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是我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学术机构和研究中心。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历任所长为潘梓年、许立群、邢贲思、汝信(兼)、陈筠泉、李景源、谢地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没有专门的哲学研究机构。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 <详情>
哲学专业书库的前身是哲学研究所图书馆,与哲学研究所同时成立于1955年。1994年底,院所图书馆合并之后将其划为哲学所自管库,从此只保留图书借阅流通业务,不再购进新书。
2009年1月16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哲学专业书库正式挂牌。
<详情>编者按: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理论方式关注中国现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曲阜师范大学联合发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人论坛”,聚焦中国道路与经济社会发展等重大时代主题,聚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共同打造高端学术论坛。2020年12月26-27日,首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人论坛”在山东日照召开,本论坛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为主题,分四个分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道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涵与时代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40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哲学中国”公众号将陆续推出部分参会学者的发言精华与读者分享。本期推出中共中央党校陈曙光教授的发言“世界大变局与人类文明的重构”。
首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人论坛顺利召开,这是哲学界的一件盛事。本届论坛主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下简称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是一个宏大的主题,是我们各位学人的共同事业。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完全可以在这项伟大事业中担负起聚队伍、领风尚、立潮头、开先河的历史使命。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有两条进路,文本进路和问题进路,亦称为文本学派和问题学派。建构当代中国哲学,两条进路不可或缺。文本进路关乎当代中国哲学的安身立命之本,旨在夯实当代中国哲学的底座;问题进路关乎当代中国哲学改造世界之功能,旨在彰显当代中国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文本进路的意图在于正本清源,建构“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较于问题进路,更具有基础性、根本性,更能清晰地标识当代中国哲学的学术性质和源头身份;问题进路的终极目的在于建构原创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较于文本进路,更具有现实性、关键性,更能清晰地标识当代中国哲学的本土风格和主体身份。文本学派与问题学派同样重要、不可偏废,缺乏文本奠定的基础,则无法穿透问题的本质,对问题的把握就如同水上的浮萍飘忽无根;相反,缺乏对问题的专注,文本研究的终极意义则是未被开显的、被遮蔽的。
目前,文本进路研究基础较好,研究队伍的代际传承和接续性较强,国际学界交往互动频繁;问题进路无论在研究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存在明显不足,中国学派尚未真正立起来。中国作为21世纪独一无二的伟大样本,依靠西方学术红利早已寸步难行,哲学界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担当,以中国为立场、以中国为方法,从哲学的高度来思考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经验,使之上升为以反思的形式浓缩并积淀着的哲学叙事,开启原创性学术的中国时代。
问题研究无外乎两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是中国向度,研究中国样本,解决中国问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思想基座、提供理论引领。第二个向度是世界向度或人类向度,也就是说研究人类问题,用中国主张、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影响世界、塑造世界,推动世界共同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美好世界。这两个向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党的十八大以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侧重中国向度。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我们的国际方位发生历史性变化,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作为在世界舞台占有重要地位的这么一个国家,它有责任为建设美好世界提出我们的想法和方案。所以,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中国是前所未有地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新向度,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为建设美好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以思想的力量参与了世界历史的理性塑造。今天我的发言就是围绕第二个向度,即世界向度,谈谈我对世界大变局与人类新文明的理解。我的发言题目是“世界大变局与人类文明的重构”。
在正式谈我的观点之前,我想先界定我这里所说的“人类文明”这个概念。人类文明是什么?我这里所说的“人类文明”,不是指某种单一民族文化或文明形态,比如西方基督教文明、东亚儒家文明或伊斯兰文明,而是专指全人类普遍交往中共同遵循的交往理性、文明规则,即“共同的公理”和“共同的公善”,也就是普遍遵循的理性文明规则。全球社会是一个共同体。在世界政府缺位的情况下,美好的全球共同体生活之所以可能,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建构各民族国家普遍认可的人类文明。世界交往如果缺乏必要的文明规则,无所依循,那世界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或丛林秩序,人类和平和发展都难以实现。
下面,我围绕“世界大变局与人类文明的重构”这个宏大主题,与大家分享我的看法,谈六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人类文明的出场
民族历史时期,不存在世界史意义上的人类文明,不存在世界共识性的文明,任何文明都表现为地域性文明。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是一次大变局,这之后才有了世界史意义上的人类文明。
一旦走出民族历史,走进世界历史,走进普遍交往的地球村,人类就日益迫切地需要达成某种交往共识,即“村规民约”。资本开辟了世界历史,人类文明打上了资本的烙印;西方开辟了世界历史,西方文明构成人类文明的基本底色。“西方”与“资本”合力构建了工业化阶段的人类文明。世界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西方文明超越地理边界而获得普遍性价值的历史。因而,人类文明的第一个形态就是西方文明的世界化。
人类文明的出场,初步定义了国际交往的理性规则,为世界发展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单一色彩的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也在一定意义上构成当今世界诸多矛盾和问题的深层次根源。
第二个观点,世界正义力量的崛起及其对传统人类文明的影响
以西方文明为底色的传统人类文明是非正义的。解构传统人类文明的非正义性,寄希望于世界正义力量的壮大。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马克思主义从道义上宣判了过往人类文明的非正义性,但又从历史主义维度承认其进步性。在马克思看来,传统的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既是进步的,又是非正义性的,二者比较,历史标准优先于道德标准,进步高于正义。比如,西方对印度的侵略是民族的灾难,但也间接打破了封建主义的禁锢,带来了近代文明,迫使其走进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依此来看则是历史的进步。正如马克思所说,英国的侵略扩张“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给印度斯坦带来了深重灾难,“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但是,“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然而,一个不能忽视的悖论在于,“西方文明在全球凯旋之时,却正在经受其内部的危机,而它的完成揭示的却是它自身的贫乏”。改造传统人类文明已是刻不容缓。
人类文明建构有其独特的衍生逻辑和运行机理,核心是三原则:实力原则、真理原则、道义原则。三者正相匹配是理想,二律背反往往是现实。此处所说的二律背反,乃是指占据实力最高处的国家,不一定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人类文明规则的制定,争夺的焦点不在于“谁的主张在理”,而在于“谁主张”。在西方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全球世界中,颠覆代表西方资本利益的文明规则和交往理性,从根本上终结传统人类文明的统治地位,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
社会主义阵营的产生、发展、壮大,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改造传统人类文明迎来了历史性机遇。但由于多方面原因,这种改造止步不前甚至中途折返或者半途而废,传统人类文明的主导地位依然坚不可摧。第一个原因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力量总体上还很弱小,世界市场仍然是西方大资本角力的舞台。第二个原因是,冷战将世界分割开来,不仅无法形成统一的国际交往和融通的国际规则,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文明间的对抗。第三个原因在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志向根本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而与西方大国的行为准则本质上是一致的。第四个原因是,冷战结束后世界重回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改造传统人类文明的努力遭遇重大挫折。
第三个观点,世界大变局:建构人类新文明迎来历史契机
启蒙运动和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逐步确立了在全球的统治地位,主导了全球性议题的解释权、话语权。进入21世纪,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走向发生重大变迁,西方主导建构的传统人类文明,已经由世界历史的推动力沦为全球化转型升级、国际间合作共赢的文化阻滞力,沦为迟滞世界大变局的极端保守因素,人类文明迎来了历史性重构的契机。
今天,世界大变局至少表现在多个方面:第一,经济力量的位移;第二,政治结构的变迁;第三,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推进;第四,治理格局的转变。
中国和平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推动力量,中美战略博弈是世界大变局的重要标志,是左右变局的主要变量。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从表层来看,表现为复兴大国与霸权国家的国家实力之争,比如贸易赤字之争、科技主导地位之争,美国试图将中国挤出全球高科技产业供应链、价值链;从中层来看,表现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之争;从终极来看,表现为单边与多边、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霸权两种国际秩序观之争。中美战略博弈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大国竞争都更加尖锐复杂,将贯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全过程。如果从人类文明的视角来审视,中美战略博弈,归根结底,是两种不同的人类文明和国际交往理性之争。
世界大变局呼唤人类文明范式的变革。今天,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世界交往日益普遍,正在成为一个内部联系日益密切的地球村。在这个世界大舞台上,迎来了不同大陆、民族、种族、宗教、语言、肤色的新演员,基于西方利益的游戏规则和基于西方色彩的人类文明已经不合时宜,人类文明迫切需要进行革命性、颠覆性重构,建构一种基于全球共同利益的游戏新规则和基于全球普遍共识的人类新文明。人类文明重构,目标是超越西方性,走向人类性,超越非正义,走向正义世界。
第四个观点,“世界之问”标识人类文明重构的方向
人类文明从来不是由概念建构起来的,而是由实践建构起来的。重构人类文明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直面当今世界共同难题。
世界问题多的很、大的很,概括起来无外乎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文明赤字、制度赤字。世界赤字是表象,赤字的背后是文明理念,赤字的本原在哲学。世界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文明的问题。非正义的世界根源于非正义的文明。世界赤字的产生、扩大,在一定程度上都与西方主导建构的人类文明密切相关。因此,消解世界赤字,有必要从文明的角度、哲学的高度来筹划,建构符合未来发展趋势、凝聚全球共识的人类新文明。
现代世界的共同性问题,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其一,线性进化逻辑与共同发展的普遍期待相背离;其二,几方共治逻辑与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相背离;其三,利己主义思维与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相背离;其四,自我安全理性与普遍安全的世界梦想相背离;其五,普世主义价值与美美与共的文明图景相背离;其六,历史终结论与内生演化的制度逻辑相背离。
人类共同难题,指明了人类文明重构的基本方向。今天,我们重构人类文明,也应该从这六个方面入手。
第五个观点,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可能的新文明类型
中国崛起是21世纪震撼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黑格尔曾指出,“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中究竟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不在于这个民族外在成就的高低,而在于这个民族所体现出的精神”。伴随中国健步走向复兴,我们这个历尽苦难辉煌的世界历史民族被要求去完成特定的世界历史任务。当今中国“在完成其现代化任务的同时,在积极地占有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正在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今天,世界在思考,一个在政治、经济上日益强大的中国,在发展模式、价值观念上日益自信的中国,将为人类提供什么样的文化信息,为重构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作出什么样的文明贡献。世界这么大,问题这么多,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中国贡献的人类文明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的国际秩序观和国际交往理性,是全球治理思维的新飞跃,也是对传统依附格局、主从结构、丛林秩序和零和规则的彻底反叛。归根结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全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文明范式,是复兴大国对于人类未来发展的崭新设计,为建设美好世界开辟了新的愿景。
第六个观点,共同体理念的现实化与引领人类精神成长的中国主张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总体性的、元哲学高度的文明理念,作为人类新文明的灵魂和精髓,惟有外化为具体的中国主张,体现为具体的中国行动,才是现实的、才有力量,才能有效地参与世界历史的理性塑造。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化,中国从六个方面采取了具体行动。第一,发展理性的重建与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中方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反对线性进化的发展理性。第二,治理理性的重建与优化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中方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反对“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的西方治理逻辑。第三,交往理性的重建与增进全球信任的中国主张。中国倡导义利兼顾、义利兼得的正确义利观,反对为了一己之利、一时之利肆意退群、废约。第四,价值理性的重建与重构世界文明格局的中国主张。中方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反对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反对普世价值观。第五,安全理性的重建与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主张。中方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交往观,反对冷战思维、结盟机制;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反对民主和平论、霸权稳定论和排他性安全观;倡导“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反对国强必霸、大国必战。第六,制度理性的重建与探索更好社会制度的中国主张。中方倡导“自主选择”的制度观,反对颜色革命、制度输出,反对西方制度定于一尊,反对历史终结论。
建构人类新文明,是全世界的共同事业。黑格尔认为,“世界精神的完成和实现,并不是一个民族自己就能完成的,而是要由许多个民族共同实现的”。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既要有担当精神,也要有边界意识,既不能置身事外,也不能包打天下。人类文明重构的中国方案,一定意义上打上了中国烙印,但本质上不是中华文明的世界化,也不是输出中国模式。中国主张、中国方案的主体是中国,但其核心理念和主要内容迎合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契合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体现世界的价值共识,是全人类的最大公约数。中国主张、中国方案走向世界,绝不意味着中华文明殖民世界,绝不意味着走向东方中心主义。国际权力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不可能接受单一文明膨胀为人类文明的结局。正如“地球祖国”出现在地平线上,不是为了取代各自的祖国;人类新文明出现在地平线上,也不是为了取代各民族文化。在一个多文明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各种改头换面的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寻求共同性,建构新文明。
文章来源:“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2021.4.19)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邮编:100732
电话:(010)85195506 传真:(010)65137826 E-mail:philosophy@cass.org.cn
编者按: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理论方式关注中国现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曲阜师范大学联合发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人论坛”,聚焦中国道路与经济社会发展等重大时代主题,聚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共同打造高端学术论坛。2020年12月26-27日,首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人论坛”在山东日照召开,本论坛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为主题,分四个分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道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涵与时代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40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哲学中国”公众号将陆续推出部分参会学者的发言精华与读者分享。本期推出中共中央党校陈曙光教授的发言“世界大变局与人类文明的重构”。
首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人论坛顺利召开,这是哲学界的一件盛事。本届论坛主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下简称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是一个宏大的主题,是我们各位学人的共同事业。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完全可以在这项伟大事业中担负起聚队伍、领风尚、立潮头、开先河的历史使命。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有两条进路,文本进路和问题进路,亦称为文本学派和问题学派。建构当代中国哲学,两条进路不可或缺。文本进路关乎当代中国哲学的安身立命之本,旨在夯实当代中国哲学的底座;问题进路关乎当代中国哲学改造世界之功能,旨在彰显当代中国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文本进路的意图在于正本清源,建构“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较于问题进路,更具有基础性、根本性,更能清晰地标识当代中国哲学的学术性质和源头身份;问题进路的终极目的在于建构原创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较于文本进路,更具有现实性、关键性,更能清晰地标识当代中国哲学的本土风格和主体身份。文本学派与问题学派同样重要、不可偏废,缺乏文本奠定的基础,则无法穿透问题的本质,对问题的把握就如同水上的浮萍飘忽无根;相反,缺乏对问题的专注,文本研究的终极意义则是未被开显的、被遮蔽的。
目前,文本进路研究基础较好,研究队伍的代际传承和接续性较强,国际学界交往互动频繁;问题进路无论在研究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存在明显不足,中国学派尚未真正立起来。中国作为21世纪独一无二的伟大样本,依靠西方学术红利早已寸步难行,哲学界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担当,以中国为立场、以中国为方法,从哲学的高度来思考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经验,使之上升为以反思的形式浓缩并积淀着的哲学叙事,开启原创性学术的中国时代。
问题研究无外乎两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是中国向度,研究中国样本,解决中国问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思想基座、提供理论引领。第二个向度是世界向度或人类向度,也就是说研究人类问题,用中国主张、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影响世界、塑造世界,推动世界共同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美好世界。这两个向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党的十八大以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侧重中国向度。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我们的国际方位发生历史性变化,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作为在世界舞台占有重要地位的这么一个国家,它有责任为建设美好世界提出我们的想法和方案。所以,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中国是前所未有地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新向度,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为建设美好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以思想的力量参与了世界历史的理性塑造。今天我的发言就是围绕第二个向度,即世界向度,谈谈我对世界大变局与人类新文明的理解。我的发言题目是“世界大变局与人类文明的重构”。
在正式谈我的观点之前,我想先界定我这里所说的“人类文明”这个概念。人类文明是什么?我这里所说的“人类文明”,不是指某种单一民族文化或文明形态,比如西方基督教文明、东亚儒家文明或伊斯兰文明,而是专指全人类普遍交往中共同遵循的交往理性、文明规则,即“共同的公理”和“共同的公善”,也就是普遍遵循的理性文明规则。全球社会是一个共同体。在世界政府缺位的情况下,美好的全球共同体生活之所以可能,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建构各民族国家普遍认可的人类文明。世界交往如果缺乏必要的文明规则,无所依循,那世界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或丛林秩序,人类和平和发展都难以实现。
下面,我围绕“世界大变局与人类文明的重构”这个宏大主题,与大家分享我的看法,谈六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人类文明的出场
民族历史时期,不存在世界史意义上的人类文明,不存在世界共识性的文明,任何文明都表现为地域性文明。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是一次大变局,这之后才有了世界史意义上的人类文明。
一旦走出民族历史,走进世界历史,走进普遍交往的地球村,人类就日益迫切地需要达成某种交往共识,即“村规民约”。资本开辟了世界历史,人类文明打上了资本的烙印;西方开辟了世界历史,西方文明构成人类文明的基本底色。“西方”与“资本”合力构建了工业化阶段的人类文明。世界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西方文明超越地理边界而获得普遍性价值的历史。因而,人类文明的第一个形态就是西方文明的世界化。
人类文明的出场,初步定义了国际交往的理性规则,为世界发展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单一色彩的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也在一定意义上构成当今世界诸多矛盾和问题的深层次根源。
第二个观点,世界正义力量的崛起及其对传统人类文明的影响
以西方文明为底色的传统人类文明是非正义的。解构传统人类文明的非正义性,寄希望于世界正义力量的壮大。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马克思主义从道义上宣判了过往人类文明的非正义性,但又从历史主义维度承认其进步性。在马克思看来,传统的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既是进步的,又是非正义性的,二者比较,历史标准优先于道德标准,进步高于正义。比如,西方对印度的侵略是民族的灾难,但也间接打破了封建主义的禁锢,带来了近代文明,迫使其走进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依此来看则是历史的进步。正如马克思所说,英国的侵略扩张“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给印度斯坦带来了深重灾难,“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但是,“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然而,一个不能忽视的悖论在于,“西方文明在全球凯旋之时,却正在经受其内部的危机,而它的完成揭示的却是它自身的贫乏”。改造传统人类文明已是刻不容缓。
人类文明建构有其独特的衍生逻辑和运行机理,核心是三原则:实力原则、真理原则、道义原则。三者正相匹配是理想,二律背反往往是现实。此处所说的二律背反,乃是指占据实力最高处的国家,不一定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人类文明规则的制定,争夺的焦点不在于“谁的主张在理”,而在于“谁主张”。在西方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全球世界中,颠覆代表西方资本利益的文明规则和交往理性,从根本上终结传统人类文明的统治地位,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
社会主义阵营的产生、发展、壮大,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改造传统人类文明迎来了历史性机遇。但由于多方面原因,这种改造止步不前甚至中途折返或者半途而废,传统人类文明的主导地位依然坚不可摧。第一个原因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力量总体上还很弱小,世界市场仍然是西方大资本角力的舞台。第二个原因是,冷战将世界分割开来,不仅无法形成统一的国际交往和融通的国际规则,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文明间的对抗。第三个原因在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志向根本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而与西方大国的行为准则本质上是一致的。第四个原因是,冷战结束后世界重回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改造传统人类文明的努力遭遇重大挫折。
第三个观点,世界大变局:建构人类新文明迎来历史契机
启蒙运动和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逐步确立了在全球的统治地位,主导了全球性议题的解释权、话语权。进入21世纪,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走向发生重大变迁,西方主导建构的传统人类文明,已经由世界历史的推动力沦为全球化转型升级、国际间合作共赢的文化阻滞力,沦为迟滞世界大变局的极端保守因素,人类文明迎来了历史性重构的契机。
今天,世界大变局至少表现在多个方面:第一,经济力量的位移;第二,政治结构的变迁;第三,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推进;第四,治理格局的转变。
中国和平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推动力量,中美战略博弈是世界大变局的重要标志,是左右变局的主要变量。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从表层来看,表现为复兴大国与霸权国家的国家实力之争,比如贸易赤字之争、科技主导地位之争,美国试图将中国挤出全球高科技产业供应链、价值链;从中层来看,表现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之争;从终极来看,表现为单边与多边、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霸权两种国际秩序观之争。中美战略博弈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大国竞争都更加尖锐复杂,将贯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全过程。如果从人类文明的视角来审视,中美战略博弈,归根结底,是两种不同的人类文明和国际交往理性之争。
世界大变局呼唤人类文明范式的变革。今天,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世界交往日益普遍,正在成为一个内部联系日益密切的地球村。在这个世界大舞台上,迎来了不同大陆、民族、种族、宗教、语言、肤色的新演员,基于西方利益的游戏规则和基于西方色彩的人类文明已经不合时宜,人类文明迫切需要进行革命性、颠覆性重构,建构一种基于全球共同利益的游戏新规则和基于全球普遍共识的人类新文明。人类文明重构,目标是超越西方性,走向人类性,超越非正义,走向正义世界。
第四个观点,“世界之问”标识人类文明重构的方向
人类文明从来不是由概念建构起来的,而是由实践建构起来的。重构人类文明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直面当今世界共同难题。
世界问题多的很、大的很,概括起来无外乎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文明赤字、制度赤字。世界赤字是表象,赤字的背后是文明理念,赤字的本原在哲学。世界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文明的问题。非正义的世界根源于非正义的文明。世界赤字的产生、扩大,在一定程度上都与西方主导建构的人类文明密切相关。因此,消解世界赤字,有必要从文明的角度、哲学的高度来筹划,建构符合未来发展趋势、凝聚全球共识的人类新文明。
现代世界的共同性问题,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其一,线性进化逻辑与共同发展的普遍期待相背离;其二,几方共治逻辑与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相背离;其三,利己主义思维与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相背离;其四,自我安全理性与普遍安全的世界梦想相背离;其五,普世主义价值与美美与共的文明图景相背离;其六,历史终结论与内生演化的制度逻辑相背离。
人类共同难题,指明了人类文明重构的基本方向。今天,我们重构人类文明,也应该从这六个方面入手。
第五个观点,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可能的新文明类型
中国崛起是21世纪震撼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黑格尔曾指出,“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中究竟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不在于这个民族外在成就的高低,而在于这个民族所体现出的精神”。伴随中国健步走向复兴,我们这个历尽苦难辉煌的世界历史民族被要求去完成特定的世界历史任务。当今中国“在完成其现代化任务的同时,在积极地占有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正在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今天,世界在思考,一个在政治、经济上日益强大的中国,在发展模式、价值观念上日益自信的中国,将为人类提供什么样的文化信息,为重构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作出什么样的文明贡献。世界这么大,问题这么多,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中国贡献的人类文明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的国际秩序观和国际交往理性,是全球治理思维的新飞跃,也是对传统依附格局、主从结构、丛林秩序和零和规则的彻底反叛。归根结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全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文明范式,是复兴大国对于人类未来发展的崭新设计,为建设美好世界开辟了新的愿景。
第六个观点,共同体理念的现实化与引领人类精神成长的中国主张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总体性的、元哲学高度的文明理念,作为人类新文明的灵魂和精髓,惟有外化为具体的中国主张,体现为具体的中国行动,才是现实的、才有力量,才能有效地参与世界历史的理性塑造。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化,中国从六个方面采取了具体行动。第一,发展理性的重建与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中方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反对线性进化的发展理性。第二,治理理性的重建与优化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中方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反对“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的西方治理逻辑。第三,交往理性的重建与增进全球信任的中国主张。中国倡导义利兼顾、义利兼得的正确义利观,反对为了一己之利、一时之利肆意退群、废约。第四,价值理性的重建与重构世界文明格局的中国主张。中方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反对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反对普世价值观。第五,安全理性的重建与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主张。中方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交往观,反对冷战思维、结盟机制;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反对民主和平论、霸权稳定论和排他性安全观;倡导“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反对国强必霸、大国必战。第六,制度理性的重建与探索更好社会制度的中国主张。中方倡导“自主选择”的制度观,反对颜色革命、制度输出,反对西方制度定于一尊,反对历史终结论。
建构人类新文明,是全世界的共同事业。黑格尔认为,“世界精神的完成和实现,并不是一个民族自己就能完成的,而是要由许多个民族共同实现的”。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既要有担当精神,也要有边界意识,既不能置身事外,也不能包打天下。人类文明重构的中国方案,一定意义上打上了中国烙印,但本质上不是中华文明的世界化,也不是输出中国模式。中国主张、中国方案的主体是中国,但其核心理念和主要内容迎合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契合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体现世界的价值共识,是全人类的最大公约数。中国主张、中国方案走向世界,绝不意味着中华文明殖民世界,绝不意味着走向东方中心主义。国际权力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不可能接受单一文明膨胀为人类文明的结局。正如“地球祖国”出现在地平线上,不是为了取代各自的祖国;人类新文明出现在地平线上,也不是为了取代各民族文化。在一个多文明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各种改头换面的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寻求共同性,建构新文明。
文章来源:“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202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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