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董仲舒在两汉经学中有着奠基性的地位。正是因为他提出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思想才使得儒家由先秦的一家之学变为西汉政治的独尊之学，从而对两汉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在儒家经学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儒家经学对于当时的政治实践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

董仲舒生活的时代，正是汉代制度逐渐确立的时代。对于董仲舒的生卒，《史记》《汉书》都未有明确的记载。因此，历来研究者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如苏舆《董子年表》认为董仲舒生于汉文帝元年（前179年），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1]。周桂钿认为董仲舒生年当在公元前200年至前196年之间，卒年当在公元前107年至前104年之间，寿命90多岁[2]。美国学者桂思卓在中国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董仲舒生于公元前195年左右，卒于公元前105年左右[3]。这与周桂钿的看法接近。其实这些看法都是推测之词，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得出董仲舒的确切生卒年月，除非有新的史料发现。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董仲舒生活时代的了解。

《汉书·匈奴传》称董仲舒“亲见四世之事”，据此，董仲舒至少经历了惠、文、景、武四朝。根据《史记》《汉书》儒林传的记载，董仲舒在汉景帝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博士了。《汉书·五行志上》说：“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这说明董仲舒真正登上历史舞台是汉景帝时，而其对当时政治产生重要影响则在汉武帝对策之后。

汉武帝即位之后，先后发动了三次举贤良对策的活动，分别是建元元年、元光元年和元光五年。对于董仲舒对策的时间，学界尚有不同的看法1，其中以元光元年的说法最为可信。武帝之所以举贤良对策，其主要目的就是如何治理才能让国家达致天下太平。这一点可以从当时所发的举贤良诏书中看出。如元光元年五月诏书说：“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虖，何施而臻此与！”（《汉书·武帝纪》）在武帝看来，三代的尧舜、周代的成康当政时期都是历史上有名的盛世，都是他应效法的对象。他诏举贤良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唐、虞、成、康那样的盛世，“上参尧舜，下配三王”。在《汉书·董仲舒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筦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谬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这同样以五帝三王为楷模，以桀纣为教训，欲实现古代盛世所谓的“王道”。

可以看出，在武帝看来，当时汉代立国虽然已经六七十年，但远没有达到尧、舜那样的太平盛世。这不仅是武帝的看法，董仲舒在对策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汉代是在推翻秦代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秦代是一个相当残暴混乱的朝代。汉代要想在这样一个满目疮痍、混乱不堪的基础上实现王道是相当困难的。在董仲舒看来，汉代如果想得到好的治理，必须改制、更化。所谓改制、更化，就是改变秦制，实现汉制。

对于武帝的策问，董仲舒用春秋公羊学的理论予以回答。他认为实现王道的关键在于知道天道，天道任德不任刑，因此，治理国家也应以德教为主，刑法为辅。这实际上就是改变以法为主的秦制，实现以德为主的汉制。在第二次对策中，董仲舒进一步申明了他的改制思想，认为“《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秦朝的灭亡在于“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不以文德教化天下。董仲舒认为，汉武帝当时虽然并有天下，内外率服，有太平之致的景象。但一般老百姓并没有感受到这种太平景象，关键在于“王心未加”。如果加以“王心”，那么就会实现三代的王道。那么如何加以“王心”呢？董仲舒认为在于“兴太学，置明师”，以教养士人，然后就可以得到优秀的人才。任用这样的优秀人才就可以宣化君主的德教，使老百姓感受到君主的恩泽。在第三次对策中，改制思想仍然是董仲舒论述的重点。他说：“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捄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捄，当用此也。”捄者，救也。在董仲舒看来，道是没有弊端的。弊端的出现只是道的偏失。因此，三王虽有不同，然皆是救弊扶衰的结果，都是顺应天命的表现。因此，王者的改制仅仅是名称上的变化，对于道的实际并没有改变。在董仲舒看来，当时汉代在大乱之后，应该“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董仲舒认为忠、敬、文代表三种不同的政教方式，三者处于循环关系，前者如有弊端，就会用后者进行救治。汉代处于周、秦大乱之后，因此，要用夏代的“忠”来进行救治。

二

董仲舒通过《天人三策》得到汉武帝的欣赏，在最后一次对策中，董仲舒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在董仲舒看来，春秋公羊学所提出的“大一统”思想是亘古不变的法则。他认为要改变当时思想纷杂、法制屡变的情况，就要以儒家思想作为指导，这样才能使政治一统、法制清明，从而让老百姓的思想和行为有所顺从。

在董仲舒之前，西汉的儒者就已经开始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争取正统地位，虽然得到一些上层阶级的青睐，但遭到了黄老道家、刑名法家等思想的排斥，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而董仲舒的对策则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汉书·董仲舒传》说：“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可以看出，当时朝廷对董仲舒是非常重视的，其所提倡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思想在实践上也得到了一些落实，如设置学校之官、推举孝廉等。因此得到了刘向、刘歆的高度评价。刘向称赞董仲舒有“王佐之才”，即使与伊尹、姜子牙相比也毫不逊色，更别提管仲、晏子等人了。刘歆虽然不同意其父的评价，但也说：“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汉书·董仲舒传》）

从后来的影响来看，刘歆的评价更为公允，因为董仲舒的影响并不在于他的政治才能，而在于他的思想层面。论政治才能，他不如同为春秋公羊学出身的公孙弘更能得到汉武帝的青睐。公孙弘因为对策，被汉武帝擢为第一，拜为博士。后来还被任为丞相，封作平津侯。公孙弘的上位也促使了春秋公羊学的兴盛。《汉书·儒林传》说：

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

这是谷梁学与公羊学的一次交锋。瑕丘江公是申公弟子，其所传为谷梁学，董仲舒则是当时公羊学的代表。董仲舒这次胜利虽然因为有着口才方面的因素，但更深层的因素是因为汉武帝更加倾向公羊学。这也是汉武帝当时提拔公孙弘的原因。而公孙弘也知道汉武帝的喜好，因此最终采用了董仲舒的公羊学，从而造成了公羊学兴盛的局面。据《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记载，董仲舒的弟子和后代很多都因公羊学而进入仕途，其中不乏位居高官者。《史记·儒林列传》说：“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根据《汉书·儒林传》的记载，除了上面所说，董仲舒的弟子还有嬴公，在汉昭帝为谏议大夫。嬴公又授孟卿、眭孟，眭孟的弟子当时多达百余人，著名的有严彭祖、颜安乐，二人皆居大官，又专门为学，当时位居朝廷的春秋公羊博士即是二人。到了光武中兴之时，所立春秋博士仍为严、颜二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博士一职，本沿袭秦制。然秦朝博士不限儒生，多杂百家之学。西汉博士之设，始于汉文帝，当时置一经博士，唯《诗》而已。景帝之时，复增《春秋》博士，胡毋生、董仲舒皆居其职。至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经博士，当时《春秋》博士亦由胡、董二人掌管。但到了汉武帝之后，汉代的春秋学博士就成为董仲舒一系的春秋公羊学了。这说明董仲舒的公羊学对其以后的春秋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不仅公羊学如此，自汉武帝任用公孙弘、董仲舒之后，整个经学都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史记·儒林列传》说：“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从而造成了“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的局面。《汉书·儒林传》也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藩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博士弟子的数量也不断增加。汉代前期博士弟子仅数十人，不足百人。汉昭帝时则增至百人，其后也不断增加，多的时候达至三千人。《汉书·儒林传》说：“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经学兴盛的局面。

三

当时经学的影响还反映在政治实践上。董仲舒本人就重视用春秋学处理现实问题，这一方面表现在他运用《春秋》思想来讨论政治，如汉武帝建元六年辽东高祖庙、高祖园发生火灾，董仲舒就根据春秋公羊学来加以解释并给汉武帝谏言。他说：“《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是故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天地之变，国家之事，粲然皆见，亡所疑矣。……今高庙不当居辽东，高园殿不当居陵旁，于礼亦不当立，与鲁所灾同。其不当立久矣，至于陛下时天乃灾之者，殆亦其时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汉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继二敝之后，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难治甚矣。又多兄弟亲戚骨肉之连，骄扬奢侈恣睢者众，所谓重难之时者也。陛下正当大敝之后，又遭重难之时，甚可忧也。故天灾若语陛下：‘当今之世，虽敝而重难，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云尔。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在内不正者，虽贵如高园殿，犹燔灾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罪在外者天灾外，罪在内者天灾内，燔甚罪当重，燔简罪当轻，承天意之道也。”汉武帝当时虽然没有听取董仲舒的建议，但后来发生了淮南王、衡山王谋反的事情还是让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让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治淮南狱，可以根据《春秋》之义决断，不必向上汇报。

除了运用《春秋》讨论政治外，董仲舒还运用《春秋》处理诉讼案件。在《春秋繁露·精华》中，董仲舒就此有所论述：“《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是故逄丑父当斮，而辕涛涂不宜执，鲁季子追庆父，而吴季子释阖庐。此四者罪同异论，其本殊也。俱欺三军，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诛或不诛。听讼折狱，可无审耶！故折狱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狱而非也，暗理迷众，与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顺，故君子重之也。”这是说，《春秋》治狱主要根据所发生的事情来考察其犯罪的动机。很多事情表面看来相似，但其背后的动机却不同。因此要根据动机来断定其犯罪的轻重。如果断案公正则能使道理更加明白，从而有助于教化。反之，如果断案不公正，则使道理更加昏暗，这样老百姓就会更加迷惑，同时也无助于教化。对于“《春秋》决狱”如何操作，董仲舒还写了《公羊董仲舒治狱》一书，但此书已经佚失。从现存的材料来看，其治理案件的依据即是《春秋公羊学》。如杜佑《通典》六十九卷记载：“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诏不当坐。”

董仲舒这种通过《春秋》议政、决狱的思想对两汉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遇到很多政治问题，都根据《春秋》来断定是非。如汉昭帝时发生了冒充卫太子的事情，当时城中很多人观看，丞相、御史等大官不知如何处置。京兆尹隽不疑到了后让人把其抓起来。当时有人说，是非还没有弄清楚，先不要处置吧！隽不疑回答说：“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于是就把冒充卫太子的人送到监狱了。当时官僚士大夫在议论政治时在很多时候都引用《春秋》以作为根据，如：

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汉书·路温舒传》）

博士徐偃使行风俗。偃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还，奏事，徙为太常丞。御史大夫张汤劾偃矫制大害，法至死。偃以为《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颛之可也。汤以致其法，不能诎其义。有诏下军问状，军诘偃曰：“古者诸侯国异俗分，百里不通，时有聘会之事，安危之势，呼吸成变，故有不受辞造命颛己之宜；今天下为一，万里同风，故《春秋》‘王者无外’。偃巡封域之中，称以出疆何也？且盐铁，郡有余臧，正二国废，国家不足以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万民为辞，何也？”（《汉书·终军传》）

时匡衡议，以为“王者存二王后，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统也。其犯诛绝之罪者绝，而更封他亲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义，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绝”。（《汉书·梅福传》）

御史大夫贡禹、博士匡衡以为《春秋》之义“许夷狄者不一而足”。（《汉书·陈汤传》）

（严）助侍燕从容，……上问所欲，对愿为会稽太守。于是拜为会稽太守。数年，不闻问。赐书曰：“制诏会稽太守：君厌承明之庐，劳侍从之事，怀故土，出为郡吏。会稽东接于海，南近诸越，北枕大江。间者，阔焉久不闻问，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从横。”助恐，上书谢称：“《春秋》天王出居于郑，不能事母，故绝之。臣事君，犹子事父母也，臣助当伏诛。陛下不忍加诛，愿奉三年计最。”诏许，因留侍中。（《汉书·严助传》）

以上所引《春秋》多为《公羊》之说。路温舒所说“大一统”显为《公羊传》。徐偃所说“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颛之可也”，本于《公羊传》庄公十九年“大夫受命不受辞，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终军《春秋》“王者无外”之说则出自《公羊传》隐公元年、桓公八年、僖公二十四年、成公十二年。匡衡所说“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绝”中的“绝”也是《公羊传》常用的笔法，如桓公六年说：“陈君则曷为谓之陈佗？绝也。曷为绝之？贱也。”桓公十六年说：“卫侯朔何以名？绝。曷为绝之？得罪于天子也。”等等。“许夷狄者不一而足”则出自《公羊传》文公九年。严助所说“《春秋》天王出居于郑，不能事母，故绝之”则本于僖公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郑。王者无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这只是当时引用《春秋》议论政治的一部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春秋公羊学在当时的影响。非独春秋学如此，其余诸经也有着类似的功用。正如皮锡瑞所说：“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4]

董仲舒的春秋学对两汉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把阴阳五行思想引入儒家经学之中，不但对春秋学本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易学、诗学、尚书学、礼学等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从董仲舒之后，儒家经学真正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儒家学者也有了通往国家权力机构的正当途径，从而对国家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475-491.

[2]周桂钿.董学探微[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11.

[3]桂思卓.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M].朱腾,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266-273.

[4]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90.

【注释】

1关于董仲舒对策之年的讨论，可以参考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周桂钿《董学探微》、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等书，以及苏诚鉴《董仲舒对策在元朔五年议》（《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岳庆平《董仲舒对策年代辨》（《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等论文。

原载：《衡水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