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质生产力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动能，为构建数字中国提供了重要的道路指引。突出新质生产力之于数字经济的重要意义，就是要跳出技术决定论误区，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新时代意蕴把握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中国道路，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经济。从数字经济发展之纵深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赋能数字经济的生产力变革，也是赋能生产关系的革新，还是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就意味着回归生产力维度的数字经济发展，这是践行数字中国道路的重要坐标。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  数字经济  实体经济  数字中国

如今数字经济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但是，在数字经济释放巨大发展动能的同时也潜藏危机与风险，这使得“如何发展数字经济？”成为一项重要的时代议题。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发展数字经济的中国主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数字经济发展离不开新质生产力的赋能。然而，既有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解，仍然存在概念厘定不清与“技术决定论”的误区。

回顾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其内涵是不断丰富的。从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下半年在地方考察调研时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到2023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再到2024年在全国两会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对“唯GDP论”的扬弃，在原理性意义上回归生产力变革与生产关系革新的基本规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也是对数字经济发展提出的高质量发展要求，是践行数字中国道路的基本导向。

一、赋能数字经济的生产力变革

马克思曾将生产力构成阐述为：“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观纵深来看，生产力不断进步是人类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底层逻辑。新质生产力概念是对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拓展，是回归生产力视角看数字经济。不同于传统生产力的劳动密集、高能耗与标准化等特征，新质生产力具有高度自动化、信息化与智能化等特质。从传统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的变革，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驱动力，体现为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数字化。

(一)数字劳动者与脑力劳动数字化

更高素质的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的主体要素。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依靠人，生产力发展的目的也是为了人。劳动者所体现的人类物质力量的人格化，意味着人是社会生产的主体，意味着生产力是人类实践的主体性力量。

马克思指出，生产活动是“个人的自主活动”。在社会历史维度，生产力体现了人类实践的主体性，列宁就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而在人类生产活动的发展过程中，有体力劳动也有脑力劳动。马克思早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注意到脑力劳动的历史意义，他所提出的“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概念，就是指工业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脑力劳动（intellectual labour）及其所沉淀下来的现代科学知识成果。

因此，正是脑力劳动将科学技术本身应用于生产过程。而新质生产力要求更大量、更专业和更高效的信息数据处理能力的数字劳动，其本质是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劳动过程，是脑力劳动数字化发展的结果。

脑力劳动的数字化还带来了庞大的脑力劳动人口。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社会生产从福特主义的流水线生产，升级为后福特主义(Fordism)的信息化生产。在劳动组织形式上，后福特主义构建起计算机网络统筹的自动化（automation）生产模式，这需要投入大量脑力劳动。相应地，也就产生了大量的脑力劳动人口，这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历史背景。

所以，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基于脑力劳动人口发掘人才。不仅需要引领世界科技前沿、突破技术瓶颈并实现颠覆性创新的顶尖科技人才与青年科技骨干，也需要具备充足知识储备、纯熟运用新劳动工具和新劳动资料的大国工匠。

(二)数字劳动资料与数字技术应用

新劳动资料与科技革命密切相关。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新质生产力的形成离不开新型劳动者，也离不开新型的劳动资料，后者表征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新飞跃。

作为“人类开发利用资源以生产物质利益的力量”，生产力包含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客体性维度。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特殊的生产条件（例如畜牧业、农业）发展起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特殊的生产力，既包括表现为个人特性的主体的生产力，也包括客体的生产力。”而新质生产力则是以信息技术、智能科技、纳米科技、生物科技、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科技深度融合为驱动力，制造非实体形态的劳动资料，推动制造流程向信息化与智能化转型。这进一步突破了自然与社会外在条件的制约，从而大大解放了劳动生产力，实现了生产力的跨越式提升。

数字劳动资料之所以形成，科技革命是关键。历史上的科技革命，无不带来生产力的质变与新形态。第一次产业革命中热力的应用，第二次产业革命中电力的普及，均成为各自时代发展的关键动能。而第三次产业革命中出现的网力，以及当前所处的新一代科技和产业革命中算力的崛起，则开启了数字化的时代，这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历史大背景。

(三)数字劳动对象与数字经济新趋势

以大数据、智能化工具、新材料和新能源等为支撑的数字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劳动对象。劳动对象能否赋能数字经济发展是判断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标志。

按照流行的“技术决定论”式的看法，数字技术就等同于新质生产力，这种观点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正如马克思强调，生产力体现了人改造自然和自然改造人的主客体统一，即“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可见，新兴科技涌现不等于生产力发展，考察一项新兴科技形成的生产力的质态，要看其是否经得起市场的考验，要看其是否能增进人民的福祉，还要看其是否能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而生产力新质态的形成发展，往往还伴随着科技与经济发展的相互成就。从历史来看，新质生产力发展也伴随着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发展相互促进。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为数字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半导体、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数字技术和数字化管理模式的引入，也推动数字经济开始兴起。数字经济兴起，不仅显著降低了社会生产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成本，还形成了信息化生产、电子商务与管理信息系统等新模式，推动了生产、流通与管理效率的全面提升。

进入21世纪，数字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加速阶段，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空间，激发了新的发展动能。在巨大的经济发展红利刺激下，数字技术进入爆炸性的发展时期，区块链、元宇宙和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等技术取得革命性突破，极大推动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标志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二、赋能数字经济的生产关系革新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有赖于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习近平指出：“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提出新质生产力，就是考虑到要解决数字经济内在矛盾、赋能数字经济发展，就是强调从“财富神话”叙事回归生产力维度发展数字经济，后者则是生产关系的内容。

(一)加快形成新型生产关系

习近平指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提出新质生产力是强调“两个新”：不仅要形成生产力的新质态，而且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与辩证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现代化进程表明，当生产力发展接近旧生产关系的容纳极限，就必然需要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形成新的生产关系。习近平也指出：“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新型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对现有生产关系进行深层次变革。这一变革既是生产关系对新型生产力发展的适应性调整过程，也是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体系的演进过程，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形态向更高层次转化和跃升。

具体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新质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具有更强的弹性和可塑性，需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领域的改革，通过构建更加灵活、高效的创新机制和市场机制，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和效用；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能够更好地保障公平公正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完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激发劳动者的主体性和创造力，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规范和引导数字资本健康发展

在新型生产关系形成的过程中，正确把握资本要素同新质生产力的关系至关重要。数字资本是指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通过数据、算法、平台等实现价值增值的新型资本形态。不容忽视的是，数字资本可以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可能造成资本过度积累，给社会经济生活的平稳发展埋下隐患，因此需要规范和引导数字资本健康发展。

历史地看，数字资本最初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解当时的资本过度积累（over-accumulation）问题的时代产物。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实质上是居于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和经济权力的体现，数字资本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将社会生产力转化为统治和剥削劳动者的力量。无法有效地规范和引导数字资本，数字经济的虚假繁荣就此产生，导致实体产业持续萎缩与通货膨胀日益加剧，为数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埋下巨大隐患。

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受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制约和改造，可以激发市场资源配置的高效性、灵活性和创新性，从而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可以帮助我们规范和引导数字资本健康发展，使之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与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

在新型生产关系形成的过程中，规范和引导数字资本健康发展，需要依托数字技术规范和监管数字资本。数字资本构建了联通实体市场与虚拟市场的资本循环：以信息化生产与智能化生产(Smart Manufacturing)为躯体的生产体系、以区块链技术(Block Chain)为支撑的虚拟货币流通领域、以元宇宙(Metaverse)为支撑的实体与虚拟相交互的数字化市场，形成了数字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

一方面，数字技术在数字资本生产和再生产中全面渗透，在无形中植入了监视资本循环的数字化的“眼睛”。譬如数字产权、数字交易与数字信用等形式就使得资本循环的全过程更加透明，这本身就形成了资本的数字化监管；另一方面，在区块链与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支持下，加密货币与智能安全系统等技术的应用愈发普及，后者也形成了数字化金融监管模式的创新方向。

(三)超越数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在世界经济随着全球化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今天，数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将波及全球。因此，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发展数字经济的世界历史前提，也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与新型生产关系构建的应有之义。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从现象上看，数字资本积累与数字技术迭代的加速“相得益彰”，这似乎是以“科技进步”实现“财富神话”的理想画面。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数字技术迭代极大提高了资本周转速率，也大大加重了数字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

此外，数字资本主义对于数字技术的滥用，导致游戏、移动设备及物联网等不断地侵占劳动者的生活时间，也将剥削从工作空间延伸到生活空间。其结果只能是更低迷的消费、更严重的生产与消费部类的比例失调、更低水平的利润率，这样会将数字资本主义推向经济危机。

如此一来，数字资本主义就必然陷入资本的利润率下降这一一般规律。随着数字资本在技术领域持续加大投入，其有机构成不断提升，这种结构性变化必然导致数字资本利润率的持续下降。这一过程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触发经济危机与经济衰退的循环机制。

如何克服数字经济危机？还是要回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维度，坚持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而非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现代化不等于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不等于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怎么发展、发展得怎么样？关键在于能否推动社会总体层面的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不仅需要数字经济赋予生产力以“新”的形态，也需要实现生产力在“质”上面实实在在的提高，这也是数字中国道路的重要体现。

三、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数字中国道路

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前所未有的今天，高质量地发展数字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新时代使命。习近平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数字中国道路，强调在面对数字经济带给个体、市场的巨大冲击和不可控因素的时候，需要发挥国家的力量，引导科技创新落脚到产业，在推动数字经济繁荣的同时，形成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生态与新人文。

(一)推动数字产业深度发展

产业是经济的实体，新质生产力最直接的实体就是新产业。习近平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推动数字产业深度发展，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新科技成果惠及传统产业，这是数字中国的产业发展之路。

产业革命驱动的工业化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核心驱动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无论科技发展取得何种突破，唯有落实到产业与工业的发展，才能形成生产力的新质态，实实在在推进人类现代化进程。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也在于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形成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这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另一方面讲，新质生产力不仅强调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而且强调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发展并不意味着抛弃传统产业，应当看到，在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过程中，传统产业之于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具有深远意义。也应当看到，传统产业中的化石能源、有色金属、建筑等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着力点就在于传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发挥数字经济的技术、人才与资本优势，激活、改造与升级传统产业。在加快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同时，反过来为数字技术提供更广阔的应用场景，使之形成对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补充。

(二)以创新发展引领世界经济大势

当今数字经济正在深刻重塑世界经济新格局，也形成了创新发展的大趋势。正如习近平所讲：“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以新质生产力发展数字经济，就是要在超越数字经济危机的前提下，创新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以引领世界经济发展，这是数字中国的创新发展之路。

在新时代历史条件下，中国正从世界经济追赶者走向引领者，更需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这也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世界性意义所在。新质生产力与创新发展相互成就，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求创新发展，系统布局关键创新资源，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实现新质生产力不断形成与创新发展的良性循环。

其一，正如习近平指出：“深化发展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体制的配合，需要创新发展教育、科技、人才等体制，才能更好激发新质生产力发展动能，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的创新优势。

其二，推动创新发展需要将顶层设计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将顶层设计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不仅要发挥政府力量，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有所为、有所不为，先立后破地引导生产力新质态的形成；还要尊重市场规律与市场主体需求的客观状况，创造更高水平的面向世界市场和全球化的经营模式。

其三，创新发展需要把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相结合。实现国家自主发展能力的全球领先，绝不能采取封闭式的发展模式，而是需要实施更具包容性和互惠性的国际科技协同战略。这需要持续深化改革，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也需要加快构建高质量的国内统一大市场，更大程度释放市场配置资源的活力，助力核心科技领域实现新突破。

(三)融合人文与生态的数字中国道路

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新质生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数字中国道路，离不开在经济增长方面推动数字经济与产业融合、与科技创新相互成就，也离不开在增长与可持续发展方面实现人文与生态融合，二者缺一不可，这是以系统思想和新发展理念指导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人文的进步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践行数字中国道路的时代使命。然而自17世纪至今，西方资本主义所编织的财富神话是建立在剥削与掠夺基础上的，引发了一系列现代化问题，给人文进步带来了巨大挑战。

当前数字资本主义的繁荣与发展仍伴随着剥削与贫富分化，并通过制造虚拟现实、构建智能化生活、追求无时差的人机同步，产生了模糊工作与生活界限的新的物化，加剧了对个体生活的支配。博登(Margaret A. Boden)曾悲观地指出数字资本主义所展现的未来，认为“系统智能将超越人类，决策将由计算机主导。”

没有人文就没有稳定与繁荣，在数字资本主义对人文进步构成严峻挑战的背景下，数字中国是融合人文的新道路，强调以新质生产力协调资本、人文与生态，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新质”本就有其生态底色。没有生态就没有可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融合生态的生产力新质态，是要超越破坏和消耗生态的生产力发展旧模式，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对立关系转变为生态学式的共生关系，将人类改造自然的方式从人对自然的掠夺转向人对自然的涵养。

也是在此意义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其关键在于推动生态科技进步与生态产业壮大，形成融合生态的新质生产力，进而全面优化人文环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黑格尔审视世界历史进程时指出：“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技术发展初期繁盛似过江之鲫，但最终沉淀的精华是时代精神的结晶，其关键在于是否能助推社会变革与良序的形成。融合人文与生态的数字中国道路，正是要以数字经济发展为契机，以新质生产力发展为驱动，构建经济发展新模式，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不仅如此，在世界经济增长模式从增量逻辑(increment logic)转向存量逻辑(stock logic)的今天，数字中国的经济发展新道路，也承担着推动经济全球化走向新阶段的历史使命，这是向世界彰显中国道路正确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大历史机遇。

注：本文引用的文献出处从略

原载：《阅江学刊》，2025年第4期

来源：阅江学刊公众号2025.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