的实质，提出彻底而完整的理论。批判还需与行动密切关联。社会批判理论的内在批判往往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对马克思所倡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宏观层面的政治权力斗争、工人阶级的现实利益缺乏关注。这就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集体性政治行动缺失，批判理论难以真正触动和改变资本主义现状。克服这些局限性，社会批判理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改变。

首先，“内在批判”应跳出“内部视角”,经常从外部视角——或者是客体的角度，或者是外部批判的视角，来审视自身的正当性，从而对批判展开反思和自我批判。

内在批判的内部视角促使批判不脱离具体的社会语境，有针对性地解决现实社会的内部矛盾。这是社会批判理论的优良传统。但批判的内部视角同时也会带来局限于内部改良、固化现有秩序的保守主义政治效应。哈贝马斯、霍耐特等批判理论家们都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者。他们热衷于道德、伦理、法律层面的规范性整合改革，早已放弃了激进革命的总体性主张。

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无产阶级处于被剥削与压迫的地位，经济不平等是矛盾的核心。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年间，资本主义社会在宏观调控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刺激下，迎来了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阶级矛盾放缓的背景下，寻求族群平等的多元文化主义开始盛行。社会反抗转向了身份政治。因此即使是在社会批判理论内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也会随着社会矛盾和抵抗运动诉求的变化而变化。但无论如何，社会批判理论的内在批判始终是一种以欧洲左翼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对现实社会产生危机和问题的一种诊断和分析。在阿多诺看来，“内在批判的局限性在于，内在语境的法则最终是必须被克服的幻觉。”(12)而实际上，批判如果只依赖于内在批判，根本打不破内在语境的法则。“辩证法必须出于意识对自身的意识而限制自身”(13)。也就是说，批判必须警惕自身，对自己展开批判，从而跳出自身，来到现实的客体层面，寻求新的非均衡性。

此外，内在批判也需要外部批判。如果把那种以先验主体为基础确立的道德、伦理批判看作是外部批判的话，那么社会批判理论的内在批判还是需要这种外在超越的批判视角的。耶吉那种实用主义的实验性生活形式批判，虽然某种程度上可以避免批判的专制主义，但也存在着风险代价。事实上，任何一种社会批判理论主张背后都隐含着一些伦理、道德立场。也就是说，批判理论家在诊断、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各种问题时，都已经有某种普遍的道德观。所以，在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时，批判虽然不应该以抽象的外在批判原则为准，但应该把这种外在批判看作一种参照目标，来指导内在批判。这就如《人权宣言》的内容一样，虽然它不一定适合任何批判场所，但在解决有关人的各种生存与发展问题时，它所倡导的原则和价值就应该是批判理论所追求的长远目标。

其次，社会批判理论家们需要切实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疾苦，系统性地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机制，积极寻求反抗与革命的政治行动可能性。佩里·安德森就西方马克思主义脱离实践的这个特性多次展开论述。他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实践的重新统一显然没有具体实现。这种没有实现在逻辑上最致命的学术后果是，发达国家的左派普遍缺乏现实的战略思想——即不能阐明超越资本主义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可行的前景。”(14)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西方社会革命在1968年经历了短暂的高潮就偃旗息鼓了。在近半个世纪以来，除了生态运动、反核战争运动之外，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抵抗运动多以身份政治斗争为主，而且还在“政治正确”的道路上越走越极端。左翼知识分子热衷于“多元平等”,漠视百姓疾苦，引起底层民众对社会精英的反感和憎恶。整个西方社会政党两极分化，右翼民粹主义兴起，传统民主势力衰微，在这样的一种形势下，西方的社会批判理论家们确实需要深刻反思其内在批判方法的局限性。

最后，坚持一种具体的、历史的总体性辩证法，在内在性与超越性、实践与理论之间不断调整和校对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社会批判理论应在重视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既要关注如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等新社会运动，也要关注现代工人阶级被剥削压迫的情况；既要探讨资本在金融领域及全球范围的逐利机制，也要思索社会主义策略的问题。在这方面，美国批判理论家南希·弗雷泽作出了表率。她在坚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和融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女性主义、生态、种族、民主等批判内容，提出了一个扩展版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模式。她认为，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生产、交换和金融的背后，是“家庭、社区、自然；领土国家、政治组织和公民社会；以及大量和多种形式的无偿劳动和被掠夺的劳动。”(15)21世纪的社会主义既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而应该是一种扩展版的社会主义概念。这种社会主义不仅要关注经济领域和传统的劳工问题，还要关注“社会再生产、结构性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去民主化和全球变暖。”③为此，她呼吁通过多种形式的联盟政治实现这个目标。虽然这个倡议目前还停留在一个策略性的理念阶段，但我们相信只有坚持这样一种总体性批判，社会批判理论才能重新燃起批判的火焰，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事业进行到底。

【注释】

(1) Sean Sayers,“Marxism and the Dialectical Method:A Critique of G.A.Cohen”,Radical Philosophy 36(1984):p.12.

(2) 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5页。

(3) 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90页。

(4) 孙海洋:《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内在批判及其唯物史观意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1期。

(5)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58页。

(6) ② 拉埃尔·耶吉:《走向生活形式的内在批判》,孙海洋译,《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9期。

(7) A.费拉拉、M.库克:《作为内在批判的批判理论:关于最好形式的争论》,贺翠香译,《现代哲学》2015年第5期。

(8) Martin Jay,Immanent Critiques:The Frankfurt School under Pressure,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23,p.130.

(9) 拉埃尔·耶吉:《走向生活形式的内在批判》,孙海洋译,《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9期。

(10) 拉埃尔·耶吉:《走向生活形式的内在批判》,孙海洋译,《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9期。

(11) Martin Jay,Immanent Critiques:The Frankfurt School under Pressure,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23,p.8.

(12) 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E.B.Ashton tran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73,p.182.

(13) 西奥多·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王晓升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3,第241页。

(14) 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第30页。

(15)③ 南希·弗雷泽:《食人资本主义》,蓝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第237页;第257页。

原载：《马克思主义哲学》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