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帝国主义是处在发展变化之中的。从原始积累、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帝国主义的演变和扩展经历了从原始积累到资本积累的转变过程，非经济性手段的运用逐渐转变为经济霸权的确立。数字帝国主义也是如此，在其早期阶段，数字帝国主义主要是以技术本身的力量，辅之以政治、军事力量，来实现对不发达国家的社会数字化、数据化和数字资本化，并完成了对数据的原始积累。在此之后，数字帝国主义就可以通过数字平台这一新型资本积累方式，以资本积累的逻辑实现对世界的全面支配和控制，这展现了数字帝国主义在演变和扩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

【关键词】 数字帝国主义  数字技术  数字平台  原始积累  资本积累 

随着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数字资本和数字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发生和发展，人们逐渐发现数字技术和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之间发生了结合与共谋，因而关于数字帝国主义的讨论也在逐渐兴起。当我们面对并反思数字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时必须注意的是，现有的很多相关研究往往倾向于将数字帝国主义把握为帝国主义的一个最新发展阶段，并进一步讨论其主要表现特征。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数字帝国主义概念可能包含哪些基本内涵，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以一种静态的方式来对待数字帝国主义，从而忽视了数字帝国主义自身的变化和发展、忽视了对数字帝国主义的演变和扩展过程的把握。要知道，正如帝国主义本身不是僵死的和固定不变的，不仅帝国主义的演变和扩展在不同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特点，而且学者们针对帝国主义的理论研究也经历了从帝国主义理论到新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变化一样，数字帝国主义也有其演变和扩展过程。在其演变和扩展的不同阶段，数字帝国主义也会展现出不同的现实特征和内在逻辑。帝国主义是在资本积累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的理论为我们把握帝国主义的演化和扩展中所发生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而这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数字帝国主义的演化和扩展。事实上，从原始积累、资本积累的角度出发，在把握帝国主义的演变和扩展逻辑的基础上，把握数字帝国主义的演变和扩展过程，这不仅对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和把握数字帝国主义本身而言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我们探索如何直面乃至破解数字帝国主义所建构的数字霸权而言，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从运用非经济性手段到确立经济霸权：帝国主义演变、扩展的不同阶段

数字帝国主义作为帝国主义的最新表现形式，其在具有数字化特征的同时，首先也服从帝国主义这一总的概念框架的基本规定，因而把握数字帝国主义的主要特点及其演变与扩展过程，首先需要我们对帝国主义本身的演变和扩展过程形成深入把握。帝国主义是在资本积累的基础上发生发展起来的，而马克思在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使用了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这两个概念。事实上，基于这两个概念的分析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揭示帝国主义的演变、扩展过程，同时也将为我们理解不同学者为何会提出各不相同、各有侧重的帝国主义理论提供重要的理论切入点。

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本质的揭示，马克思对资本逻辑无限展开的具体过程，即资本积累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把握。马克思发现，仅仅停留在资本积累的无尽循环内部来理解资本的运动过程是不够的。“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好像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1]为了真正把握到资本逻辑的发生发展过程，还需探究资本主义的“史前史”,即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提和起点的原始积累。不同于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起作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逻辑本身，在作为资本主义“史前史”的原始积累过程中，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尚未被根本性确立起来，所以在这里发挥积累作用的并不是资本本身的力量，而首先是各种前资本主义的力量形式，主要是政治权力和直接性的暴力手段的运用。无论是在“圈地运动”中，还是在剥夺教会财产的过程中；无论是旧贵族在新形成的致富欲望的驱使下采取行动，还是新兴资产阶级为获取财富而采取各种行动，其中处处都充斥着政治权力和暴力手段的身影，他们都在以一种非经济性的手段来达到财富的积累这一经济性目的。

更进一步来说，马克思也发现，原始积累过程作为资本主义的“史前史”,其在以非经济性手段达到财富积累目的的同时，也在运用政治权力和暴力手段的过程中摧毁了旧的生产方式的社会基础，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奠定社会前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本的原始形成只不过是这样发生的：作为货币财富而存在的价值，由于旧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历史过程，一方面能买到劳动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能用货币从已经自由的工人那里换到活劳动本身。”[2]原始积累过程中的新兴资产阶级即便可能并未持有推动社会基础变革的主观意图，但是随着其在原始积累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财富，也随着其对非经济性手段的运用剥夺了原有的农奴、自耕农和小手工业者的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料，使他们作为除了自己的劳动之外就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被抛到市场上之后，原有的封建式生产方式的根基遭到了彻底摧毁，资本家们开始能够使用自己的货币财富从市场上既买到劳动的客观条件，也买到活劳动本身。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便得以确立，资本积累的过程也得以在此基础上周而复始地运转下去。

因此，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性生成过程的角度来说，原始积累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是前后相继的，原始积累的完成奠定了资本积累得以展开的前提，而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和“垄断阶段”,帝国主义的诞生又是资本积累充分发展的结果。随着资本积累过程的不断推进，资本间的竞争不断加剧，大资本不断在战胜小资本的过程中推进资本的集中，最终就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进展到垄断的形成，即“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因为几十个大型企业彼此之间容易达成协议；另一方面，正是企业的规模巨大造成了竞争的困难，产生了垄断的趋势。这种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不说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也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3]108。随着资本已在一国范围内实现全面垄断，在资本无尽增殖的逻辑的推动之下，其必然会集整个国家之力，而进一步超出国家的界限以实现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进一步积累，这就导向了帝国主义的诞生。因此，从帝国主义的历史性生成过程的角度来说，原始积累、资本积累与帝国主义的诞生之间的关系是前后相继的，原始积累的充分发展提供了资本积累的前提，资本积累的充分发展又提供了帝国主义诞生的前提。

当我们将目光从帝国主义的诞生过程转向帝国主义的演变与扩展过程，亦即帝国主义如何在国际上发挥作用以实现在全球范围内攫取利润时，可以发现，我们同样可以用原始积累与资本积累的逻辑来把握帝国主义的演变与扩展过程。一方面，帝国主义是在资本积累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率先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形成的，因而在帝国主义开启其全球扩展的早期阶段，其所面对的首先是世界上的很多国家还并非资本主义国家这一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还无法运用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成熟的剥削方式来从这些国家中直接榨取财富，而只能沿着原始积累的道路，首先通过运用非经济性力量来实现积累，并完成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化。正如新兴资产阶级在原始积累过程中所做的那样，帝国主义可以通过直接性的政治权力、军事力量和暴力手段的运用，通过征服落后国家、建立殖民地、掠夺资源和财富的方式来实现资本的进一步积累。事实上，列宁、罗莎·卢森堡等人对帝国主义概念的分析就充分把握到了这一方面。例如在卢森堡看来，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需求，帝国主义必然会要求以强力手段将非资本主义国家转化为第三市场，从这一角度来说，“帝国主义是一个政治名词，用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4]。而当整个世界都被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完毕之后，帝国主义的政治力量和暴力手段之间必然会发生直接冲突，所以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绝不会发展成如考茨基所设想的那种稳定、和平的超帝国主义，而是必然会发生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所有帝国主义大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两次战争之间的‘喘息’。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争，同时它又是从战争中生长出来的，两者互相制约，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联系和相互关系这个同一基础上，形成和平斗争形式与非和平斗争形式的彼此交替。”[3]205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在运用非经济性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攫取利润的同时，它也实现了整个世界的资本化。在这一条件下，帝国主义就可以开始依据资本积累的逻辑，以资本本身的经济性手段和力量来实现全球性剥削与掠夺了。事实上，正如原始积累过程在为资产阶级聚集财富的同时也在摧毁旧的生产方式的社会基础，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资本积累的推进奠定社会基础一样，帝国主义对政治、军事力量的运用在掠夺财富的过程中，也实现了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的资本化，为资本逻辑在这些国家中的运行奠定了基础。因此在帝国主义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非经济性的暴力支配和掠夺逐渐减少，而经济性的支配和剥削手段逐渐增多的发展趋势，在表面上变得越来越“文明”的背后，帝国主义对全球的支配也变得更为深入和有效。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们开始探讨一种不同于以往理解的“新帝国主义”概念，他们意识到帝国主义概念并不仅仅意味着以政治和军事力量来确立霸权，同时也意味着一种经济性霸权的确立。例如艾伦·伍德对新帝国主义概念的探讨就呈现出了这一特征：“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中最与众不同的地方不是资本需要政治力量的无限积累，而是经济力量使自身与直接的政治强制相分离的独特能力。资本主义的经济领域拥有自己的强制形式，它们使剥削和资本积累不需要直接依赖于超经济力量。”[5]在这种情况下， 新帝国主义概念就不再仅仅指向一种作为政治霸权和军事霸权的帝国主义，而是首先指向一种经济霸权。

因此总的来说，从帝国主义的历史性生成过程的角度来说，原始积累、资本积累和帝国主义的诞生之间具有一种前后相继关系；从帝国主义本身自形成之后的演变和扩展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的逻辑发挥作用。为了达到在全球范围内攫取利润的目标，帝国主义既会运用非经济性手段以建构政治、军事霸权，也会利用经济性手段建构资本主义经济霸权。而且随着政治霸权逐渐摧毁各非资本主义国家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基础，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渐变得适于接受经济霸权的支配和剥削，资本积累的逻辑在帝国主义中所发挥的作用逐渐凸显。所以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会逐渐发生变化，从强调暴力冲突与战争的帝国主义理论到强调经济性支配的新帝国主义理论的形成这一理论发展过程表征了这一变化。

而且需要进一步注意的是，虽然在逻辑分析上我们可以看到原始积累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前后相继关系，但在社会发展进入资本积累过程之后，资产阶级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放弃原始积累的逻辑，只不过在原始积累不够“文明”和高效的情况下，资产阶级会优先以资本积累的方式攫取利润。在帝国主义的演变和扩展中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这一特征，经济霸权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会放弃原有的政治、军事等霸权，只不过是在经济支配这种更“文明”和更高效的支配方式能够发挥攫取全球利润作用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不必再时时诉诸直接性的暴力手段。然而当经济支配随着后发国家的发展而逐渐失效时，帝国主义必然会重操旧业，重新拿起政治乃至军事力量的武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今天美国不断以国家力量和政治手段来推动逆全球化，以保障美国自身的利益为口号而运用非经济性力量来谋求其利益时，就呈现了这种原始积累与资本积累的逻辑在帝国主义中可以根据具体需要同时发挥作用的特征。

二、数字帝国主义以技术力量实现对不发达国家的社会数字化、数据化和数字资本化

在从原始积累、资本积累前后相继的角度把握到帝国主义之演变和扩展的基本特征之后，我们就可以运用这一分析框架来理解数字帝国主义的演变与扩展过程，及其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了。在帝国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很多国家尚未实现资本化，因而帝国主义只能主要依据原始积累的逻辑，首先通过运用非经济性力量来实现积累和完成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化，并在国家和社会的资本化完成之后，帝国主义才能便利地按照资本积累的方式，通过一系列经济性力量来实现更深层控制和剥削。事实上，数字帝国主义的演变和扩展也与此相似，这里的关键问题不再是社会的资本化，而是社会的数字化、数据化和数字资本化。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作用下，当数字资本在某些西方发达国家范围内走向垄断，并形成数字帝国主义而向全世界扩展时，世界上的很多国家还没有完成新技术革命，其社会生活还没有被数字化、数据化，因而数字帝国主义在这里还不能以数字资本的方式实现对社会的深层控制和剥削。在这种情况下，数字帝国主义也要首先依据原始积累的逻辑扩展自身，以非经济性力量为主要手段，在完成最初的财富掠夺与积累的同时，不断推进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生活的数字化、数据化和数字资本化，从而最终为数字帝国主义以数字资本的方式实现对全世界的控制和剥削奠定基础。而且在这一数字帝国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中，数字帝国主义除了能够依靠传统的国家力量、政治和军事手段等非经济性力量之外，同时它也可以依靠技术本身的力量来实现全球扩展与全球掠夺。

人类社会的任何一次重大发展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坚实的历史基础之上的。技术的发展也是如此，虽然新技术中蕴含着重要的革命性变化，但革命性变化的孕育离不开之前的技术进步的长期累积。我们今天往往会将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深度运用所引发的一系列生产生活方式变革描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但事实上，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建立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之上的。正如克劳斯·施瓦布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表现为数字革命和计算机革命，在半导体技术快速发展基础上的计算机发展和互联网的发生发展是其中的重要特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一革命性变革就已经开始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发生了，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则“始于这个世纪之交，是在数字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同过去相比，互联网变得无所不在，移动性大幅提高；传感器体积变得更小、性能更强大、成本也更低；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也开始崭露锋芒”[6]。因此，数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首先是不平衡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数字技术领域具有重要的先发优势，少数掌握先进数字技术的科技巨头长期保持着对尖端技术的垄断性地位，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数字技术鸿沟。比如，作为全球互联网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最早的全球13台IPv4根域名服务器绝大多数都位于美国(1)。无论是在传统PC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X86芯片架构，还是在如今火热的移动设备领域占主导地位的ARM芯片架构，都首先由英美发达国家的公司所开发和使用。不仅各厂商在设计芯片的过程中必须获得相应授权，而且具有高端CPU设计和生产能力的企业很多也都是美国企业或在美国的控制之下。不仅硬件方面如此，在软件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也积累了庞大的先发优势和技术优势，仅就操作系统领域而言，Windows和Mac OS几乎瓜分了桌面操作系统领域的全部份额，而移动设备操作系统领域则由Android与iOS共同瓜分，这些系统都由美国公司所开发、设计和完善。

因此，当数字帝国主义依照原始积累的逻辑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影响和攫取利润时，强大的技术力量本身就成为其打开不发达国家大门，攫取不发达国家资源和利润的新的“坚船利炮”。在技术本身所带来的生产效率快速提升和社会生活不断便捷的美好前景之下，辅之以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加以干预，世界各国在迎接数字革命和新技术的时候，都必然只能首先接受发达国家所提供的技术成果，即在计算机、移动设备以及互联网等方面都首先使用发达国家所提供的软硬件设施和相关服务，在这一过程中，各大科技巨头便得以在不同国家不断打造庞大的商业帝国，赚取大量财富。而且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技术发展推进价值增殖这一现象本身并不罕见，数字帝国主义在原始积累的逻辑下运用数字技术的力量也固然会导向实现货币财富的攫取和积累这一结果，但除此之外，数字技术的推广还导向了两个更为重要的结果：其一是改变了各国原有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实现了社会的数字化和数据化；其二是为科技巨头完成了对于数据这种新的生产要素的原始积累，实现了原有社会的数字资本化，从而使数字平台通过数字资本的方式对整个社会实现深层支配和控制成为可能。

就第一方面来说，数字技术与人类社会的数字化高度相关。早在撰写于20世纪末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中，尼葛洛庞蒂就意识到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将我们带入一个比特时代。“比特一向是数字化计算中的基本粒子，但在过去25年中，我们极大地扩展了二进制的语汇，使它包含了大量数字以外的东西。越来越多的信息，如声音和影像，都被数字化了，被简化为同样的1和0。”[7]事实上，数字技术的推进必然会带来人类社会数字化、数据化的结果，而且更进一步来说，正是由于我们的生活能够被数字化为可计算的数据，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又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可以更为高效、准确、完善地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的方式，算法革命的推进使我们能通过算法的力量以自动化的方式提高数据处理能力和处理效率，大数据革命的发生使我们能够掌握全部数据，并基于实际数据而非猜测来进行决策，数字技术的发展才得以根本性地变革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技术的引入都会带来颠覆性变革。数字技术的引入所带来的效率和便捷度提升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一种非数字化的传统生产方式都无法与这种新的数字化生产方式相抗衡，人们只能要么拥抱数字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新变化，要么被数字技术的发展所无情淘汰。事实上，这也就拆毁了旧的非数字化的生产生活方式的社会根基，并为一种数字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奠定了社会基础。而只要接受了这种数字化的新生产生活方式，那么社会的数字化程度便也得到了不断加深，不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被数字化，而且劳动主体本身也被数字化，这又为数字帝国主义以数字资本的方式实现对全世界的深层控制和剥削奠定了基础。因此，这也印证了数字帝国主义对技术力量等非经济性力量的运用所具有的原始积累意义，当数字帝国主义将数字技术推广至未完成数字革命的国家时，当科技巨头依靠先进技术不断在不发达国家建构其商业体系的时候，这实际上也在拆毁不发达国家中旧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基础，实现其社会的数字化和数据化，使其越来越适于接受数字资本的控制和剥削。

就第二方面来说，数字帝国主义对技术力量的运用不仅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社会生活的数字化和数据化，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帝国主义也在以“数字圈地运动”和“数据殖民主义”的方式实现数字领域的原始积累，即实现了对数据这种新的生产要素的原始积累。随着社会发生数字化和数据化，数据不仅在推动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而且数据本身也可以成为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数据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新生产要素。然而，在数字帝国主义扩展其技术势力范围的过程中，由于不发达国家还没有先进的数字技术，没有能力对其自身所形成的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人们也并未意识到数据的重要性，因而发达国家的数字寡头们就在这里进行了数据领域的“圈地运动”,它们以各种方式不断收集人们所创造的数据，垄断对数据空间的所有权，最终实现将不发达国家中的全部数据都据为己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在平台方面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因为其他国家由于缺乏技术、人才和资本，无法发明自己的平台……在历史上，还没有其他类似的文化产品和技术能让美国成为如此的主导力量”[8]68。也有学者使用“数据殖民主义(data colonialism)”这一概念来描述这种现象，他们认为，数据实际上成了一种可被掠夺的新的原材料。“历史上的殖民主义通过掠夺可供开发的地理领土及其领土征服所能带来的资源而扩张，而数据殖民主义则是通过掠夺人类生命本身的更多层面进行剥削而扩张。”[9]因此，就像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在资源丰富的落后国家掠夺石油等资源一样，数字帝国主义在实现社会生活的数字化和数据化的过程中，通过以技术手段为代表的非经济性力量实现了对数据的掠夺和原始积累，这也为数字平台通过数字资本的方式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控制和剥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数字帝国主义通过数字平台实现对不发达国家的支配、控制和剥削

数字帝国主义依照原始积累的逻辑，既实现了不发达国家社会的数字化、数据化，同时也在不发达国家完成了对于数据这种新的生产要素的掠夺和原始积累。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接受数字技术的影响，在此之后，数字帝国主义便得以不再主要依靠非经济性力量，而是依靠数字资本本身的力量来实现对不发达国家的控制和剥削。这样，数字帝国主义就发生了从原始积累逻辑到资本积累逻辑的演变和扩展，而数字平台与平台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一种以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为依托的，可以实现用户与用户之间、用户与数据之间进行互动或交易的在线架构，数字平台的发生和发展并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现象，今天为人们所熟知并在世界范围内有广泛影响的搜索引擎Google、网络交易平台Amazon都成立于20世纪末，而社交平台Facebook、Twitter也在21世纪初便诞生并产生广泛影响。而且在数字帝国主义以原始积累逻辑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实现不发达国家的社会数字化、数据化的过程中，这些平台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时的数字平台实际上还没有发展到其完全形态。而随着不发达国家在数字帝国主义的作用下完成了社会的数字资本化，数字帝国主义发生由原始积累到资本积累的演变和扩展时，数字平台才得以达到其完全形态，发展为平台资本主义，并充分发挥作用。

之所以说只有在不发达国家完成社会的数字化、数据化和数字资本化之后，数字平台才得以达到其完全形态，其关键之处在于，平台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中实际上蕴含着一种新型资本积累模式。首先，资本积累与原始积累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资本积累不是以掠夺的方式积累财富，而是以剥削的方式实现资本增殖，因而对数字平台和资本积累之间关系的把握必须以剥削概念为切入点。“在马克思那里，剥削是否成立，不仅要看有无剩余价值，还要看是否具备以下三个要素。(a)占有：资本家对各生产要素的绝对控制和工人缺乏生产资料，形成了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b)强迫：工人为了维系自身以及自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被迫同意资本家的霸权和控制，劳动力自愿交换工资仅是‘现象’,是形式上的自由。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不在于低工资，而在于强迫劳动。(c)异化：工人被迫把剩余产品转让给他人。剥削不在于劳动产品的异化，而在于劳动异化。”[10]

就以上三个要素而言，其一，正如在原始积累过程中，资本家垄断了全部生产资料，因而在此之后，劳动者们就只能使用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来从事生产，从而只能在雇佣劳动关系中接受资本家的剥削一样，随着数字帝国主义完成在不发达国家中的数字原始积累，数字平台完成了对数据的全面垄断，在此之后，不发达国家中的劳动者要想在生产中使用数字技术，他们就不得不求助于发达国家的数字寡头所架设的数字平台，使用它们所掌握的数据来从事生产。尤其是随着非物质劳动和数字劳动逐渐兴起，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都以数据的方式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们对数字平台的依赖更是上升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所以，在平台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平台对数据这一新的生产资料有绝对控制力，劳动者只能使用平台的生产资料来从事生产。

其二，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以数字平台为基础的劳动形式发生了从雇佣劳动到众包劳动的形式改变，在数字平台的辅助下，之前的很多线下工作可以被部分或全部地转移到线上来进行，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可以远程办公、完全线上完成的新工作，因而企业现在可以不再是与劳动者直接签订劳动合同，而是可以在在线众包平台上发布任务，由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劳动者来共同完成工作任务。“通过在线众包平台劳动，分散的劳动者和劳动力市场的边缘群体被连接起来，从而产生了规模效应。”[11]虽然从形式上看，在线众包市场中的数字劳工可以通过自愿的方式灵活地参与到劳动过程之中，但事实上在数字劳工与雇佣工人之间，在雇佣劳动与众包劳动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根本性区别。“在事实层面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使其必须出卖劳动力商品，而资本家依靠对工人劳动的剥削使资本增殖，但是在表象层面上，资本家与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等价交换’掩盖了这种剥削，并将资本增殖包装成一种资本自然的发展趋势。”[12]雇佣工人虽然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和工作，但是由于其丧失了全部生产生活资料而“自由得一无所有”,所以他实际上并没有选择不参加雇佣劳动的自由，形式上的自由平等背后是实质性的强迫和控制。众包劳动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劳动者可以在平台上“自由地”选择工作，但由于其工作只能通过数字平台来完成，因而劳动者实际上只有使用数字平台的自由，而没有脱离数字平台的自由，脱离数字平台即意味着失业和丧失生活来源，这依然是一种强迫性的劳动。

其三，不仅数字平台上的劳动依然是异化劳动，而且人们在数字平台上的非劳动行为也发生了异化。由数字平台所垄断的数据，其诞生并不完全是数字平台的功劳，归根到底来说，是人们在数字领域中所进行的活动创造了数据。人们的劳动生产了数据，但数据却并不归其生产者所有，而是被数字平台所垄断，而且数字平台可以进一步运用人们所生产出来的数据来控制、支配人们的行为。因而在占有数据产品的过程中，数字平台不仅实现了无偿占有劳动者生产数据的劳动时间所凝结成的剩余价值，而且还造成了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进而与自己的劳动行为之间相异化，劳动者越是生产数据，就越是被数据所支配。与此同时，不仅数字平台上的生产活动会创造数据，人们在数字平台上所进行的消费和娱乐等活动同样会创造数据，这些数据也被数字平台所无偿占有，数字平台可以通过将这些数据卖给广告商或以这些数据为基础来引导人们的消费行为等多种方式来实现资本增殖，因而消费也成了生产，娱乐也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源泉，人们在数字平台上的非劳动行为也发生了异化。所以总的来说，数字平台上的生产资料依然被资本家所占有，劳动依然是强迫劳动和异化劳动，“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依然可以用来解释21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数字劳动异化”[13],而且劳动者的非劳动行为也发生了异化，劳动行为和非劳动行为都成了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源泉，这共同意味着平台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中蕴含着一种新型资本积累模式。

更进一步来说，数字平台和平台资本主义不仅构成一种新型资本积累模式，而且构成一种服务于数字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国家进行支配、控制和剥削的有效方式。正如我们在讨论“数字圈地运动”和“数据殖民主义”问题时所提到的那样，由于技术、人才和资本等因素的不足，不同国家间的数字平台发展是不平衡的，当今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的数字平台大多数都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总体而言，平台可以被置于更一般的资本主义进程之中，而这些进程遵循着我们熟悉的东西方之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模式。对全球平台霸权的批判性审视证明了美国的主导地位，并且它正以惊人的速度加剧东西方之间日益不平等的关系。在21世纪，世界进一步分裂为少数拥有发达平台的西方国家和绝大多数没有先进平台的非西方国家。”[8]41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人们的全部生产生活活动都只能使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提供的数字平台才能正常运行，而人们也因此只能接受这些数字平台的剥削。随着社会的数字化、数据化和数字资本化的完成，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必须使用数字平台及其所提供的数据，否则就会因效率低下而在竞争中被无情淘汰；人们的社交、娱乐活动无时无刻不在为大平台生产新数据，这些行为都成了无酬劳动，而为数字平台生产着剩余价值。与此同时，数字平台也在为不发达国家提供一系列更适于被数字资本进行剥削的新工作岗位，例如与时下火热的人工智能领域相伴而生的数据注释员的工作就是这样。数据注释员的职责是对数据进行标注，以便使其成为可以被人工智能识别的训练对象，这一工作虽然与人工智能相关，但具体内容实际上都是简单重复性的。各大科技巨头在数字平台上通过分包、众包的方式将这些工作分派给不发达国家，例如肯尼亚、乌干达等非洲国家的劳动者们在数据标注的过程中只能领到极为微薄的薪水，他们通过这些简单重复性劳动也无法进一步学习和掌握算法和人工智能模型设计等更具技术含量的高端工作，并且随着不发达国家中劳动者之间的不断竞争，在各大人工智能公司估值快速上升的同时，众包的数据注释员的时薪反而在不断下降[14]。事实上，这都体现了数字帝国主义在数字平台和平台资本主义的协助下，以资本积累的逻辑不断实现对不发达国家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环节的全面控制和剥削这一事实。

而且在这里还需要我们注意到的是，正如在帝国主义的演化和扩展过程中，虽然新帝国主义可能会逐渐更倾向于使用经济手段来实现支配和剥削，但经济霸权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会放弃原有的政治、军事等霸权，当经济霸权受到威胁或无法很好地发挥作用时，帝国主义会继续诉诸政治、军事力量一样，在数字帝国主义的演化和扩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同样的发展趋势。所以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技术上拥有垄断性优势的时候，数字帝国主义更倾向于强调全球化，强调打破全球数字壁垒，使自己的数字平台能够深入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从而实现对全球的剥削和控制。而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不断在数字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是在数字经济领域取得重要发展成果，以美国为代表的数字帝国主义必然会重拾原始积累逻辑和非经济性手段，通过高筑技术壁垒，以及通过政治手段直接干预等方式，推动逆全球化进程，强行维护其霸权地位。事实上，通过从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的角度对数字帝国主义的演变与扩展的分析，我们便可以从概念的角度对这些现象形成深入把握。

结语

总的来说，从马克思所使用的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这两个概念出发所进行的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帝国主义的演变和扩展的逻辑，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而形成的数字帝国主义的演变和扩展过程。事实上，数字帝国主义纷繁复杂的外在表现形式背后有着统一的内在逻辑，跨国数字公司的建立、西方国家数字技术的全球推广、数字圈地运动、数据殖民主义以及平台资本主义的全球推广都是数字帝国主义的演变和扩展逻辑上的具体展开环节。因而在面临数字帝国主义挑战的时候，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必要深入理解其背后的内在逻辑，把握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所运用的非经济性和经济性强制手段的不同特点，进而通过积极寻求技术发展和推动制度创新等手段，有针对性地形成自己的应对策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探究数字帝国主义的演变与扩展逻辑，也为我们全面把握“新质生产力”和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等概念的重要意义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切入角度。从根本性的角度来说，经济因素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西方数字霸权和数字帝国主义的形成与西方国家在数字技术领域基于先发优势所形成的技术优势密切相关，因而彻底超越数字帝国主义的可能性实际上蕴含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尤其是新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之中。因此，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也为我们应对数字帝国主义所建构的数字霸权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和理论指引，从而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数字霸权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20.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0.

[3] 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M].彭尘舜，吴纪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359.

[5] 艾伦·M 伍德，凭颖.资本主义扩张的双重逻辑——从《新帝国主义》与《资本的帝国》谈起[J].国外理论动态，2017(7):9-22.

[6] 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M].世界经济论坛代表处，李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4.

[7] 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24.

[8] JIN D Y.Digital Platforms,Imperialism and Political Culture[M].New York:Routeledge,2015.

[9] COULDRY N,MEJIAS U A.The Costs of Connection:How Data Is Colonizing Human Life and Appropriating It for Capitalism[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5.

[10] 魏传光.平台资本主义数据剥削的正义批判[J].学术研究，2023(2):19-27.

[11] 胡莹.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线众包平台劳工的劳动过程[J].政治经济学研究，2023(2):93-104.

[12] 于天宇.“自动的物神”主体性增殖对资本家的支配——基于《资本论》第三卷的分析[J].哲学研究，2023(11):33-43.

[13] 冯燕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数字劳动异化：剖析与批判[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80-90.

[14] 腾讯科技.1小时只赚7块钱，非洲“AI民工”是如何训练ChatGPT的?[EB/OL].(2023-06-24).https://new.qq.com/rain/a/20230624A00TIL00.

【注释】

(1)参见IANA(互联网数字分配机构)的相关介绍,https://www.iana.org/domains/root/serv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