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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提要: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主义具有它自己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目的在于改变世界的世界观。柯尔施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实践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目标乃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当下世界中发挥作用。因此,他把马克思主义概括成四条陈述:(1)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主张,包括那些看上去具有一般性的主张,都是特殊的;(2)马克思主义不是肯定的而是批判的;(3)马克思主义的主旨并不是现存的、处于其积极肯定状态之中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显示在其确凿无疑的没落腐朽之中的衰退中的资本主义社会;(4)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目标并不是关于现存世界的沉思冥想的乐趣,而是对它的积极的改变。对于柯尔施来说,马克思主义首先并且首要地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关于一种人类未来的乌托邦景象,它仅仅是处于晚期资本主义之下的工人阶级的科学。
1924年6月,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严重动荡已经过去时,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卢卡奇和柯尔施(1886~1961)被苏联正统派的拥护者们斥为“教授”和“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出版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和《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均于1923年出版)遭到了正统派的敌视。这两本书都吸取了从以往事件中得来的政治经验,并简要地提出了各自的政治意义。像《历史与阶级意识》一样,《马克思主义与哲学》被认为是一部政治上异端的哲学著作。这本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主题做出了反应:马克思主义不是简单的实证科学,而是一种批判,即一种包含对社会的精神结构(意识形态结构)进行批判的哲学。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哲学已经被政治经济学取代、超越,这完全是一种曲解。
尽管卢卡奇和柯尔施两人都被当作极左思潮的主要代表,而且柯尔施也在自己著作的一版后记中表达了他与卢卡奇在理论上的一致,但这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假象。他们的观点有相同之处,但又是各自独立的。他们的道路几乎完全不同。卢卡奇从一个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共产主义者逐步转变为哲学的正统派和政治上的妥协者,柯尔施则从一个保守的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哲学和政治上的异端分子。与卢卡奇相比,柯尔施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与他的理论成就相较,他的政治命运要逊色得多。如果说在1923年时卢卡奇和柯尔施在政治上理论上还有相似之处的话,那么从那以后,他们很快就分道扬镳了。柯尔施开展了长期的独立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评价。到1961年他去世的时候,他已经被人遗忘了。在中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一度是学术探讨的热点,柯尔施也是其中的重要人物。然而近年来,随着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逐步降温,关于柯尔施的讨论也日渐稀少。
一、柯尔施与欧洲1920年代的革命
“从1918年到今天,欧洲历史的每一章都可以冠以这样的标题:革命的失败。”这是荷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潘涅库克1在1927年对马克思主义的描述。回顾一下柯尔施与欧洲1920年代革命的关系,对理解其哲学的性质也许是必要的。
柯尔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首次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这个组织是第二国际最重要的分支。在整个国际内部,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公开强调需要有一个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性的颠覆,它因此成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托管者。德国社会民主党拥有10多万名党员以及100多份报纸,在工会中组织了100多万支持者并且是德国议会的第二大党。该党理论生活的实际支配者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教皇”的卡尔·考茨基,恩格斯去世后,出版马克思大量原始手稿的工作即由他负责。考茨基得到了社会主义国际各个派别的敬重,人们认为,正是他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免遭像爱德华·伯恩斯坦这样的修正主义者的攻击。而伯恩斯坦则积极从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并试图使该党转变成一个明白无误的改良主义的组织。
尽管在与伯恩斯坦的争论中,考茨基表明自己是一个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和胜利者,但在表面现象之下,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严重问题。按照考茨基,马克思证明了历史是一个由各个不同的社会构成的连续体。在每一个社会之中,生产要一直成长到它不能再进一步成长为止。到了那一刻,便会发生一场革命并产生出一种新形式的社会。在考茨基的著作以及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之中,都没有给人的作用留下位置。社会几乎独立于人的所作所为而自行生长和衰落。其结果是,革命的任务仅仅是等待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在争论中,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极力坚持说,他们看到了在长期的经济因素和短期的人的决定之间存在某种关系。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个人在历史中的角色》便致力于分析这个特别的问题。他坚持认为人的决定是起作用的,同时,在社会结构和个人作用之间存在某种统一。然而在“最后的分析中”,“一切都依赖于社会的发展过程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2考茨基声 称同意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个人的确有其在历史中的地位。他对那些把他的马克思主义看成某种形式的决定论的人提出严厉批评:“仍然有人相信马克思教导说历史的发展是靠它自己进行的,而不能从人的作用中得到任何帮助,这真是太奇怪了。即使是在社会主义者中间,这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令人吃惊的见解也并不鲜见……当然,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费话。把阶级斗争理论表现为一种静态的理论,这 是荒谬的。”3
当进入抽象的理论化工作时,考茨基为关于人的作用的观念辩护。但是,当为日常生活的紧迫问题提供理论时,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完全是按照他声称反对的那种还原主义的方式进行的。考茨基一再争辩说,社会主义的胜利乃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其前提是如下一个假定,即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卷入任何草率鲁莽的行动都将是错误的。因此,当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争辩说,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可以复制1905年已经在俄国发生的革命的大罢工时,考茨基回应道,事件的步伐不应当太匆忙。考茨基号召人们要保持耐心和克制,要与工会领导人、伯恩斯坦以及其他修正主义者联合行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考茨基主持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官僚机关化。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受了决定性的考验。在这场大屠杀中,考茨基以及第二国际的所有正统领导人都支持他们自己的国家和他们自己的资本家阶级。第二国际的进化论和宿命论的马克思主义意味着它拿不出反对这场战争的政治性纲领。
柯尔施属于反对第二国际的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一代中之一员。那个年代的积极的行动随即引起了俄国的革命,诸如柯尔施、卢卡奇和葛兰西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反战运动的高涨中接受了教育。他们目睹了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巨大突破,也目睹了从1917年持续至1923年冬天德国革命最终失败了的工人阶级斗争的高涨浪潮。在当时,很显然,俄国革命为一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全新方式打开了未来的视野。尽管直到很久以后,列宁的绝大部分哲学著作没有在西欧出版,这位俄罗斯的革命者还是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即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涵的唯一途径,就是到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检查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列宁坚持认为,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粗陋哲学和它的改良主义政治之间具有某种一致性。他同时论证说,一种对辩证法的研究必须是重建任何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正如他所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4
在20世纪20年代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那一代人之中,柯尔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的理论承载者之一。在理论的层次上,并且在没有接触过列宁的哲学著作的情况下,柯尔施得到了与列宁极为相似的结论。根据他自己的政治实践,柯尔施采取了一系列包括从费边主义到极左在内的不同立场,而只是短暂地站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中心。然而,柯尔施的不朽著作,即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却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目标乃是让工人运动夺取权力。在下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柯尔施的许多陈述看上去是不完善的,但没有人怀疑他相信这样的观念,即工人阶级是能够驾驭世界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部,柯尔施那一代的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展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这些见解是与1914年以前第二国际的僵化的、宿命论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在其后整整40年间,这些持不同政见和非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著作基本上被忽视了。只是到了六七十年代,一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开始以某种系统的方式关注这些作者。例如到了1970年代晚期,已经有4部柯尔施著作的英文本面世。然而从那以后,随着工人阶级运动遭到经济和政治上的挫折,人们对柯尔施的兴趣又下降了,而与他同代的其他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例如本雅明和布莱希特,却仍然备受关注,因为他们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已经被那些灰心丧气的、退却了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采纳。相反,由于柯尔施明确地许诺了一种革命的变革,这使得那些已经学院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者发现很难继承他的衣钵。
二、马克思主义与哲学
1920年,柯尔施加入了德国共产党,随后几年,他用大量时间写作极为一般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短篇著作、入门读物和评论,以此来简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他最有创意的观点来自他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性对待,因为这种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共产党的竞争对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作中达到了顶峰。他像列宁一样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粗陋的、对马克思的改良主义的背离。1922年,柯尔施参加了德国图林根州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组织核心后来演变成了法兰克福学派,而柯尔施的演讲手稿则于1923年以“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为名出版。就是这本著作日后为柯尔施赢得了最为持久的成功。
《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第一个论点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必须被历史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也有它自己的历史这种见解的确是柯尔施的独特观点。他论证说,马克思主义起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拒斥黑格尔及其唯心主义哲学的著作之中。从1840年代以后,它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了发展。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在两个重要方面是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倒退:首先,不仅是伯恩斯坦及其他修正主义者,而且有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和其他第二国际领导人,他们全都忽视了国家问题。除了形式上做出推翻资本主义的保证以外,这些官方的社会主义党已经变成了改良主义者。他们在其日常实践之中接受了资本主义并为其进行辩护:“(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似乎是在试图以一种具有理论连贯性的形式表达那种为工会的经济斗争以及工人阶级党的政治斗争所要求的改良主义性质……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抽象词句的所有教条的迷执也不能保持它(马克思主义)原初的革命性质(甚至包括伯恩斯坦的对手,考茨基和第二国际内部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内)。他们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已经不可避免地不再是一种社会革命的理论了。”5
马克思主义的倒退的第二个来源,按照柯尔施的看法,是一种对哲学(辩证法)的忽视。在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中,柯尔施提醒读者注意列宁的呼吁:“我们必须从唯物主义的立场组织一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系统研究。”对于柯尔施来说,辩证法的关键成分之一是它对总体性的强调。马克思自己就总是强调世界的总体性质,是他后来的追随者把马克思的理论割裂成了一个个片断。马克思主义与知识的各个孤立分支这种观念是不协调的:“不论他们怎样从理论和方法上声明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把社会革命的理论分割成了碎片……晚近的马克思主义者越来越把科学社会主义看成是纯粹的科学观察,而与政治或者其他的阶级斗争实践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一种关于社会革命的统一的一般性理论变成了对资产阶级经济秩序、对资产阶级国家、对资产阶级教育状况以及对资产阶级宗教、艺术、科学与文化等等的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行动的形式,在这里,理论的讨论和实践应当再一次被结合起来。因此,柯尔施认为自己是在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再一次结合到实践的目的上,并(像卢森堡和列宁那样)触及了“无产者阶级斗争的革命新阶段的实践需要”。6
对于柯尔施来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应当通过人的行动具体地达到。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一书中,他极力强调意识的重要性。柯尔施着重指出,意识形态并不能仅仅被看成经济事实的辅助性推论。资产阶级社会的“智识性实在”有着与其经济实在一样的重要性,它也是社会结构得以建立的基础。观念、政治和经济一起形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性。因此结论是,这里有着“智识性行动”的一席之地。如果工人阶级想要“在实践上革命化”,那么一种“理论上的批判”同样也是需要的。
但是在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所做的辩论中,柯尔施强调马克思所传达出来的信息表现了一种对哲学的否定。1850年以前及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都曾做出过这样的断言。例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写道:“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恩格斯发展了这种思想,他论证说,马克思主义已经把哲学从历史的领域中废弃了,它唯一还能做的只是去思索纯粹思维的规律。恩格斯还指出,随着德国资本主义力量的增长,资产阶级越来越失去了对哲学的兴趣,而留下无产阶级成了黑格尔哲学的唯一继承人。
柯尔施用三种方式来论证并深化他这种关于马克思主义乃是一种反-哲学的概念。第一个论点是,资产阶级哲学已经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达到了它的最高点。通过让黑格尔头足倒立,马克思已经破坏了哲学。第二个论点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所有方面的批判,而资产阶级哲学就包含在马克思所要拒绝的观念之中。第三个论点是,哲学仅仅反映了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则寻求对世界的改变。这种对实践的强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否定哲学的。
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结尾处,柯尔施提供了这样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在这个世界中,哲学已经不复存在了:“资产阶级意识必定把自己看作是在这个世界之外的,作为纯粹的批判哲学和公正科学独立于这个世界, 这仅仅是因为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法律看起来似乎凌驾于社会之上。这种意识必须通过革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工人阶级的哲学,来从哲学上加以斗争。仅当整个现存的社会及其经济基础被从实践上完全克服,而这种意识被从理论上完全超越和废止了的时候,这 种斗争才会停止。”7哲学能够被克服,但这必须通过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功实现,通过工人阶级的革命。
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性质
随着1923年10月德国革命的失败,德国共产党在费舍(Ruth Fischer)和马斯洛夫(Arkadi Maslow)的领导下主要转向了左倾。此二人在1923年时已经身居德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之列,当时,他们曾经从一种极左的和不切实际的立场——在这种立场看来,革命总是迫在眉睫的——出发,支持过关于一场革命的号召。当10月危机过去以后,在季诺维也夫和共产国际领导层的支持下,他们继续主张德国将很快进入另一个危机阶段,这意味着存在一个为急迫的、更进一步的起义做准备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极左气氛下,柯尔施成了党的最主要的代言人之一。同时,他也成了德国国民议会中的共产党代表。
然而,德国共产党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层的步调逐渐不一致起来,因为国际领导人此时确信世界正进入一个新的稳定阶段。1924年,《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受到责难,季诺维也夫谴责柯尔施和包括卢卡奇在内的其他一些人是“修正主义”和“唯心主义”。柯尔施的著作被描述成了费舍和马斯洛夫的政治领导在德国党内的哲学翻版。为了回应这种批评,柯尔施试图组成一个共产国际反对派,他的小组形成了一个仍然处于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内部的叫作“坚定的左派”(Resolute Lefts,Entschiedene Linke)的小集团。1926年4月,柯尔施被德国共产党开除,而他的小集团则一直存在到1928年。就在同一年,柯尔施也失去了他在德国国民议会中的位置。1930年,柯尔施写了一篇叫作《“马克思主义与哲学”问题的当前状况》的长文,为他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中所主张的论点辩护,并扩展了他早期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应当被历史地理解这种观念。特别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应当被理解成下述三个连续阶段的渐次演变:
从1843年到1848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将自己建立在一种公开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之上。这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达到其高潮的时刻。然而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很明显,资本主义体系将其安全性整整保持了一代人之久。在这一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只能通过把自己描述成一种人道主义的和实证的科学,把自己确定为一种一般真理的形式才能得以幸存。在从1900年开始的第三个阶段,产生了一种工人阶级信心的复苏,这在布尔什维主义和工团主义的成长中得到了证明。这一复苏恢复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革命的哲学的主观品格,并为一种更完善、更真实的革命理论铺平了道路。8
马克思主义具有它自己的历史这种论点提醒我们,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一种活的传统之上的。在许多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关于成长和发展的故事。当资本主义发展时,马克思主义者便能对处于该系统之核心的动力学获得更丰富的理解。但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也是一个关于逆转和失败的故事。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冲击是把革命的社会主义转变为一种改良主义的新变种。此后,一种新的还原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柯尔施未能成功地阐述一种恰当的马克思主义史。虽然如此,这样一种规划仍然是值得的,而柯尔施则是这种规划的首批倡导者之一。
1933年,柯尔施被驱逐出德国。他先后在英国和美国定居。在遭受放逐的日子里,柯尔施的主要工作是为他那些已经在20年代建立起来的观念辩护。他先后写了三篇文章:《〈资本论〉初步》(1932)、《为什么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35)和《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原理:一个重申》(1937),其中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篇文章其实是一次座谈的一部分,参加者中由戈登维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和韦尔斯(H.G. Wells)解释为什么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由柯尔施和拉斯基(Harold Laski)解释为什么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篇文章的主题,仍如柯尔施著作中的通常情形一样,乃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其目的在于改变世界的世界观。柯尔施因此把马克思主义概括成四条陈述:(1)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主张,包括那些看上去具有一般性的主张,都是特殊的;(2)马克思主义不是肯定的,而是批判的;(3)马克思主义的主旨并不是现存的、处于其积极肯定状态之中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显示在其确凿无疑的没落腐朽之中的衰退中的资本主义社会;(4)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目标并不是关于现存世界的沉思冥想的乐趣,而是对它的积极的改变。9
柯尔施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实践的哲学。他对那些仅仅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当作一套理解世界的工具的人表示蔑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以获得关于与独立的、理论性的兴趣无关的实在的客观知识为奋斗的目标。它之获得这种知识乃是受到斗争的实践需要的驱策,并且,只有冒着不能达到它的目标的极大风险,以及以它所表达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失败为代价,它才能忽视这种知识的获得。”10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目标乃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当下世界中发挥作用。因此,通过马克思主义来理解任何与此不同的其他世界的任何企图都是有缺陷的。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相敌对的并非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对世界的理论性反映这种看法,而且,对任何其他的历史时刻进行任何理论化也是与这种革命精神相敌对的:“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未失去其实践目标的视野,因此,它避开了把全部经验强制到一个关于宇宙的一元论建筑规划,以便建立一种统一的知识体系的所有企图。”11
但是这里可以提出一个柯尔施本人未能令人满意地回答的重要问题。柯尔施的论点是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知识理论乃是相对的。按照柯尔施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是从工人阶级的优越立场出发的。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对一个事物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应当是比其他任何解释都更好的解释呢?一个遭到柯尔施反对的回答是说,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客观的:它们解释了这个世界。按照柯尔施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由 于是对工人阶级历史境遇的具体化,因此它必定是正确的。对于马克思来说,正如对于卢森堡和列宁一样,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理解世界的科学,同时也是一种改造世界的武器。柯尔施拒绝这种综合,他更偏爱那种仅仅是一种改造世界的有效手段的马克思主义。柯尔施想要重建一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但是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治与任何对客观实在的关注割裂开来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变得武断而极左,并且脱离了广大的听众,因此,他的革命的想象显得空洞,渐渐不为人所知。如此一来,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就仅仅为革命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有限的和不完全的辩护。
四、 “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
当论及人们对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做贡献的评价时,不同作者之间的意见并不一致。最富同情的评论者当数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埃里希·格拉赫(Erich Gerlach),他认为柯尔施所写的马克思传记是“最接近马克思的实际教导的马克思研究”12。按照《新左派评论》编辑弗里德·哈勒戴(Fred Halliday)的看法,柯尔施是“西方1920、1930年代最令人感兴趣、最具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13。帕特里克·古德(Patrick Goode,柯尔施的传记作者)同样强调他所看到的“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的一面”,这使得它比绝大多数学院化的马克思主义都更为优越。14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把柯尔施描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是从古典马克思主义传统倒退而迈向学术化和悲观形态的一个步骤。15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直截了当地把柯尔施称为“世界历史运动的书记员”。16柯拉克夫斯基(Kolakowski)则说柯尔施从来没有决定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种科学,还是仅仅表达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因为他从来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的著作是一个失败。17海伦娜·舍汗(Helena Sheehan)在自然辩证法争论的语境下讨论了柯尔施。她援引了柯尔施的伟大朋友布莱希特对他的判断:“在无产阶级的房间里柯尔施只是一个客人。他打好行李,随时准备着离开。”18
假如柯尔施本人可以回答“什么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持久贡献”这个问题,那么很可能他会指出他在劝服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讨论有关哲学问题上所取得的成功。关于他所发动的战斗,柯尔施有他自己的想法,那就是他所说的反对所谓“黑格尔健忘症”的斗争。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忘记了他们的辩证法,而没有了辩证法,他们便堕落到了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之中。随着辩证法的恢复,马克思主义将重新表现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而对于寻求改造世界的工人阶级来说,马克思主义也将再一次成为他们的武器。
然而,把柯尔施与二三十年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区别开来的最为显著的特点,实际上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质的强调。对于柯尔施来说,马克思主义首先并且首要地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关于一种人类未来的乌托邦景象,它仅仅是处于晚期资本主义之下的工人阶级的科学。这种想法在柯尔施关于马克思的传记里表现得特别清楚,在那里,柯尔施论证说,这样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特殊的解释,即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把马克思主义恢复成一种关于希望的讯息的唯一方式:“历史特殊性的原则,除了它的作为一种改良了的社会学分析和探索方法的原创性意义以外,还变成了在为反对现存社会条件而发动的实际斗争中的最重要的辩论性武器。”19对这种观点持批判态度者之一是卡尔·考茨基。1920年代中期,考茨基仍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理论家之一。考茨基对柯尔施的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主张采取了十分敌视的态度:“对于柯尔施来说,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社会革命的理论。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它确信,社会革命只有在一定的境况下,也即只有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国家才可能发生。柯尔施所属的共产主义宗派已经彻底忘记了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社会革命总是可能的,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在什么境况下。”20
这里重要的是,考茨基的评论的确引起了存在于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之中的一个真实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柯尔施是对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应当被理解为“只是”晚期资本主义之下的工人阶级的适当理论。显然,如此一来就必然限制了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一种不可避免的逻辑将是:在需要社会建设而不是社会革命的社会主义社会,例如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恰恰是不可能存在的。
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既是一种工人阶级革命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探索世界的方式。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武器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之间存在着一种统一。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在时间上先于工人阶级作为一种成熟的全球性力量的兴起,它们乃是建立在对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分析之上。与此同时,马克思论证说,由于在资本主义之下工人阶级是大多数,并且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巨大的科学进步的继承人,因此,无产阶级是第一个能在解放它自身的行动中同时解放整个社会的阶级。与先前的被压迫阶级不同,工人阶级所从事的是集体性的生产。在过去,压迫者能够通过提供土地而把农民们分离开来。而在资本主义之下,工人阶级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和集体的力量才能赢得解放。无产阶级是第一个有能力完成普遍的人类解放的阶级。
在这个意义上,当考茨基认为,当工人阶级已经取得政权,并且已经不再作为资本主义之下的被剥削者而存在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是有效的(当然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这个时候,他是正确的。当然,在总体上,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演变的角度来看,如果说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官僚结构利益的改良主义妥协的理论表达的话,那么,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一个处于资本主义危机时期的激进主义分子的观察,它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阶级斗争和革命的需要结合到了一起。但是,它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呈现为工人阶级在革命时期的意识,而工人阶级所继承的历史传统,包括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都几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实际上, 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非常抽象的理论。他大量使用诸如“理论”“实践”“哲学”这样的范畴,但并没有给予它们任何具体的含义。因此,在接受“人乃是他们的社会条件的产物”这种唯物主义论点的同时,柯尔施拒绝说出哪些条件是重要的,以及它们是怎样起作用的。尽管柯尔施非常细致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只具有作为达到工人阶级革命的工具的意义,但是,他在对工人以及他们的斗争进行描述上所遭遇的失败表明,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非常黑格尔化的、非实践的和哲学的辩护。尽管如此,我们最好还是记住柯尔施这个人,由于他为自己设定的目标,而不是由于他在达到这一目标时所遭遇的失败。当第二国际中处于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显得相当贫乏、空洞并陷入了还原主义之时,柯尔施提出了他的理论,试图把1918~1923年的工人斗争转化为革命的理论。尽管柯尔施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限制为仅仅是对现存社会的批判,但当他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或者必须是革命的,否则就什么也不是的时候,他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对一个不同的社会将怎样运行的视界。除去他的弱点,柯尔施是一位值得我们铭记的人,他的工作提醒我们记住,仍然有一个世界在等待着我们去赢取。
【注释】
1 安东·潘涅库克(Anton Pannekoek,1873-1960),荷兰天文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帮助在荷兰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本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著有大量理论、政论文章,主要著作有《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策略》(1920年)和《列宁作为哲学家》(1938年)等。引文转自《“西方马克思主义”译文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1992,第1页。
2 G.Plekhanov,The Role of the Individual in History (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51),p.54.
3 K.Kautsky,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Yale: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p.482.
4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151页。
5 K.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 (London:Pluto,1970),pp.58-59.
6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pp.54-60.
7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pp.84-85.
8 cf.K.Korsch,“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Problem of ‘Marxism and Philosophy’,” in Marxism and Philosophy,pp.89-128.
9 cf.K.Korsch,Three Essays on Marxism (London:Pluto,1971),p.61.
10 K.Korsch,Three Essays on Marxism,p.61.
11 K.Korsch,Three Essays on Marxism,p.68.
12 E.Gerlach,“Karl Korsch's Undogmatic Marxism,”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9 (1963),pp.22-27.
13 F.Halliday,“Karl Korsch:an Introduction,” in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pp.7-23,p.22.
14 P.Goode,Karl Korsch:A Study in Western Marxism (London:Macmillan,1979),pp.186-187.
15 P.Anderson,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New Left Books,1976),pp.29-30,49-50.
16 D.Kellner,“Korsch's Revolutionary Historicism,” Telos 26 (1975-76),pp.170-193.
17 L.Kolakowski,Main Currents of Marxism,Its Origins,Growth and Dissolution:Volume 3:The Breakdow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p.308-323.
18 H.Sheehan,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A Critical History:Volume 1:The First 100 Years (New Jersey and Lond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pp.255-273,p.273.
19 K.Korsch,Karl Marx (New York:Humanities Press,1963),p.38.
20 P.Goode,Karl Korsch:A Study in Western Marxism,p.82.
原载:《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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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主义具有它自己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目的在于改变世界的世界观。柯尔施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实践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目标乃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当下世界中发挥作用。因此,他把马克思主义概括成四条陈述:(1)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主张,包括那些看上去具有一般性的主张,都是特殊的;(2)马克思主义不是肯定的而是批判的;(3)马克思主义的主旨并不是现存的、处于其积极肯定状态之中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显示在其确凿无疑的没落腐朽之中的衰退中的资本主义社会;(4)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目标并不是关于现存世界的沉思冥想的乐趣,而是对它的积极的改变。对于柯尔施来说,马克思主义首先并且首要地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关于一种人类未来的乌托邦景象,它仅仅是处于晚期资本主义之下的工人阶级的科学。
1924年6月,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严重动荡已经过去时,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卢卡奇和柯尔施(1886~1961)被苏联正统派的拥护者们斥为“教授”和“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出版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和《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均于1923年出版)遭到了正统派的敌视。这两本书都吸取了从以往事件中得来的政治经验,并简要地提出了各自的政治意义。像《历史与阶级意识》一样,《马克思主义与哲学》被认为是一部政治上异端的哲学著作。这本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主题做出了反应:马克思主义不是简单的实证科学,而是一种批判,即一种包含对社会的精神结构(意识形态结构)进行批判的哲学。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哲学已经被政治经济学取代、超越,这完全是一种曲解。
尽管卢卡奇和柯尔施两人都被当作极左思潮的主要代表,而且柯尔施也在自己著作的一版后记中表达了他与卢卡奇在理论上的一致,但这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假象。他们的观点有相同之处,但又是各自独立的。他们的道路几乎完全不同。卢卡奇从一个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共产主义者逐步转变为哲学的正统派和政治上的妥协者,柯尔施则从一个保守的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哲学和政治上的异端分子。与卢卡奇相比,柯尔施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与他的理论成就相较,他的政治命运要逊色得多。如果说在1923年时卢卡奇和柯尔施在政治上理论上还有相似之处的话,那么从那以后,他们很快就分道扬镳了。柯尔施开展了长期的独立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评价。到1961年他去世的时候,他已经被人遗忘了。在中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一度是学术探讨的热点,柯尔施也是其中的重要人物。然而近年来,随着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逐步降温,关于柯尔施的讨论也日渐稀少。
一、柯尔施与欧洲1920年代的革命
“从1918年到今天,欧洲历史的每一章都可以冠以这样的标题:革命的失败。”这是荷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潘涅库克1在1927年对马克思主义的描述。回顾一下柯尔施与欧洲1920年代革命的关系,对理解其哲学的性质也许是必要的。
柯尔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首次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这个组织是第二国际最重要的分支。在整个国际内部,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公开强调需要有一个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性的颠覆,它因此成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托管者。德国社会民主党拥有10多万名党员以及100多份报纸,在工会中组织了100多万支持者并且是德国议会的第二大党。该党理论生活的实际支配者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教皇”的卡尔·考茨基,恩格斯去世后,出版马克思大量原始手稿的工作即由他负责。考茨基得到了社会主义国际各个派别的敬重,人们认为,正是他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免遭像爱德华·伯恩斯坦这样的修正主义者的攻击。而伯恩斯坦则积极从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并试图使该党转变成一个明白无误的改良主义的组织。
尽管在与伯恩斯坦的争论中,考茨基表明自己是一个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和胜利者,但在表面现象之下,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严重问题。按照考茨基,马克思证明了历史是一个由各个不同的社会构成的连续体。在每一个社会之中,生产要一直成长到它不能再进一步成长为止。到了那一刻,便会发生一场革命并产生出一种新形式的社会。在考茨基的著作以及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之中,都没有给人的作用留下位置。社会几乎独立于人的所作所为而自行生长和衰落。其结果是,革命的任务仅仅是等待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在争论中,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极力坚持说,他们看到了在长期的经济因素和短期的人的决定之间存在某种关系。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个人在历史中的角色》便致力于分析这个特别的问题。他坚持认为人的决定是起作用的,同时,在社会结构和个人作用之间存在某种统一。然而在“最后的分析中”,“一切都依赖于社会的发展过程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2考茨基声 称同意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个人的确有其在历史中的地位。他对那些把他的马克思主义看成某种形式的决定论的人提出严厉批评:“仍然有人相信马克思教导说历史的发展是靠它自己进行的,而不能从人的作用中得到任何帮助,这真是太奇怪了。即使是在社会主义者中间,这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令人吃惊的见解也并不鲜见……当然,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费话。把阶级斗争理论表现为一种静态的理论,这 是荒谬的。”3
当进入抽象的理论化工作时,考茨基为关于人的作用的观念辩护。但是,当为日常生活的紧迫问题提供理论时,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完全是按照他声称反对的那种还原主义的方式进行的。考茨基一再争辩说,社会主义的胜利乃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其前提是如下一个假定,即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卷入任何草率鲁莽的行动都将是错误的。因此,当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争辩说,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可以复制1905年已经在俄国发生的革命的大罢工时,考茨基回应道,事件的步伐不应当太匆忙。考茨基号召人们要保持耐心和克制,要与工会领导人、伯恩斯坦以及其他修正主义者联合行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考茨基主持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官僚机关化。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受了决定性的考验。在这场大屠杀中,考茨基以及第二国际的所有正统领导人都支持他们自己的国家和他们自己的资本家阶级。第二国际的进化论和宿命论的马克思主义意味着它拿不出反对这场战争的政治性纲领。
柯尔施属于反对第二国际的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一代中之一员。那个年代的积极的行动随即引起了俄国的革命,诸如柯尔施、卢卡奇和葛兰西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反战运动的高涨中接受了教育。他们目睹了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巨大突破,也目睹了从1917年持续至1923年冬天德国革命最终失败了的工人阶级斗争的高涨浪潮。在当时,很显然,俄国革命为一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全新方式打开了未来的视野。尽管直到很久以后,列宁的绝大部分哲学著作没有在西欧出版,这位俄罗斯的革命者还是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即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涵的唯一途径,就是到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检查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列宁坚持认为,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粗陋哲学和它的改良主义政治之间具有某种一致性。他同时论证说,一种对辩证法的研究必须是重建任何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正如他所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4
在20世纪20年代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那一代人之中,柯尔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的理论承载者之一。在理论的层次上,并且在没有接触过列宁的哲学著作的情况下,柯尔施得到了与列宁极为相似的结论。根据他自己的政治实践,柯尔施采取了一系列包括从费边主义到极左在内的不同立场,而只是短暂地站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中心。然而,柯尔施的不朽著作,即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却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目标乃是让工人运动夺取权力。在下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柯尔施的许多陈述看上去是不完善的,但没有人怀疑他相信这样的观念,即工人阶级是能够驾驭世界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部,柯尔施那一代的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展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这些见解是与1914年以前第二国际的僵化的、宿命论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在其后整整40年间,这些持不同政见和非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著作基本上被忽视了。只是到了六七十年代,一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开始以某种系统的方式关注这些作者。例如到了1970年代晚期,已经有4部柯尔施著作的英文本面世。然而从那以后,随着工人阶级运动遭到经济和政治上的挫折,人们对柯尔施的兴趣又下降了,而与他同代的其他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例如本雅明和布莱希特,却仍然备受关注,因为他们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已经被那些灰心丧气的、退却了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采纳。相反,由于柯尔施明确地许诺了一种革命的变革,这使得那些已经学院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者发现很难继承他的衣钵。
二、马克思主义与哲学
1920年,柯尔施加入了德国共产党,随后几年,他用大量时间写作极为一般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短篇著作、入门读物和评论,以此来简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他最有创意的观点来自他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性对待,因为这种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共产党的竞争对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作中达到了顶峰。他像列宁一样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粗陋的、对马克思的改良主义的背离。1922年,柯尔施参加了德国图林根州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组织核心后来演变成了法兰克福学派,而柯尔施的演讲手稿则于1923年以“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为名出版。就是这本著作日后为柯尔施赢得了最为持久的成功。
《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第一个论点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必须被历史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也有它自己的历史这种见解的确是柯尔施的独特观点。他论证说,马克思主义起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拒斥黑格尔及其唯心主义哲学的著作之中。从1840年代以后,它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了发展。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在两个重要方面是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倒退:首先,不仅是伯恩斯坦及其他修正主义者,而且有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和其他第二国际领导人,他们全都忽视了国家问题。除了形式上做出推翻资本主义的保证以外,这些官方的社会主义党已经变成了改良主义者。他们在其日常实践之中接受了资本主义并为其进行辩护:“(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似乎是在试图以一种具有理论连贯性的形式表达那种为工会的经济斗争以及工人阶级党的政治斗争所要求的改良主义性质……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抽象词句的所有教条的迷执也不能保持它(马克思主义)原初的革命性质(甚至包括伯恩斯坦的对手,考茨基和第二国际内部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内)。他们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已经不可避免地不再是一种社会革命的理论了。”5
马克思主义的倒退的第二个来源,按照柯尔施的看法,是一种对哲学(辩证法)的忽视。在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中,柯尔施提醒读者注意列宁的呼吁:“我们必须从唯物主义的立场组织一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系统研究。”对于柯尔施来说,辩证法的关键成分之一是它对总体性的强调。马克思自己就总是强调世界的总体性质,是他后来的追随者把马克思的理论割裂成了一个个片断。马克思主义与知识的各个孤立分支这种观念是不协调的:“不论他们怎样从理论和方法上声明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把社会革命的理论分割成了碎片……晚近的马克思主义者越来越把科学社会主义看成是纯粹的科学观察,而与政治或者其他的阶级斗争实践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一种关于社会革命的统一的一般性理论变成了对资产阶级经济秩序、对资产阶级国家、对资产阶级教育状况以及对资产阶级宗教、艺术、科学与文化等等的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行动的形式,在这里,理论的讨论和实践应当再一次被结合起来。因此,柯尔施认为自己是在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再一次结合到实践的目的上,并(像卢森堡和列宁那样)触及了“无产者阶级斗争的革命新阶段的实践需要”。6
对于柯尔施来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应当通过人的行动具体地达到。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一书中,他极力强调意识的重要性。柯尔施着重指出,意识形态并不能仅仅被看成经济事实的辅助性推论。资产阶级社会的“智识性实在”有着与其经济实在一样的重要性,它也是社会结构得以建立的基础。观念、政治和经济一起形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性。因此结论是,这里有着“智识性行动”的一席之地。如果工人阶级想要“在实践上革命化”,那么一种“理论上的批判”同样也是需要的。
但是在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所做的辩论中,柯尔施强调马克思所传达出来的信息表现了一种对哲学的否定。1850年以前及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都曾做出过这样的断言。例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写道:“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恩格斯发展了这种思想,他论证说,马克思主义已经把哲学从历史的领域中废弃了,它唯一还能做的只是去思索纯粹思维的规律。恩格斯还指出,随着德国资本主义力量的增长,资产阶级越来越失去了对哲学的兴趣,而留下无产阶级成了黑格尔哲学的唯一继承人。
柯尔施用三种方式来论证并深化他这种关于马克思主义乃是一种反-哲学的概念。第一个论点是,资产阶级哲学已经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达到了它的最高点。通过让黑格尔头足倒立,马克思已经破坏了哲学。第二个论点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所有方面的批判,而资产阶级哲学就包含在马克思所要拒绝的观念之中。第三个论点是,哲学仅仅反映了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则寻求对世界的改变。这种对实践的强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否定哲学的。
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结尾处,柯尔施提供了这样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在这个世界中,哲学已经不复存在了:“资产阶级意识必定把自己看作是在这个世界之外的,作为纯粹的批判哲学和公正科学独立于这个世界, 这仅仅是因为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法律看起来似乎凌驾于社会之上。这种意识必须通过革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工人阶级的哲学,来从哲学上加以斗争。仅当整个现存的社会及其经济基础被从实践上完全克服,而这种意识被从理论上完全超越和废止了的时候,这 种斗争才会停止。”7哲学能够被克服,但这必须通过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功实现,通过工人阶级的革命。
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性质
随着1923年10月德国革命的失败,德国共产党在费舍(Ruth Fischer)和马斯洛夫(Arkadi Maslow)的领导下主要转向了左倾。此二人在1923年时已经身居德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之列,当时,他们曾经从一种极左的和不切实际的立场——在这种立场看来,革命总是迫在眉睫的——出发,支持过关于一场革命的号召。当10月危机过去以后,在季诺维也夫和共产国际领导层的支持下,他们继续主张德国将很快进入另一个危机阶段,这意味着存在一个为急迫的、更进一步的起义做准备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极左气氛下,柯尔施成了党的最主要的代言人之一。同时,他也成了德国国民议会中的共产党代表。
然而,德国共产党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层的步调逐渐不一致起来,因为国际领导人此时确信世界正进入一个新的稳定阶段。1924年,《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受到责难,季诺维也夫谴责柯尔施和包括卢卡奇在内的其他一些人是“修正主义”和“唯心主义”。柯尔施的著作被描述成了费舍和马斯洛夫的政治领导在德国党内的哲学翻版。为了回应这种批评,柯尔施试图组成一个共产国际反对派,他的小组形成了一个仍然处于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内部的叫作“坚定的左派”(Resolute Lefts,Entschiedene Linke)的小集团。1926年4月,柯尔施被德国共产党开除,而他的小集团则一直存在到1928年。就在同一年,柯尔施也失去了他在德国国民议会中的位置。1930年,柯尔施写了一篇叫作《“马克思主义与哲学”问题的当前状况》的长文,为他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中所主张的论点辩护,并扩展了他早期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应当被历史地理解这种观念。特别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应当被理解成下述三个连续阶段的渐次演变:
从1843年到1848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将自己建立在一种公开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之上。这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达到其高潮的时刻。然而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很明显,资本主义体系将其安全性整整保持了一代人之久。在这一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只能通过把自己描述成一种人道主义的和实证的科学,把自己确定为一种一般真理的形式才能得以幸存。在从1900年开始的第三个阶段,产生了一种工人阶级信心的复苏,这在布尔什维主义和工团主义的成长中得到了证明。这一复苏恢复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革命的哲学的主观品格,并为一种更完善、更真实的革命理论铺平了道路。8
马克思主义具有它自己的历史这种论点提醒我们,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一种活的传统之上的。在许多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关于成长和发展的故事。当资本主义发展时,马克思主义者便能对处于该系统之核心的动力学获得更丰富的理解。但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也是一个关于逆转和失败的故事。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冲击是把革命的社会主义转变为一种改良主义的新变种。此后,一种新的还原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柯尔施未能成功地阐述一种恰当的马克思主义史。虽然如此,这样一种规划仍然是值得的,而柯尔施则是这种规划的首批倡导者之一。
1933年,柯尔施被驱逐出德国。他先后在英国和美国定居。在遭受放逐的日子里,柯尔施的主要工作是为他那些已经在20年代建立起来的观念辩护。他先后写了三篇文章:《〈资本论〉初步》(1932)、《为什么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35)和《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原理:一个重申》(1937),其中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篇文章其实是一次座谈的一部分,参加者中由戈登维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和韦尔斯(H.G. Wells)解释为什么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由柯尔施和拉斯基(Harold Laski)解释为什么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篇文章的主题,仍如柯尔施著作中的通常情形一样,乃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其目的在于改变世界的世界观。柯尔施因此把马克思主义概括成四条陈述:(1)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主张,包括那些看上去具有一般性的主张,都是特殊的;(2)马克思主义不是肯定的,而是批判的;(3)马克思主义的主旨并不是现存的、处于其积极肯定状态之中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显示在其确凿无疑的没落腐朽之中的衰退中的资本主义社会;(4)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目标并不是关于现存世界的沉思冥想的乐趣,而是对它的积极的改变。9
柯尔施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实践的哲学。他对那些仅仅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当作一套理解世界的工具的人表示蔑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以获得关于与独立的、理论性的兴趣无关的实在的客观知识为奋斗的目标。它之获得这种知识乃是受到斗争的实践需要的驱策,并且,只有冒着不能达到它的目标的极大风险,以及以它所表达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失败为代价,它才能忽视这种知识的获得。”10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目标乃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当下世界中发挥作用。因此,通过马克思主义来理解任何与此不同的其他世界的任何企图都是有缺陷的。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相敌对的并非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对世界的理论性反映这种看法,而且,对任何其他的历史时刻进行任何理论化也是与这种革命精神相敌对的:“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未失去其实践目标的视野,因此,它避开了把全部经验强制到一个关于宇宙的一元论建筑规划,以便建立一种统一的知识体系的所有企图。”11
但是这里可以提出一个柯尔施本人未能令人满意地回答的重要问题。柯尔施的论点是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知识理论乃是相对的。按照柯尔施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是从工人阶级的优越立场出发的。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对一个事物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应当是比其他任何解释都更好的解释呢?一个遭到柯尔施反对的回答是说,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客观的:它们解释了这个世界。按照柯尔施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由 于是对工人阶级历史境遇的具体化,因此它必定是正确的。对于马克思来说,正如对于卢森堡和列宁一样,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理解世界的科学,同时也是一种改造世界的武器。柯尔施拒绝这种综合,他更偏爱那种仅仅是一种改造世界的有效手段的马克思主义。柯尔施想要重建一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但是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治与任何对客观实在的关注割裂开来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变得武断而极左,并且脱离了广大的听众,因此,他的革命的想象显得空洞,渐渐不为人所知。如此一来,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就仅仅为革命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有限的和不完全的辩护。
四、 “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
当论及人们对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做贡献的评价时,不同作者之间的意见并不一致。最富同情的评论者当数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埃里希·格拉赫(Erich Gerlach),他认为柯尔施所写的马克思传记是“最接近马克思的实际教导的马克思研究”12。按照《新左派评论》编辑弗里德·哈勒戴(Fred Halliday)的看法,柯尔施是“西方1920、1930年代最令人感兴趣、最具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13。帕特里克·古德(Patrick Goode,柯尔施的传记作者)同样强调他所看到的“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的一面”,这使得它比绝大多数学院化的马克思主义都更为优越。14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把柯尔施描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是从古典马克思主义传统倒退而迈向学术化和悲观形态的一个步骤。15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直截了当地把柯尔施称为“世界历史运动的书记员”。16柯拉克夫斯基(Kolakowski)则说柯尔施从来没有决定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种科学,还是仅仅表达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因为他从来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的著作是一个失败。17海伦娜·舍汗(Helena Sheehan)在自然辩证法争论的语境下讨论了柯尔施。她援引了柯尔施的伟大朋友布莱希特对他的判断:“在无产阶级的房间里柯尔施只是一个客人。他打好行李,随时准备着离开。”18
假如柯尔施本人可以回答“什么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持久贡献”这个问题,那么很可能他会指出他在劝服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讨论有关哲学问题上所取得的成功。关于他所发动的战斗,柯尔施有他自己的想法,那就是他所说的反对所谓“黑格尔健忘症”的斗争。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忘记了他们的辩证法,而没有了辩证法,他们便堕落到了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之中。随着辩证法的恢复,马克思主义将重新表现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而对于寻求改造世界的工人阶级来说,马克思主义也将再一次成为他们的武器。
然而,把柯尔施与二三十年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区别开来的最为显著的特点,实际上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质的强调。对于柯尔施来说,马克思主义首先并且首要地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关于一种人类未来的乌托邦景象,它仅仅是处于晚期资本主义之下的工人阶级的科学。这种想法在柯尔施关于马克思的传记里表现得特别清楚,在那里,柯尔施论证说,这样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特殊的解释,即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把马克思主义恢复成一种关于希望的讯息的唯一方式:“历史特殊性的原则,除了它的作为一种改良了的社会学分析和探索方法的原创性意义以外,还变成了在为反对现存社会条件而发动的实际斗争中的最重要的辩论性武器。”19对这种观点持批判态度者之一是卡尔·考茨基。1920年代中期,考茨基仍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理论家之一。考茨基对柯尔施的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主张采取了十分敌视的态度:“对于柯尔施来说,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社会革命的理论。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它确信,社会革命只有在一定的境况下,也即只有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国家才可能发生。柯尔施所属的共产主义宗派已经彻底忘记了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社会革命总是可能的,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在什么境况下。”20
这里重要的是,考茨基的评论的确引起了存在于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之中的一个真实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柯尔施是对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应当被理解为“只是”晚期资本主义之下的工人阶级的适当理论。显然,如此一来就必然限制了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一种不可避免的逻辑将是:在需要社会建设而不是社会革命的社会主义社会,例如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恰恰是不可能存在的。
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既是一种工人阶级革命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探索世界的方式。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武器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之间存在着一种统一。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在时间上先于工人阶级作为一种成熟的全球性力量的兴起,它们乃是建立在对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分析之上。与此同时,马克思论证说,由于在资本主义之下工人阶级是大多数,并且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巨大的科学进步的继承人,因此,无产阶级是第一个能在解放它自身的行动中同时解放整个社会的阶级。与先前的被压迫阶级不同,工人阶级所从事的是集体性的生产。在过去,压迫者能够通过提供土地而把农民们分离开来。而在资本主义之下,工人阶级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和集体的力量才能赢得解放。无产阶级是第一个有能力完成普遍的人类解放的阶级。
在这个意义上,当考茨基认为,当工人阶级已经取得政权,并且已经不再作为资本主义之下的被剥削者而存在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是有效的(当然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这个时候,他是正确的。当然,在总体上,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演变的角度来看,如果说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官僚结构利益的改良主义妥协的理论表达的话,那么,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一个处于资本主义危机时期的激进主义分子的观察,它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阶级斗争和革命的需要结合到了一起。但是,它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呈现为工人阶级在革命时期的意识,而工人阶级所继承的历史传统,包括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都几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实际上, 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非常抽象的理论。他大量使用诸如“理论”“实践”“哲学”这样的范畴,但并没有给予它们任何具体的含义。因此,在接受“人乃是他们的社会条件的产物”这种唯物主义论点的同时,柯尔施拒绝说出哪些条件是重要的,以及它们是怎样起作用的。尽管柯尔施非常细致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只具有作为达到工人阶级革命的工具的意义,但是,他在对工人以及他们的斗争进行描述上所遭遇的失败表明,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非常黑格尔化的、非实践的和哲学的辩护。尽管如此,我们最好还是记住柯尔施这个人,由于他为自己设定的目标,而不是由于他在达到这一目标时所遭遇的失败。当第二国际中处于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显得相当贫乏、空洞并陷入了还原主义之时,柯尔施提出了他的理论,试图把1918~1923年的工人斗争转化为革命的理论。尽管柯尔施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限制为仅仅是对现存社会的批判,但当他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或者必须是革命的,否则就什么也不是的时候,他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对一个不同的社会将怎样运行的视界。除去他的弱点,柯尔施是一位值得我们铭记的人,他的工作提醒我们记住,仍然有一个世界在等待着我们去赢取。
【注释】
1 安东·潘涅库克(Anton Pannekoek,1873-1960),荷兰天文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帮助在荷兰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本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著有大量理论、政论文章,主要著作有《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策略》(1920年)和《列宁作为哲学家》(1938年)等。引文转自《“西方马克思主义”译文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1992,第1页。
2 G.Plekhanov,The Role of the Individual in History (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51),p.54.
3 K.Kautsky,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Yale: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p.482.
4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151页。
5 K.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 (London:Pluto,1970),pp.58-59.
6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pp.54-60.
7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pp.84-85.
8 cf.K.Korsch,“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Problem of ‘Marxism and Philosophy’,” in Marxism and Philosophy,pp.89-128.
9 cf.K.Korsch,Three Essays on Marxism (London:Pluto,1971),p.61.
10 K.Korsch,Three Essays on Marxism,p.61.
11 K.Korsch,Three Essays on Marxism,p.68.
12 E.Gerlach,“Karl Korsch's Undogmatic Marxism,”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9 (1963),pp.22-27.
13 F.Halliday,“Karl Korsch:an Introduction,” in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pp.7-23,p.22.
14 P.Goode,Karl Korsch:A Study in Western Marxism (London:Macmillan,1979),pp.186-187.
15 P.Anderson,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New Left Books,1976),pp.29-30,49-50.
16 D.Kellner,“Korsch's Revolutionary Historicism,” Telos 26 (1975-76),pp.170-193.
17 L.Kolakowski,Main Currents of Marxism,Its Origins,Growth and Dissolution:Volume 3:The Breakdow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p.308-323.
18 H.Sheehan,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A Critical History:Volume 1:The First 100 Years (New Jersey and Lond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pp.255-273,p.273.
19 K.Korsch,Karl Marx (New York:Humanities Press,1963),p.38.
20 P.Goode,Karl Korsch:A Study in Western Marxism,p.82.
原载:《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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