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40年的西方哲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却仍然存在着一些根本的问题，主要是未能深入西方哲学的堂奥，未能打通整个西方哲学史，对西方哲学的研究越来越学术工业化和知识化，忽略了西方哲学研究应该也是我们哲学研究的一种途径与方式。研究西方哲学的根本目的不仅是要了解西方哲学，更是要通过从西方哲学中吸取有益的养料，使之成为发展现代中国哲学的一个助推器。西方哲学的研究本身也应该是哲学研究，而不仅仅停留于对西方哲学的知识性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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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研究对于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有着特殊意义。因为中国本无“哲学”这一名目，中国人是在清末通过日本哲学家西周发明的“哲学”这个“philosophy”的汉译名，才逐渐有了自觉的“哲学”意识，并开始从事哲学研究。蔡元培是中国最早对“哲学”感兴趣，并向国人介绍“哲学”的人之一，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说，中国现代哲学的主要部分是西方哲学的引入和古代哲学的整理。没有西方哲学的引入，就不可能有现代中国哲学的产生。

由于这样的认识，中国现代研究哲学者无不重视研究西方哲学，连章太炎、熊十力这样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研究名家，都在西方哲学上下过很大功夫。海外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等人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之所以有很大影响，与他们尽可能采用西方哲学的资源有极大关系。由此观之，西方哲学研究成了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领头羊和发动机。中国现代流行的哲学话语体系，很多源于西方哲学。中国现代的哲学教育，基本是按照西方哲学教育的模式来设计和进行的。对西方哲学一无所知的人，基本无法得到人们的承认；相反，甚至都不需要有多少研究，往往翻译过一两本西方哲学著作就可以名满天下。直到今天，在专业哲学圈子似乎还是西方哲学独大。研究中国哲学者总怕被人以为不通西学，有机会就要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拉扯在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更是热衷西学，无论是前一二十年的“引海入马”（借助海德格尔哲学理解马克思），还是当下的“康马”（以康德哲学解读马克思）和“黑马”（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之争，都表明了这一点；几乎没有人从中国传统哲学出发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试图融合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凡此种种都表明，尽管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西方哲学研究依然在现代中国哲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也因此，西方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其影响范围也就不可能仅限于西方哲学研究领域，而具有全局性效应。西方哲学研究的得失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一般状况。

总体而言，这40年来的西方哲学研究，是以介绍为主，而且重心总是放在最新流行的思潮上，对西方哲学的根本特征，至今缺乏应有的把握。这40年的进展，可以概括为一连串的西方哲学家和学派的名字：尼采、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日常语言学派、胡塞尔、伽达默尔、利科、梅洛－庞蒂、福柯、列维纳斯、哈贝马斯、德里达、阿甘本，等等。研究的总趋向是越来越时髦、越来越趋新，就像推销商品，总要把最新款式推荐给顾客。对现代中国人思想实际影响最大的近代西方哲学（17—18）世纪的西方哲学，居然和中世纪哲学一样，乏人问津。这难道不发人深省吗？

70年前，贺麟就指出，由于中国哲学界缺乏深识远见的人，能够及早认识西方哲学的真面目，批评地介绍到中国来，这使得中国的学术文化吃亏不小。70年后的今天，我们对于西方哲学仍然缺乏一种通盘的掌握，以及在此基础上深入的理解。

根据贺麟的观察，中国近代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有三大弊病，即从外表、边缘、实用方面去研究西方哲学。这三大弊病今天依然存在。从“外表”去研究，在今天的表现为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纯粹绍述性研究。之所以介绍某人，很可能只是由于某种外在的偶然机缘，而绝非是自己的研究把自己引向某位哲学家。这种研究一般都是翻译、介绍、再翻译、再介绍的过程，总是只限于局部介绍研究对象方方面面的思想，却很少有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性把握；更不用说批判性研究了。这种“外表”研究使得我们只能鹦鹉学舌似地说一些“西方哲学首先是存在论”“近代哲学是认识论”“当代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等纯粹描述性的话，却没有深入西方哲学的本原和实质，阐明为何存在论在西方哲学思想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也少有人研究近代认识论问题的实质和影响，及其对于西方哲学发展的特殊影响和作用；几乎更没人把语言转向与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联系起来考察，研究语言为何会在现代西方哲学中起到那么不可或缺的作用。总之，外表研究使得我们的西方哲学研究始终没有深入西方哲学的堂奥，把握它的本原和根本特征。

亚里士多德

如果说“从外表研究”是不知其所以然的研究，那么“从边缘研究”就是自觉回避根本问题与核心问题，只是在边缘兜圈子。例如，研究亚里士多德却完全不在《形而上学》及有关问题上下功夫，而只是研究他的《政治学》；近代哲学研究就更不用说了，从笛卡尔到莱布尼兹，从斯宾诺莎到休谟，都鲜有人顾及，而《利维坦》一枝独秀。我们现在的《法哲学原理》研究，基本不管《逻辑学》的义理和黑格尔哲学的体系性对《法哲学原理》在原理、结构、方法上的根本制约，完全是按照英美政治理论的路数来对待黑格尔的这部重要著作。

这种“从边缘研究”的做法，与实用心态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把实用目的当作研究的主要目的；即使不是把西方哲学当作实际行动的指南，也是把它作为启蒙和救国的良药。改革开放伊始，人们对西方哲学的热情空前高涨，总以为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学是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而才有这样不可思议的现象：人们读先秦思想家的著作认为是在读古书；可读同一时期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却丝毫不觉得是在读古书，仿佛他们的书拿来就能用。“西方哲学讲逻辑、讲分析”，“研究西方哲学有助于培养我们的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这些更是流行于中国近一个世纪的信念。

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起步不算晚，但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反哲学的实用心态支配下，成效却极为有限。我们不但对许多西方哲学还不甚了了，甚至根本没有研究；即使对研究者众多的一些西方哲学，如康德哲学或现象学，也多停留在绍述层面，缺乏深入融会的理解和综合性的把握（全面研究康德和胡塞尔哲学的著作很难找到就是一个证明）。至于对西方哲学的整体把握，更是遥遥无期。层出不穷的教科书式的西方哲学史，恰恰证明对西方哲学缺乏研究，只能采取这种避重就轻、避实就虚、人云亦云的叙述方式；但若细看，问题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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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的西学研究中，一直有一种貌似无涉功利的拿来主义，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功利心态的产物，只是这种功利心态采取了一种比较隐蔽的形式。持这种心态者，往往主张貌似客观的“忠实输入”或“原汁原味”。

哲学的基本精神是独立地思想、自由地思想。学习哲学同时也是做哲学的实践，而“忠实输入”“原汁原味”云云，是把哲学当作客观知识来处理，根本就不是一种哲学的态度。哲学是思想的开发和培养，中国近代思想不发达，主要原因是哲学不发达。中国近代缺乏原创性思想，主要是没有原创性哲学。而如陈寅恪所说“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为什么既要吸收、输入外来学说，又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因为我们的前辈从来不会把做一个中国的现象学家或分析哲学家作为目标，而是希望能有自己的原创性思想。

学习西方哲学，是为了重新了解中国昔日的哲学，更是为了光大和重建中国哲学本身。毋庸讳言，中国传统哲学自宋明以后每况愈下，越来越缺乏自身生长发展的动力。若无外部哲学思想的助力，自身很难摆脱日益衰落的命运，遑论更上层楼了。而西方哲学源远流长，传统深厚，产生了众多博大精深的思想，正可成为我们发展现代中国哲学的宝贵资源。倘能加以吸收改造，就像理学吸收佛学思想那样，使之成为中国现代哲学的组成部分，则中国哲学一定会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和境界。

然而，“深通西洋哲学”绝非易事，直至今日，在西方哲学的研究者中，这样的人还很难找到。这固然有客观的原因，如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个人学习经验的局限，等等；但也有主观的原因。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主要是由于客观原因的话，那么近40年主要是由于主观原因。首先是没有把西方哲学当作哲学本身，而只是当作客观知识来学习。任何哲学，都是哲学史的产物，都只有放在产生它的哲学史的语境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没有西方哲学史，就没有西方哲学。任何西方哲学家及其思想，都是西方哲学历史的产物，而不是凭空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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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哲学家，总是在前人思考和工作的基础上展开自身的研究工作的，只有了解我们研究对象的影响者、对话者、被影响者，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些哲学家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思想和哲学。而对于那些里程碑式的哲学家，不了解全部哲学史，我们甚至都无法真正读懂他们的著作。例如，对于像柏拉图、黑格尔和海德格尔这样的人物，不了解西方哲学史，我们是不可能真正把握他们的思想的。这当然不是说他们的哲学可以用哲学史来解释，而是说，哲学史既是他们哲学的起源，也是他们哲学问题的出发点。脱离这个起源和出发点，他们的哲学就只剩下哲学史教科书上的那些客观叙述（客观知识），而不是哲学了。

但由于不少研究者基本以了解客观知识的态度去研究西方哲学，所以哲学家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他们为何认为某些问题才是最重要的、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西方哲学史乃至人类的哲学思想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对哲学本身意义何在，等等，这些重要的问题往往不入这些研究者的“法眼”。他们关心的是研究对象写了哪些著作、有哪些主要观点、某个观点有哪些内容、产生了何种影响，等等。这些问题严格说都不是哲学问题，而是客观的知识问题。当下研究西方哲学的流行做法是述而不作，一般没有自己的批判性意见和判断，只是把客观的事实和观点说清楚、解释清楚，就算完事了。近40年西方哲学的研究著作，似乎大部分属于这类著作。

此外，由于对西方哲学采取“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做法，我们的西方哲学研究者往往以某某专家自居、自雄，根本不把融会贯通作为自己研究的根本目标。这已经不是“隔行如隔山”，而是“隔人如隔山”。纠缠于某个哲学家的某个或某些特殊观点，我们失去了对哲学基本问题本身的思考和把握，而这些思考才应该是任何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

一百多年来的西方哲学研究之所以没有对中国哲学产生太多实质性的正面影响，即促进、壮大、充实和提高中国哲学的整体水平，就是因为我们将所研究的西方哲学作为客观知识来对待，而没有把它们作为我们思考哲学基本问题的重要资源和伙伴来对待。既然是客观知识，我们只要客观了解就可以了，与我们自身如何思考问题不一定发生关系，更谈不上由此提高自己哲学思维的水平。

亚历山大大帝与亚里士多德

我们对西方哲学不能融会贯通，不仅表现在对西方哲学缺乏整体把握，也表现在我们对于研究对象的思想不能真正吃透，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加以阐释与表述。近40年西方哲学研究的普遍现象是翻译体盛行，各种译名满天飞，却不知道它们真正在说什么。与老一辈学者用平易流畅的汉语写出来的著作相比，其间反差很明显。这不单单是汉语修养的问题，也是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及其问题是否真正理解和把握的问题。一个人只有想清楚了才能说清楚。

近40年的西方哲学研究，其发展轨迹大概是这样的： 一开始是编译或翻译式的介绍，虽也有叫“述评”的，但往往“述”不足，“评”更谈不上。然后是比较系统的介绍和论述。再接下来就是更进一步、更细化的专题研究。最近一二十年在西方哲学研究中“对话”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真正的建设性对话首先是以知己知彼为条件的。不知己也不知彼是不可能展开真正的对话的，而只是徒有对话的愿望而已。其次，对话需要平等的心态和批评的态度；如果只是一边倒的接受就不会有对话。最后，对话者之间哲学能力相差悬殊也是无法对话的。由于在这三个条件上都有所欠缺，所以近年来的西方哲学研究虽也有些对话，但都比较表面，没有深入到问题的根本处，有些甚至是在自说自话。

如上所述，我们对西方哲学采取客观知识式的、而不是哲学的研究，使得我们对西方哲学至今缺乏融会贯通的理解，研究者往往从自己研究对象这一“斑”来窥西方哲学的“全豹”，以为他们所研究的就是西方哲学的正宗。例如，分析哲学的研究者往往会认为分析哲学代表西方哲学的正统，其他西方哲学不是已经过时，就是根本不是哲学；而现象学的研究者可能会觉得只有现象学才是西方哲学的正统所在；希腊哲学或德国观念论的研究者可能会觉得除了他们的研究对象外，其他西方哲学不值得一提；而后现代哲学的拥趸会觉得此前的所有西方哲学都应该被批判和否定，等等。既然我们对西方哲学尚未有比较全面一致的认识，与之进行的对话就很可能是一种西方哲学与另一种西方哲学的对话；尤其是研究西方哲学者往往对中国的传统哲学不太熟悉，就更有可能会这样。

还有一个影响与西方哲学真正地、平等地、批判地对话的因素，就是近代以来始终存在的以西学为神圣、以西人为帝天的心态。在现今中国哲学研究的版图上，西方哲学的影响极深广，这从中国哲学研究的“汉话胡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引海入马”之类的做法也可以看出。各个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各类西方哲学研究中心数量极多。伦理学教材内容与课程讲授的基本是西方伦理学思想，从事中国传统伦理学研究的人与从事西方伦理学研究的人严重不成比例。美学、科技哲学、逻辑学更是以西方理论为主。在西方哲学事实上是哲学研究的主流话语的情况下，要想与之展开平等对话，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对话者往往会缺乏真正自己的立场。对话更可能成为西方哲学内部的对话，而不是中国哲学家与西方哲学的对话。

这当然不是说要与西方哲学对话，就必须洗净西方哲学的影响，这事实上绝无可能。西方哲学进入中国后，就像一般西学进入中国后一样，已经成为现代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即便是文化基要主义者，也恐怕难脱其影响。问题不在于受不受西方哲学的影响，而在于对待它的态度如何。在这方面，现代日本最有成就、最具世界性的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例子启发我们，无论是要与西方哲学进行建设性的对话，还是要建立具有世界哲学意义的原创性的中国哲学，都需要我们能够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西方哲学融会贯通，并在此基础上会通中西哲学，进而创造现代中国哲学。

（原载《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