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Fedorenko等(2024)提出的新论点为切入点，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讨论了如何以功能主义、溯因推理和反事实验证三种方法去发现作为语言创始点的语言奇点以及由此导致的语言功能转变。其中着重分析了基于否定词的出现而得以开发的可能性、未来性、无穷性、选择性、自反性等多种思维功能。结论是，语言奇点就是语言功能的反转点；在语言奇点之后，语言成为了思维的必要形式，思维成为了语言的根本功能。

关键词: 语言  语言奇点  交流  思维  否定词  自反性

1. 语言问题或有量子式答案

2024年6月， 《自然》(Nature)杂志发表了科学家E. Fedorenko、 S. Piantadosi和E. Gibson的一篇突破性论文“语言首先是交流工具而非思维工具”(Fedorenko等 2024,简称LFC, 表示language for communication, 即“语言为了交流”), 声称脑科学可以证明语言的主要功能是交流而不是思维。这里涉及语言起源和根本功能的一个长期争论的公案， 即语言何以成为语言， 或者说， 语言所以是语言的本质到底是交流还是思维。

语言是典型的复杂问题， 其复杂度或相当于人类生活， 两者有着某种映射关系。复杂问题或可能不存在唯一答案， 而可能会有量子式答案， 即存在两个以上不同乃至互相矛盾却同时为真的答案， 或干脆不存在最终答案。或许语言问题也会有量子式的答案。人们即使喜欢量子力学， 也还是不喜欢量子式的答案。

毫无疑问， 语言是交流工具。语言的前身， 即“前语言”的信号系统， 就已经是交流工具， 因此， 可以追溯的语言始祖基因应该就是交流功能。LFC基于脑科学获得结论， 肯定语言是交流工具。这个论断倒是平平无奇， 真正有挑战性的是， LFC提出了一个否定性的论断：语言不是思维的必要形式。在缺乏语言支持的情况下， 人仍然可以进行思维(比如失语症患者), 因此语言不是思维的必要条件， 思维不是语言的根本功能。对语言与思维一致性的这个否定判断才是真正需要争论的深刻问题。在此我仅从语言哲学视角提出与之相关的疑问和论点。

先给个预告。语言与前语言的信号系统虽有共享基因， 比如交流功能， 然而从信号系统到语言再到文字是一个不断演化的事实串， 其间发生过多次基因突变， 经历过不止一次的奇点(1)时刻， 有过不止一次的起源和再起源(再创造)事件。在发生某个奇点式的基因突变之后， 信号系统突变为语言， 意识也随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功能反转。理性化思维逐步超过经验， 成为意识的核心工作。于是语言变成理性思维的必要形式， 成为理性思维的载体， 语言反过来为理性思维发明了用于增强思维能力的抽象概念， 甚至专业化的特殊语言(数学和逻辑), 从而主导了思维， 或按照LFC的用词， “介导”(mediate)了思维。总之， 语言基因的突变实现了从以交流为主的模式到以思维为主的模式的功能转变， 从而逐步发展为具有全光谱功能的成熟语言和文字。

2. 追寻语言基因变异的方法

追溯语言基因演化并不是去追溯某种语言的词源学或语法形成路径， 而是去追溯作为一般概念的“语言”之所以成为语言的必要条件， 甚至(在可能的条件下)追溯其充分条件(如果可能的话， 这个目标有点太大)。哲学分析不是实证， 而是在诸种可能性中去寻找“事实上最可能”的可能性。“事实上最可能”这个说法对于早已消失的历史事实来说有点尴尬， 因为很难确认哪些消失的事情是“事实”, 可见经验主义的“事实”概念在此不太准确。因此， 我们寻求的是“存在论上最可能并且最合理”的解释， 也就是以“逻辑可能性”减去所有已知约束条件下的“不可能性”(包括物理学、 生物学、 人类学等等约束条件下的不可能性), 剩下的就是存在论上最可能的可能性， 同时也是最合理的解释。

我们的具体目标是去追溯从“前语言信号系统”到语言的演化过程中发生的奇点剧变， 以此来解释语言何以成为语言， 或语言凭什么是语言。语言的发生状态已消失在时间中， 缺乏经验实证， 因此， 生物学或脑科学就被认为可以提供替代性的实证。可问题是， 语言是一个文明事实， 其文明性质并不能还原为生物学或脑科学所测量的神经活动。或者说， 语言基因是人文基因， 不能还原为生物学的基因， 因此， 生物学或脑科学的证据恐怕只能表明语言的生理条件， 并不能解释语言的精神性质。最可疑的是， 如果把语言或思维活动还原为脑科学可观察的神经信号， 那么， 无论多么复杂的语言和思维操作都被“兑换”为同一个层次上同一种运动方式的脑波， 语言的所有文明性质就都在“降维”中消失了。在此， 还原论(reductionism)就非常可疑了。还原论的有效性基于保值， 假如不能保值， 就变成对结构的解构了。人工智能的工作方式是一个旁证， 人工智能把所有信息都还原为性质相同因而可用算法统一处理的标识(token), 此种“万物化一”的还原方式固然使算法实现了高效率， 但已被证明， 如果人工智能的“知识”限于标识系统， 就学不会推理和因果关系， 因为标识关联度不能充分且正确地表达理性思维的规律。在某种意义上， 把语言还原为标识类似于把语言还原为脑波或神经信号， 两者有着某种同构性， 都同样不太可信。因此， 我们有理由采用非还原论的分析方法。

作为分析对象的历史时段可以限定为从接近语言突变奇点之前的“前语言状态”到文字语言的形成， 时间跨度约从数十万年前到3000年前。这个时间跨度有争议， 科学家至今未能确定语言形成的准确时间， 按照宽松程度不同的标准， 语言(口语)形成的时间或在数十万年前至十万年前之间。不过， 时段长短对于我们的分析不重要， 总之是一个演化非常缓慢的长时段， 只需要设定一个管它多少年的“前语言状态”就足够了。人类的前语言信号系统可定义为至少等于且大概率高于任何动物信号系统(以海豚和猩猩的信号系统为上限)的发达信号系统。其信号系统包含的标识量(大致相当于词汇量)以及标识之间的相关函数关系已经足够丰富， 足以表达原始的集体采摘和狩猎生活所需要交流的信息。

首先选择功能主义的分析。功能主义虽拙于历史解释和文化多样性分析， 但对于一个陌生度足够高的信号系统， 功能主义分析优于结构主义分析， 理由是， 既然一个信号系统的陌生度很高， 我们就缺乏能够直接分析其对象结构的可信方法， 更难以分析它的历史性。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提示了， 对于一个全然陌生的语言游戏， 不存在直接读懂其意义结构的方法， 只能通过语言用法的功能表现去推测。假如将我们的语言结构倒映或套用为陌生信号系统的结构， 恐怕猜中的概率极低。设想一个类比情况：假如收到外星人的信号， 显然应该使用一般假定为通用的数学和逻辑方法去破译， 而不是套用人类语言的特殊语法。功能的表现是显眼的， 通常可从“信号s总是引起行为a”或“a总是s的继发行为”的动词性现象去推测。与之不同， 结构是名词性的， 在一个语言或信号系统里， 任意名词N或N’的含义难以通过N或N’之间的相关度来确定， 其破译难度接近于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去破译密码——当然也不是绝对不能够， 但需要极高明的理性安排， 且必须在严格的公理系统里才能够做到。例如在希尔伯特的几何学公理系统里， 每个概念的含义都没有解释， 只在相互关系中被定义， 包括点线面在内的每个概念， 都不再是可直观理解的思想对象。但在自然条件下， 一个足够陌生的信号系统， 其语义结构不可能直接呈现， 因此， 采用功能主义去推测足够陌生的远古信号系统或语言的情况是相对可信的。功能主义是“动词性”的理解方式， 功能在“做功”的关系中表现出来， 因此， 从动词性的继发效果可以推测某个信号的功能， 而名词性的含义则需要涉及整个系统的破译。赵汀阳(2023a, 2023b)的动词哲学理论认为， 动词思维才是真正基本的思维， 而且， 名词最终要由动词来解释。在此跳过不论。

在前语言的信号系统里， 每个信号只是尚未形成语法性质的标识， 大概率既是名词也是动词， 甚至也可能是尚未分化为名词或动词的“语境词”。动物的声音组合或可为旁证， 但不能套用人类的语法去理解。假设有一个动物信号s, 按照人类语法， 既可解读为名词“食物”也可以是动词“来吃饭”, 但此类语法性的区分对于动物是多余的。动物伙伴听到s, 都会采取行动a, 这才是要点。信号的目的是引起行动， 而行动定义功能。从信号引发的行为结果可以推知目的或功能， 因此， 信号的功能是明显可理解的。人类的前语言信号系统肯定比动物信号系统发达得多， 两者性质类似， 只是前者“词汇量”(信号量)更大。使用发达信号系统的原始人能说很多“话”(这一点或为臆想， 原始人忙于生存， 未必那么话痨), 主要功能是交流生存所需的信息。就信号系统而言， 交流先于思维， 准确地说是只有交流， 没有思维。在前语言时期， 人类只有经验交流， 还没有什么思想交流， 因为还没有真正的思想。LFC认为语言以交流为主要性质， 这个论点有误导性， 实际上应该说， 交流是信号系统的性质。可是信号系统尚未演化成语言， 两者有质变， 因此不能推论语言的主要性质也是交流。把信号系统归入广义的语言， 此种广义归类会导致概念混乱， 就像把会飞的昆虫与鸟类合并同类项会产生物种概念的混乱。语言之所以是语言， 是因为它具有信号系统所没有的某些性质和能力， 比如系统的自反性(reflexivity)和意义的繁殖性(reproductivity)。信号系统不能反思自身， 其意义的扩展空间也被生存经验所限制， 不可能自动生产超出经验的新意义。

这里通过功能主义分析获得的结论是， 作为语言前身的信号系统已经形成了足够的交流功能， 但尚未形成思维功能。信号系统的交流基因当然并且必然遗传到语言上， 但关键问题是， 当信号系统演变为语言， 意识会因此发生何种变化?语言比信号系统多出了何种功能?另外， 可以明确交流先于思维， 但不能推出， 语言的根本功能仍然是交流而不是思维——以交流功能为主导的信号系统尚未开启思维功能， 也就无法对交流和思维的地位进行比较。LFC的一个疑点是， 文中讨论的语言实际上更接近信号系统， 那种所谓“不需要语言的思维”实际上更像是意识而不是理性思维， 因此我疑心LFC默认语言是包括信号系统和语言的广义概念， 但过于广义的语言概念会导致混乱， 并不是一个良构(well-founded)概念， 而是一个“范畴错误”。

尚未形成思维功能的信号系统是什么样的?没有实证， 只能猜想。原始人的生活简单， 还没有历史意识和未来规划， 信号系统也没有相应的超越经验语境的抽象概括形式， 估计只有相当于现在进行时的表达， 不需要专门用来建立时间和空间秩序的语法。信号的组织方式有可能就是无语法的串联而形成信号串， 比如s1+s2+s3...+sn的自由排列， 尚未形成对事物的描述， 也就尚未构成知识的基础， 其功能就是提醒或召唤某种经验和行动。比较合理的推测是， 信号具有混合性质， 兼有与事物的对应性和对行动的祈使性。信号不是知识， 所以信号的对应性不是陈述(应该是陈述的前身), 对应性相当于数学的映射(mapping), 是一对一的对应性， 只是提示了“有什么东西”, 还没有形成“事物是如此这般”的描述。假设hoo是对应老虎的信号， 喊出hoo, 既指示老虎， 也提示快跑， 但hoo没有描述关于老虎的知识。

要确定信号系统在何种条件下突变演化为语言， 就需要找到语言的“始祖鸟”, 因此需要引入一种能够发现踪迹的回溯分析方法。皮尔斯的“溯因推理”(abduction)就很合适。这是一种由特定结果所给定的约束条件去追溯最可能原因的方法， 在意图上近似于逆运算， 但在置信度上弱于逆运算。由于已知条件时常并不充分， 因此， 溯因推理并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达到逻辑必然性， 所以不完全等于数学的逆运算， 但仍然不失为一种具有很强实用性和有效性的方法。溯因推理的方法本身没有缺陷， 之所以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达到必然性， 是因为溯因推理的应用对象不是形式系统内部的命题关系， 而是经验事件的关系， 而经验事件关系涉及未知或不确定因素， 难以形成充分知识。经验命题的真值不是一个恒定赋值， 与形式系统内有着给定真值的命题完全不同， 所以溯因推理总是受限于经验知识的局限性。但无论如何， 对于回溯寻找最可能的原因， 溯因推理已是最有效的方法。

溯因推理的典型应用模式是侦探寻找证据链的方式， 比如这个谋杀案的最大受益人是谁， 是否有仇人， 相关人是否有心理变态， 相关人是否曾经被受害人的行为所激惹；既然受害人死于严控的毒药， 那么哪些人能够接触到这种毒药；既然每个相关人都提出了不在场证据， 其中必定至少有一个人的证据是作假的， 那么哪一种不在场证据在技术上有作假的可能性， 诸如此类。溯因推理的本质在于以排除法去收敛可能性， 如果收敛过程是连续非跳跃的， 并且收敛结果只剩下唯一选项， 就等于找到了原因。不过， 原因是个至今难以定义的概念， 约等于“充分必要条件”。这个标准在有限的形式系统里很正常， 但在经验世界里却是过高的要求。真实世界是无限的、 开放的、 不确定的， 很难收敛出“充分必要”的原因。可以说， 溯因推理有把握找到的原因， 大概相当于某个必要条件， 最佳极值或可能达到的充分条件， 但几乎肯定达不到充分必要条件。于是， 溯因推理也可理解为试图通过多环节的必要条件约束去发现充分条件的有穷步骤过程。值得一提的是， 皮尔斯的溯因推理与贝叶斯概率推理有着共同的问题意识， 但推理方向相反， 似可互补而构成互证， 这是题外话。

以溯因推理去追溯语言基因的演化和构成， 可知语言的交流基因遗传自信号系统， 不仅可追溯至人类的前语言信号系统， 甚至可追溯到动物信号系统。交流功能应该就是语言里最古老的基因， 但交流基因不足以承载语言的更多功能， 尤其不足以形成推理和因果理解、 知识的生产和积累、 世界观以及对事物的美学表达等功能。这意味着， 从信号系统到语言的演化， 从初始语言到成熟语言再到文字的演化， 这个迭代演化过程中必定存在着若干创造性和突破性的基因变异节点， 从而导致语言的新物种形成。成熟语言意味着全功能语言， 即具备表达一切可能事物乃至于具有建构世界(world-building)的能力， 从而能够建构一个与真实世界等价的思想对象， 最终还能够发展出反思语言自身的元语言， 使人类获得充分的主体性。那么， 那些奇点级别的变异节点， 或者说， 语言成为语言的创建点， 又或者说， 使语言成为新物种的新基因， 到底是什么?在分析谜底之前， 还要先继续讨论方法。

为使溯因推理更加可信， 可再加持一种“反事实验证”方法。反事实的(counterfactual)设问——以假如(if)引导的问题——通常是研究虚构的可能世界或不确定的未来可能性的模型。这里用于分析真实的“事实”, 则可检查一个给定事实有哪些结构和功能是这个事实不可或缺或不能减省的。具体做法是， 对给定事实x的存在条件施以假想的“反事实减法”, 以此来检查， 在反事实地抽掉某种存在条件的情况下， x是否依然照常存在(exist)或x是否仍然可被识别为“是(is)x之所是(x as such)”。如果抽掉事实x的某个构成因素xf, 相当于设xf的取值为0, 可以发现：或x不受影响；或x发生严重变态；或x甚至变成了另一物种， 如此等等。这里要检查的情况是：给定成熟语言L, 如果L失去某种构成因素Lf, 那么L是否失去成为L的必要功能f?

例如， 有能力表达一切事情的成熟语言都有抽象概念， 那么， 假如取消抽象概念， 语言是否还保有支持思维的能力?思维是个有弹性的概念， 在抽象思维之外， 还有意象思维， 因此不难推知， 在损失了抽象概念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使用意象思维， 但恐怕会损失大部分的数学和逻辑推理功能。LFC关注的思维例子就似乎属于意象思维能够完成的工作， 在普通经验意识里就可以完成操作， 确实不需要求助抽象概念。LFC的论点如果收敛为“语言不是意象思维的必要或充分条件”就基本上正确了。顺便一提， 中文可能是个特例， 中文的大部分概念来自意象， 这与中国的经验主义思维是一致的， 但有趣的是， 中文的许多意象却具有“理论性”, 兼有概念或范畴功能， 例如“道、 天、 人、 阴阳、 仁义、 心”等等。假如以中文来做例子， 事情就恐怕有些复杂了， 不知道LFC的论点是否仍然成立。中国式“意象-概念”的意义开放度大于收敛的限定性， 因此思维不精确， 逻辑性较弱， 却仍然是理性的。这个有趣的复杂问题在此就无法展开了。

最具理论意义的是表达思维关系的一般算子。关系算子是抽象思维的基础， 不是对事物集合的概括， 而是对观念之“间性”(inter-ness)的运算方式， 计算的也不是实在关系， 而是思想关系(命题关系), 往往被认为是与经验无关的先验形式， 是标准的抽象思维。逻辑是一种元语言， 虽非唯一但极其重要。在逻辑中， 自然语言丰富多彩的关系算子被还原为5个逻辑关系算子(或称联结词), 包括～(非)、 ∨(或)、 ∧(并)、 → (蕴含)和 ≡ (等值), 理论上可再还原为两个(～、 ∨), 甚至还原为一举两得的单个双功能算子(谢佛算子， 功能上等于两个算子), 但对人不方便(也许对人工智能是合适的), 因此实际上通用5个算子， 这是最低限度的抽象思维基因了。当然， 抽象思维的完整基因谱系里还要加上量词， 还有数学里表达复杂关系的多种函数算子(数学是另一种元语言)。

仅就逻辑算子而言， 如果加以反事实验证就会有重要发现。这里先给个例子：假如没有蕴含算子， 即如果没有“如果-那么”关系， 语言就无法表达推理和因果关系， 也就难以承载理性思维功能了。其底层秘密在于， 如果删除“如果-那么”关系， 思维必定丧失可能性的维度和虚构能力， 也就无法想象在现实之外的所有析取选项， 无法设想不存在的事情， 无法设想自由选择的未来， 进而必定损失理解因果关系的能力， 因果概念将退化为人类学家喜闻乐见的“野性思维”里的相关性或先后关系(ChatGPT也喜欢), 同时还必定损失逻辑分析和推理能力。可见后果极其严重。差不多可以说， 如果从语言里删除“如果-那么”功能， 就不存在理性思维了。不难想象， 如果思维里不存在可能性、 未来、 假设、 因果关系和必要条件等维度， 思维就退化为原始思维。赫拉利(2014)以及珀尔、 麦肯齐(2019)等许多科学家都认为虚构能力是形成人类思维的一个必要条件， 这是很有道理的。他们的这个论点通过删除“如果-那么”算子的反事实验证即可得证。

基于生物学或脑科学的一种流行理解似乎乐意把思维与意识混为一谈。但我倾向于保守的分类， 即意识和思维是两件事情， 比如动物有意识但没有思维， 同时也倾向于维特根斯坦的理解：语言的界限就是思维的界限， 没有语言就无法思考。这意味着， 思维不仅能够意识到各种事情， 还必须能够建构内在于思想自身的思想对象(胡塞尔论点), 即一个由思想建构出来的包含无穷可能性的观念世界。也就是说， 思维的本质是建构性的， 不仅能够反映世界， 更能够自己建构一个观念世界——能够自己想自己要想的事情， 那可以是一个足够丰富的数学系统， 或虚构的文学世界， 或各种理想社会， 诸如此类。意识到“什么是什么”, 只是意识， 不是思维。或者说， 如果关于对象的所有陈述都可以表达为is句型， 就不是思维， 只是对事物的反映。只有超越了“是”而能够思考“不是”的情况， 才是思维。简单地说， 反映存在的意识是意识， 能够思考不存在的意识才是思维。

3. 语言的思维功能创建点， 也是反转点

强迫症就想把事情说两遍：反映存在的意识是意识， 能够思考不存在的意识才是思维。LFC提出了疑问：真有什么思维形式“必需”用语言吗?真是好问题!LFC还给出一个论断：就任何可测试的思维形式而言， 语言并非必需。这个豪横论断也令人赞叹。但我要提出一个不同意见：以否定词为引领的一系列形而上概念， 或许也是哲学家们一直苦苦寻找的先验概念， 就是理性思维乃至任何思维必不可少的形式， 而且是“可测试的”——但不是脑科学的测试， 而是落实为外部行为的功能主义测试。

如果有某些对于思维必不可少的概念的涌现(emerging)导致了形成新物种语言的奇点， 那些概念就同时也是意识变成思维的奇点。可是， 从信号系统演化为语言的突变奇点到底在哪里?信号系统自身不可能自动地导致基因突变(无此内因), 同理， 交流功能也不可能自动演化为思维功能， 一定是原始人的生活“涌现”了某种不可考的奇迹而触发了某些特殊概念的出现。到底是生活里何种原因触发了意识或语言的奇点， 很难推想， 但可以肯定， 在信号系统到语言的演化过程中， 或交流功能到思维功能的演化过程中， 信号的积累性量变不能导致质变， 因此必有发生基因突变的奇点。我的初步猜想是， 当生活的复杂度发展到超出信号系统的处理能力， 就会触发语言的涌现。语言发生的奇迹意味着从猿人到人的奇迹， 等价于或同构于从意识发展出思维的奇迹， 就是说， 从信号系统到语言的突变等于从意识到思维的突变。我无法证明以上假定， 有待科学去证明， 但根据人类思维事实去溯因， 上述假定似乎是合理的， 至少难以找到否证的证据(那种基于范畴错误的证据不算， 比如认为动物也有思维和语言。按此逻辑， 恐怕将来还会认定三叶虫有思维， 甚至植物也有思维， 事情就乱了)。

根据上述设定的方法去寻找语言基因， 首先不妨聚焦于可以直接求证的功能；确定了以功能为寻找目标， 就可采用溯因推理去发现基因演化的“来龙”(溯因推理不能揭示“去脉”, 对未来的预测可采用贝叶斯概率推理), 即试图发现最大可能(尽量逼近必然性的)的来龙线索， 最简单的模式是：给定事实x, 对于x, 存在着x的可能相关项的有限集合{a, b...n}, 相当于x的疑似条件， 假定其中b的相关度最高， 且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排除b, 那么b是x最可能的必要条件， 甚至可期待是充分条件， 相当于原因。同时， 以反事实减法进行反事实检验， 即如此反思：已知事实x, 且x的存在被假定基于有限集合的诸种条件(a, b,c...n), 如果减去其中某个条件比如b而对x的存在几乎无影响， 那么b就是可减省的变量；如果相反， 当减去b, x无法存在或不可能维持“x是x”的状态， 那么在溯因推理中找到的b就被证明为确实是x的必要条件， 甚至可能是充分条件。

前面以蕴含算子“如果-那么”为例说明了意识与思维的差异， 也等于证明了“如果-那么”的概念是思维的一个必要条件。不过， “如果-那么”并非开创思维的第一个奇点， 或许是第二个奇点。按照我的功能主义推想， 生成思维和语言(两者是一致的)的开创性奇点是“否定词”(negation, 简称not), 功能相当于逻辑算子～。赵汀阳(2016)分析了否定词何以成为第一奇点， 细节在此不复述。文中声称否定词是第一个哲学词汇， 这倒是“哲学式”的夸大其词， 准确地说是第一个思维词汇， 意味着意识开始获得自反性， 即反思功能。反思就是思想的起始点， 在获得反思能力之前没有思想， 只有意识， 所以反思是思想的开端。其中秘密是， 思想必须具有能够反思自身的自反性， 使意识自身变成意识的对象， 这样， 意识里才出现必须去想而不仅是必须去做的事情， 简单地说， 意识必须能够空想， 才形成思想。

可以如此设想：假定有一个信号串， 含义相当于it is such a case——这是把语言性质倒映为信号来分析信号， 真实情况的信号串只是s1, s2, s3……, 估计还不能形成it is such a case这个结构化语句。我们要分析的问题是：在否定词被发明出来之前， 没有人能够去反思 “事情未必如此”, 因为意识里不存在“未必如此”的维度， 就像二维生命不可能想象三维的生活。信号给出的信息是去召唤行动， 可以说， 信号几乎都是祈使句， 对信号的回应就是行动。否定词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意识新维度， 否定词在全都等价于肯定句的信号系统里产生了异类句子it is not that case, 造成了不得不去反思的问题。所有等价于“it is...”的陈述都是对外部事物的反映， 而以否定词去创造的句子“it is not...”却不是对外在事实的陈述， 不是对事实的反映， 而是质疑， 并且暗示了其他选项(alternative), 于是在外在事实之外另外创造了意识的内在对象， 创造了一件在世界里“没有的事”, 但在意识内部却“真有此事”, 一个由意识编造(fabricate)出来的否定状态。由此， 意识不得不反思自身制造出来的观念， 思想由此开始。也许会有人指出， 意识自身就能够产生“自我意识”, 即使如此， 自我意识也只是在经验上感知到自己“是”自己， 并没有形成能够研究自身性质的自反性反思， 所以自我意识与反思不是一件事情。反思的能力只能来自对“不是”的发现。所以， 否定词就是开启思维和语言的奇点。

可以设想， 假如从语言里删除否定词， 或从来没有出现否定词， 那么意识就不可能产生超出既定现实的另外选项， 意味着意识永远只有一个实然选项， 即经验有什么， 意识就有什么， 或者说， 意识的尺度几乎等于经验的尺度——真如贝克莱所言“存在即被感知”。没有否定词的意识只有单一维度， 其发展空间受限于“是”格式即实然的单一维度， 不可能提出在经验里没有答案的问题。只要意识受限于经验， 思维就尚未涌现。这或可解释为什么原始人的生活在数十万年间几乎是重复性的， 没有实质突破， 至多是石器越做越好。不知5万年前还是10万年前的天才偶然发明了否定词， 说出了“不是……”, 意识就出现了大爆炸水平的奇点而涌现为思维， 不仅是从意识到思维的突变奇点， 也是信号系统到语言的突变奇点， 甚至是意识空间从一个可能世界到无数可能世界的存在论奇点。我无法罗列否定词蕴含的所有连锁的革命性结果， 就最具决定性的结果而言， 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紧随否定词而来的是可能性的发明。在前思维的意识里， 或在前语言的信号系统里， 只有一个意识维度， 即“是”, 相当于只有实然性一个维度。假设原始人喊出信号gudong!la-lo(设gudong=危险猛兽， la=那里， lo=河边。纯属假设， gudong借用的是童话里的不明危险生物“咕咚”), 虽然没有is的词汇， 但在逻辑上暗含is模式， 比如等价于“河那边来了个怪物是咕咚”。即使原始人看花眼了， 但重要的是信号发出的警告， 至于那个猛兽有还是没有， 不值得研究， 没有就没有， 事情就过去了。信号系统只有祈使功能， 不存在质疑“到底是还是不是”的反思维度。否定词的发明意味着水到渠成地发明了可能性。只要否定了现实之唯一性， 就等于开启了无数可能性， 理论上说， 否定词蕴含了无数可能世界(莱布尼兹意义上的“可能世界”)。这意味着， 否定词在开启可能性维度的同时也创造了无穷性的视域， 意识开眼了， 看到了超出“是”单一维度世界的无数维度的可能世界， 受限于经验的原始意识就突变为自由的思维。因此， 否定词的发明就是意识转变为思维， 或信号系统突变为语言的奇点， 而否定词就是思维的第一基因。

赵汀阳(2016)给出了否定词在语言和思维里绝对优先性的逻辑证据：无论将关系算子还原为5个还是2个甚至1个谢佛双功能联结词， 别的可以替换， 但都必须包含否定词， 否则无法定义其他逻辑算子， 可见否定词不可减省。溯因推理和反事实验证都可证明， 在逻辑上不可能有先于否定词的别的功能， 因此， 在否定词之前， 理性思维是不可能的。由此还可以反推， 在发明否定词之前， 信号系统是一个与生活经验对等映射的系统， 局限于“x是x”的格式， 否定词开启了“不是”(is-not)的意识自由空间而超越了“是”(is)的限制。is的功能就是限定性， 把什么指定为什么， 把什么限定为什么， 其成熟形式是定义， 因此基于is的意识是趋于闭合的， 而is-not意味着可以不是这样， 也可以不是那样， 甚至可以不是所有经验的那样， 于是为思维开拓了无穷空间， 意识因此在经验之外有了无限的意义留白：虽然只看到了一个经验世界， 但可以想到无数可能世界。在存在论上说等于预留或创造了无数个非实在的可能世界。在这个意义上， 否定词的发明是一个“创世性”的事件——如果说上帝创造了“存在”(is), 那么人创造了“不存在”(is-not)。“不存在”的维度也创造了超验性， 不为经验所限的超验性蕴含了无穷性。可能性和无穷性正是思维和语言取之不尽的“存在论资源”, 正是基于可能性和无穷性， 人才能永远想下去， 并且永远有可想的事情。可见， 可能性的发明使得语言和思维具有了无限的繁殖性， 或者说是意义的无限繁殖性。

否定词的发明带来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结果是产生了“未来”的概念(未必是个词语， 而是“未来”的观念)。思想性的未来不是物理学的时间维度， 而属于历史学的时间概念。否定词使思想自动产生了“析取”(∨)的选择功能， 而析取必是对未来的选择(显然不能选择过去), 于是把经验的线性时间变成了分叉路径的时间(借用博尔赫斯的“时间的交叉小径”), 未来变成了树状展开， 每个下一步都变成可以自由选择但要自己负责的难题， 不再是对既定本能和以往经验的自动复制。只要未来可以不是过去的递归后继， 而成为分叉而非连续的或好或坏的新事情， 自然时间里原本迟早到达的“将来”就变成了历史时间里自由选择的预期“未来”。在这个意义上， (预期的)未来先于历史， 并且， 未来创造历史。只有自由的行为才能创造历史， 没有自由的行为只是先前行为的复制性后继， 那是重复的时间， 不是历史。因此， 否定词的发明也是人类历史的开端。

否定词的发明发动的语言和思维连锁革命， 除了上述的可能性、 无穷性和未来意识的涌现， 还继发了许多同样重要的结果。有了否定功能就有了思想的自由， 这是主体性的基础；进而还形成了对话， 之前的信号系统虽有对答形式， 但限于生存信息交流， 而对话除了交流信息， 还包括争论、 反驳和商议等功能， 这是促进理性思维的条件；还有虚构能力， 产生了使人获得先见之明或自欺欺人的预见， 还产生了谎言和谋略， 使生活变得复杂难测；还奠定了逻辑思维的一般形式。尽管逻辑学只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但逻辑思维应该是与语言一起成长的数万年事实。只要有了否定功能(～)与析取功能(∨), 就足以发现推理所需的蕴含功能(→)。有了以上这些功能， 理性思维就差不多万事俱备了， 接下来都是不断的“东风”了。

以上分析试图说明：在信号系统发展为语言的过程中， 发生了多次“物种形成”(speciation)的突破性奇点， 这些奇点改变了信号系统的基因图谱， 使信号变性为语言， 重点是形成了信号系统之所无而专属于语言的新基因。因此， 语言奇点同时也是语言功能的反转点：在前语言的信号系统阶段， 信号的功能的确是交流；但在语言奇点之后， 信号变性为语言， 语言的根本功能就变成了思维， 同时遗传了交流功能， 而思维功能的独立性意味着思维功能是新增的。假如人类只剩下一个人或是一个人工智能， 长生不老但绝对孤独， 他将继续使用语言去思维， 但不需要交流， 就是说， 在失去交流的情况下， 语言仍然保有思维功能(当然， 思维也可以在广义上理解为“与自己交流”)。这里的论证部分同意论文LFC的观点， 即语言的原始基因是交流， 并且交流先于思维；但也部分不同意LFC的观点， LFC没有考虑到语言奇点也是语言功能的反转点， 在发明了否定词之后， 语言的根本功能就反转为思维了。在此我想补充一个经济学或生物学的论证(不知是否可靠): 人类的天然目的是生存， 凡是有利于生存的事情或对于生存有着最大效益的事情就获得优先性， 语言创造的可能世界蕴含着远超实然信息的巨大能量， 有着难以置信的创造潜力和知识生产能力， 把人类变成世界的主体， 创造了文明， 从而彻底改变了生活， 于是， 思想的最大化效益诱惑确立了思维功能在语言里的优先性。考古学的证据也可以说明， 大概在语言的形成时期， 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也进入革命性的加速演化， 与前语言信号时期长达数十万年几乎没有变化的生存状态形成明显对比， 这意味着， 人类的创造性演化与语言的形成和思维的形成之间有着十分显著的相关性。

似乎还需要为传统的语言概念给出一个辩护。信号系统与语言的两分传统之所以更为合理， 是因为语言终究是一个文明现象， 不能还原为生物或物理现象， 那样的还原会损失太多性质。即使脑科学能够证明语言活动的脑神经表达与信号活动的脑神经表达是相似的， 也不能证明信号和语言是同一物种。其实， 在物理或生物还原上表现出来的相似性不足为奇， 任何事物只要还原为物理活动或化学活动， 都会呈现出相似性， 恐怕爱因斯坦的脑神经在物理或化学现象上与大猩猩也有惊人的相似性， 或者， 达芬奇的画与我的画在物理性质上也相差无几。可是爱因斯坦或达芬奇的思想意义在物理性质里消失了。无法物理还原的事情并非不存在， 而是存在于无法还原的高维度里， 所以不是可省略的变量。还原论早已暴露出局限性， 当代新科学， 比如复杂科学， 更证明了还原论并不具有普遍有效性， 不能滥用， 只能有条件地使用， 即使在物理现象上， 还原论也无法解释物理系统的“涌现”(emergence)。可以说， 凡是属于价值和意义的事情， 都不适合使用还原论， 尤其不能使用物理主义的还原论。价值和意义的谜底只在非物质的维度里， 解铃还须系铃人， 价值和意义终究只能在精神系统内去解释。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 信号系统和语言虽有连续遗传基因， 但在物种上已发生变异， 两者的基因差异和物种隔离已经大到不可还原， 类似于动物之间的“生殖隔离”。最大的差异在于， 信号系统不能思维， 仅限于交流。无论多么发达的信号系统， 其表达能力的最大限度是形成有语境的信息串， 而不能产生系统化的知识和思想。因此， 显然不能因为语言遗传了交流功能， 就认为语言的主要功能也是交流。正如前面论证的， 语言经过基因突变获得了思维功能， 而思维功能有着更大的意识能量；哪一种功能具有更高效率， 就会发展为主导功能， 这应该符合演化规律。

LFC关于思维可以不需要语言的论点借用了脑科学的一个实验结果， 即语言和思维在大脑里的运作并不在同一个区域， 这似乎证明了思维可以不需要语言。下这个结论可能太过匆忙了， 脑测试显示的与其说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不如说是信号与意识的关系， 因为那些脑测试并没有显示推理或分析的脑波， 只显示了意识对语言信号的反应， 并不是意识对复杂思维的语言活动的反应。复杂思维与信号反应有着根本差异， 那些被重复性的生活场景和日常行为锁定了的语言表达很可能已建立了相当于刺激-反应模式的信号-意识的自动化反应， 其即时的自动化反应几乎类似于见到强光就闭眼， 并不需要启动思维区。日常交流中说出的家常话、 指令、 闲话、 套话、 废话甚至情感表达， 几乎是不动脑筋的或不过脑的， 这些套路化的活动与脑测试一致就不足为奇了， 但这些情况不能代表承载复杂意义的语言和思维。科学至今也没有能够充分认识大脑的运作方式， 还没有真正破解大脑的秘密， 因此， 有限的脑测试还不能作为关于思维的证据。即使大脑有着分别运作的语言区与思维区， 也不足以断言语言区和思维区之间不存在尚未破解的量子式关系， 更不足以推出语言不是思维的工具或思维不需要语言的结论。大脑各区域之间不可能没有同步配合， 否则大脑就不需要形成一个系统， 而是像章鱼那样有若干个神经中枢了。

人类要思考抽象的、 超出经验的、 变量关系复杂的事情， 就一定需要语言为之“赋形”(form-giving), 需要抽象概念、 逻辑和数学关系， 就是说， 语言具有“赋形”功能， 语言把抽象关系变成“有形的”因而成为“可见的”对象。因此， 似乎有理由猜测， 分别动用抽象思维与经验思维的大脑运作模式可能非常不同。即使是不识字儿童的思维， 也不足以说明语言与思维无关。儿童口语虽然简单， 至少也使用了否定、 分类以及析取的思维功能， 而这些功能只存在于语言中， 是语言对抽象关系的赋形结果， 是经验中所没有而由语言创造出来的思想对象， 并不属于经验感知的形式——我们在感性经验里看不见否定、 分类以及析取。因此我怀疑LFC讨论到的“思维”其实只限于经验感知水平的意识， 并不是理性思维。而只有理性思维才能够代表人类思维水平。

我还想提出一个更彻底的论证：如果思维要知道自己到底想了什么， 或想得对不对， 就必须反思自身， 就需要把思想自身对象化， 而要实现思想自身的对象化， 只能在语言中去实现——因为不存在别的形式。因此， 至少可以说， 反思的思维与语言活动必定是一体的， 语言是理性思维或复杂思维的必要工具。至于情感或知觉的对象化， 确实在歌唱或绘画里就可实现， 不需要语言， 但思想的对象化就只能实现为语言。让一步说， 不需要语言的思维或许有， 但一定不是那种能够思考任何事情的理性思维， 或者， 如果真有一种只以交流为功能的语言， 那一定不是能够表达一切事情的成熟语言。

4. 语言的自反性以及意义繁殖性

作为思维工具的语言达到成熟的标志是具备两种系统性的特征：自反性， 还有意义的无限繁殖性。语言能够把自身当成分析对象， 此种自反性就是语言成熟的标志， 也是思维成熟的标志。当思维能够通过语言反思自身， 天底下就没有什么不能思考的事情了， 随之就获得无穷的意义繁殖性， 语言或思维就获得了无穷能力， 以至于能够表达所有可能世界。

用语言表达外部事物， 或外部世界成为语言的对象， 是早到不可考的事情。从早期文明遗存下来的伟大文本可以反推， 人类早就讲述自然或人事的各种奇迹， 还断言了关于世界的许多可疑的“真理”。随着词汇越来越丰富， 表达式越来越复杂， 语言就有必要去解释自身， 必须能够自我识别、 确认和解释自身系统内每个元素的意义以及规则和用法的一致性， 否则无法形成一个有效的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概念)。试想假如在语言里出现了语言自己无法辨认和解释的许多概念和用法， 语言就破碎了， 系统崩溃了， 就像一个人居然不知道自己是谁， 不能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 一般就会被诊断为神经病或痴呆症。可见， 语言对自身的解释， 即语言的自反性， 是语言成为语言的必要条件。通常自反性的落实有两个路径。

一个路径是在自然语言内部形成自反性， 典型成果是词典(包括各种类型), 可称为“词典路径”。词典的策略是用自然语言去解释语言系统内可能出现的任何现象。这意味着， 任何一个词(概念)的含义在语言内部都能够被解释——理论上的极限是定义， 但定义难度高， 实际上难以做到对每个概念都形成良好闭合的定义。不过， 对任何词汇或概念形成可识别的有效解释就基本够用了， 足以保证每个词汇和概念成为语言系统内的合法成员。有时会存在某些有争议的歧义概念、 多层含义负荷的概念、 暗喻型或意象型的发散概念及尚未定型的新概念， 即使未能形成充分的解释， 也至少能够兑换为一组相关描述， 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理论， 至少能够标注为语言游戏中的一组“用法”, 也就具有基本识别性。例如“天、 道、 仁、 境界”, 或eidos(理念)、 gnosis(灵知)、 aura(灵氛), 甚至modernity(现代性)、 contemporariness(当代性)、 historicity(历史性)之类的人文概念， 就缺乏足够严格的定义， 但可以兑换为一组非闭合的解释或用法而形成理解。

既然每个词或概念都能够在语言系统内部被解释， 就意味着语言具有反思自身的能力， 这种自反性形成了语言系统内部的“对话先验结构”: 每句话都先验地预期至少有另一句话是其有效的应答或有效解释。语言系统的对话先验结构正是交流功能的先验条件， 交流功能只是对话先验结构的外用方式。如果语言在其内部不能回答自己的话， 就不可能用于外部的信息交流。当人类能够以语言解释语言， 就意味着意识以语言为形式发生了思维活动——如果思维与语言不是步调一致的， 何以知道一个概念需要什么样的解释?又何以知道哪些概念可以解释另一些概念?或何以知道哪些含义与另一些含义是等价的?或何以知道如何限定某种意义而不会混淆是非?语言能够对自身进行解释， 应该是语言与思维一致性的又一个证据。如果语言没有内向的自反功能， 就不存在思想， 语言本身就是思想的反思形式， 因此， 内在于语言的对话先验结构就已经证明语言是思想的形式。我甚至疑心所谓“不需要语言的思维”是一个错觉， 即使只用意象去思维， 很可能也暗中借用了由语言塑造的一般思维方式。比如说， 不用语言的思维也不可能不使用等价于“并非、 或者、 并且、 如果、 等值”的逻辑关系， 否则甚至不可能知道如何安排意象的关系。

语言反思自身的另一个路径是在自然语言的外面(但仍然在语言的里面)创造一种人工语言作为元语言来反思语言系统的整体性质， 可称为“元语言路径”。能够用一种语言去创造另一种语言， 这更是语言即思维的一个证据。元语言通常是但并不必须是形式化或符号化的语言(比如数学和数理逻辑), 也可以是经过非自然方式重新组织的“不太正常的”自然语言(比如古典逻辑和令人讨厌的哲学语言), 但它们都是元语言。虽然语言的先验对话结构即自反结构保证了任何一个概念或句子都能够被另一些概念或句子所解释， 但语言系统的整体性质却无法在自然语言系统内部被反思， 类似于眼睛看不见自身， 于是需要制造某种与自然语言拉开距离以便“远观”的元语言来反思语言的整体性质。虽然自然语言也可以充当自身的元语言， 但有个小缺点， 如果元语言与对象语言是同一种语言， 就无法拉开距离而容易产生意义纠缠的自指(self-refe rence)或悖论， 当然， 这个小缺点不算什么。思想能够用语言创造出元语言， 这个事实进一步说明了语言与思维有着不可分的互动关系：语言创造思维， 思维也反过来创造语言。

元语言的最早努力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一个难以置信的伟大成就), 还有《易经》的方法论(一种神奇的元语言)。亚里士多德逻辑的伟大之处显而易见， 无需解释。关于《易经》, 需要略加讨论。《易经》六十四卦是一个奇怪的符号系统， 各种解读往往更奇怪。无论《易经》多么难以解读， 但解读为测算命运的密码肯定不靠谱。所有伟大的书， 即使是宗教的教义， 都不是迷信， 因为迷信缺乏思想深度， 不值得也不可能凭此成为千古传颂的文本。莱布尼兹将《易经》解读为最早的二进制系统， 未必为真， 或是过度诠释， 但解读方向却很有意义， 即《易经》的符号系统是一种元语言。正如二元对立真值是逻辑用来建立推理模式的最简练或最大效率的取值， 《易经》的二元互补关系是用来建立动态模型的最简练或最大效率的互动结构。在这个意义上， 《易经》的系统并不离奇， 就是一种有些不寻常的元语言。不言而喻， 最成功的元语言是数学语言， 它不仅能够表达几乎所有思想关系， 能够检查任何系统的性质， 而且创造了自然语言中所没有的许多超验对象， 例如0、 无理数、 超越数、 连续统、 无穷集合、 实无穷， 等等。这又进一步说明， 以语言为工具的思维能够发明一些并非用于交流而主要用于思想的高阶语言。

结论是， 语言的自反性是语言成为成熟语言的一个根本性质， 而语言的自反能力正是语言是思维工具的证明。在此， 成熟语言的意义无穷繁殖性已经无需解释了， 只要一个语言系统具有自反能力， 总能够找到一些概念或语句来解释任何新概念或新语句的意义， 就自动拥有了无限生成意义的能力， 这个语言系统至少是一个康托式的“实无限”的系统。我相信语言的自反性和意义无限繁殖性已足以证明语言与思维的一致性。

【参考文献】

赫拉利，尤瓦尔著，林俊宏译，2014,《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Sapiens: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北京：中信出版社。

珀尔，朱迪亚、 达纳·麦肯齐著，江生、 于华译，2019,《为什么：关于因果关系的新科学》 [The Book of Why:The New Science of Cause and Effect]。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赵汀阳，2016,第一个哲学词汇 [The first word of philosophy]。《哲学研究》第10期，101-109页。

赵汀阳，2023a,《一个或所有问题》 [One or All Problems]。北京：三联书店。

赵汀阳，2023b,《寻找动词的形而上学》 [In Search of a Metaphysics of Verbs]。北京：三联书店。

Fedorenko,Evelina et al.2024.Language is primarily a tool for communication rather than thought.Nature 630,575-585.

注释

(1)“奇点”(singular point或singularity)原来在数学上指方程中某些项变为无穷大的情况,在天文学上用来描述黑洞,后来在人工智能领域被定义为机器智能在各个维度上都赶超人类智能的时刻。

原载：《当代语言学》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