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宋学”本是一个传统经学的概念，具有经学史上分期、分派的意义。在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中，陈寅恪首先提出“宋学”,是指宋代的文化。在后来的“宋学”研究中，“宋学”成为了一个史学概念，主要是研究者从史学的角度，尤其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宋代儒学做的历史的研究，他们所预设的前提甚至反对的目标，主要是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对宋明理学的研究。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宋学”研究，围绕“宋学第一人”展开的争论，典型地体现出两种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对于宋代儒学以及理学的不同态度。总结、梳理这两方面的研究，探讨思想史与哲学史两种研究范式各自的来源、功能及其局限，无论对于“宋学”研究，还是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入，都是极有裨益的。

在中国传统经学史与学术史上，“宋学”与“汉学”相对，是指宋明时期的经学。但自清儒挑起“汉宋之争”后，汉学重考据，宋学重义理，汉宋之争也就是考据与义理之争，成为了研究经学两种不同方法和理路的分争。“宋学”又成了重义理的代称。这样看来，“宋学”主要有经学史上分期、分派意义上的和经学史上方法论意义上的两种含义、两种用法。这两种对“宋学”的不同理解，在近现代以来的学术史上都有回应。但在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中“宋学”又有了新的含义，而且在近些年来的学术界也引起了比较激烈的争论。围绕着“宋学”的内涵与外延，“宋学”所指称的学术范式和方法，以及与此相关的不同学科范式之间的讨论和争辩，不但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宋学”,而且对于推动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宋学”虽然在传统学术史上是个经学概念，但是20世纪学术史上提出的“宋学”,则是一个史学概念。

我们说“宋学”是一个史学概念，首先当然是由于这个概念出自史学界，现代学术史上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陈寅恪于1943年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作序时提出的：“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1距离陈先生提出“宋学”概念四十余年后再次提出“宋学”的邓广铭，更是现代宋史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此后力主“宋学”研究的主要也都是邓先生的门生弟子，都是宋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学术界成立的以研究宋学为主的研究机构，其研究的主体也是以宋史为核心。

其次，也是最为重要的，“宋学”作为一个史学概念，是研究者从史学的角度，具体说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宋代儒学做的历史的研究，其潜在的针对目标正是以哲学的方法研究理学。这在陈寅恪对宋代新儒学产生的历史过程所做的研究中有清晰的反映，他所针对的正是以冯友兰为代表的从哲学史的立场对理学的研究。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率先提出“宋学”并且亲自实践了“宋学”研究的，也主要是历史学家。他们所预设的前提甚至反对的目标，主要是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对宋明理学的研究。在历史学家看来，中国哲学史界研究宋明理学，在方法上采取哲学的方法，以概念的分析和义理的阐发为主，这样就使理学脱离了与当时社会的内在联系；在内容上以理学为主，窄化了宋学磅礴丰富的内涵。因此，他们以思想史的路径对“宋学”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同时也同哲学史界产生了一定的争论。

总体来看，思想史和哲学史对于宋代儒学持不同的角度和立场，自然也就得出了不同的看法，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般而言，本源决定性质。因此，谁才是宋代新儒学的真正开创者，谁在“宋学”的发展过程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和起过最为关键的作用，在这两种不同方法的照射之下也就有了不同的结论。因为这个问题关涉到对宋代儒学的整体走向、宋代儒学的精神特质等宏观问题的理解和定位，因此我们以此为例，来说明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围绕“宋学第一人”展开的“王(安石)范(仲淹)”之争，尤其是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从传统的以“三先生”、周敦颐为开端的叙事脉络，到重视范仲淹，对于哲学史研究带来的启发与意义。

一、思想史视域下的“宋学第一人”

邓广铭一生研究王安石，对王安石及熙宁新法评价颇高。正如学者所指出的，1949年之后，“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王安石变法并产生较大影响、成绩最卓著的学者，当推邓广铭和他的门人漆侠先生”。2他们对王安石的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一直贯穿于他们50余年的学术生涯，如此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在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上可以说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3就现代史学七十多年来的王安石研究史来看，也是几经起伏，各有时代特色，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评价来说，有肯定说，有否定说，有不完全肯定说；也有从完全肯定到“尊马抑王”的变化，鲜明地反映出史学界在这几十年来的变化。在这个史学潮流变化的过程中，邓广铭和漆侠先生属于旗帜鲜明的肯定派。

由于“宋学”的提倡者邓广铭和漆侠一生致力于王安石的研究，且对王安石评价非常高，因此他们研究“宋学”,自然就重王安石新学而贬低二程洛学。首先，他们坚定地认为，王安石才是“宋学”的开创者。邓广铭认为，王安石是“宋学”建立方面最为重要的人。从北宋儒学发展的整体进展来看，“从其对儒家学说的贡献及对北宋后期的影响来看，王安石应为北宋儒家学者中高居首位的人物”。4而一般哲学史、儒学史重点研究的理学，按照邓广铭的看法，北宋时期还没有形成一个流派，张载、二程等人尽管在北宋后期也都收徒讲学，但“还远远没有形成一个学术流派，自然更不能说它对整个北宋一代产生过什么支配作用了”。5

漆侠尽管也认为，“在宋学建立阶段，范仲淹有其不可磨灭的重大作用。范仲淹不仅是庆历新政的核心人物，而且也是宋学建立阶段的组织者和带头人”,6但是，漆侠又根据王安石的女婿蔡卞所写的《王安石传》中说的：“(安石)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云”,“由此看来，北宋一代的道德性命之理首先是由王安石开创的”。7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看出，漆先生的观点是，范仲淹是宋学创立阶段的“带头人”,但就“宋学”的整体发展来看，还是王安石的作用更为重要。尤其是宋学的核心内容“道德性命之学”,就是由王安石所开创的。因此，漆先生的看法和邓先生也是一致的，并不矛盾。

其次，荆公新学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其身后，影响都是其他学派所无法相比的。他们指出，“王氏学独行于世者六十年”,王安石新学在北宋后期长期居于官学统治地位，直至南宋孝宗乾、淳以后，随着道学的逐渐兴盛，王学在全国教育体系以及士人中的影响才逐渐褪去。而新学的被彻底否定则要到南宋理宗淳祐以后了。与新学相比较，二程洛学在北宋时期只在民间传播，且影响不大。到了南宋时期，理学尽管独立成派，影响也逐渐扩大，并出现了像朱熹、陆九渊这样有影响的理学家，“然而理学家们的声势仍然未能笼盖了当时的学术界，与之并驾齐驱的，至少就可举出重视经世致用之学的浙东学派，以及专重史学的蜀中的李焘、李心传、王称、彭百川等人”。8由此可见，他们不但要尽量淡化、弱化一般所认为的道学在南宋已是“一枝独秀”的印象，而且还认为新学和理学在南宋地位此起彼伏的变化，并不是二者理论本身交锋的结果，而是南宋时期在各种政治力量的交错变化之下，在南宋时期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变化之下，才导致的结局。

此外，余英时的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尽管和漆侠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不同，但也认为在北宋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进入第二阶段即以政治改革为主的庆历至熙宁时期，“王安石的新学则代表了这一阶段的儒学主流”,9而且还把朱熹时代的政治文化称作“后王安石时代”,也是突出了王安石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以历史为主的思想史研究路径对于宋代儒学发展的判断基本是一致的。10

既然树立了王安石为“宋学第一人”的看法，那么传统理学史上以周敦颐为“道学宗主”的地位就必须要加以评判。邓广铭先生考证了周敦颐的学术师承，认为：“周敦颐的《太极图》和《通书》,都是他本人深造自得的著作，而决非受之于穆修的。从他的著作的内容看，知其学术思想受道家的影响必甚大，但他与陈抟、种放等人之间也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传授关系。至于他究竟受学于何人，则于史无征。”尽管邓先生承认了《太极图》为周敦颐所做，这样就否定了周敦颐的思想来源于道教这样的看法，但同时，他又通过详细的考证，说明二程也非周敦颐学术思想的传人。“在宋人的记载当中，也找不到周敦颐与其同时代的主要学人互相商讨、切磋学术问题的痕迹”,这样，通过溯源周敦颐思想的源与流，邓广铭认为，“周敦颐在其时代的儒家学派当中，是根本不曾占有什么地位的”。11这一结论依然还是否定了周敦颐在宋代儒学复兴过程中的地位和贡献。而漆侠的研究中根本就没有提及周敦颐。

二、哲学史视域下的“宋学第一人”

“宋学”研究者高度评价王安石变法，同时也都认为王安石是“宋学”的开创者，这样就自然贬低了理学。而这又是理学研究所不能接受的。从哲学史尤其是理学史的研究来看，有一批学者有意识地抬高范仲淹的地位，以此来与史学界重视、表彰王安石相抗衡。蒙培元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理学的演变》虽然是一部研究理学发展史的著作，但这部书其实关注的不是理学发展的历史过程，而是哲学观念的演变，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史著作。蒙先生一开篇就指出，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是“由范仲淹、欧阳修以及胡瑗、孙复、石介等人开其端”的。12在后来新版的“绪论”中，蒙先生更加明确地指出：“北宋初年的儒学运动，是以‘庆历新政’为背景而发展起来的。当时以社会改革家范仲淹为中心，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为社会改革制造舆论，从经济、政治、教育、文学、史学、哲学等各方面掀起了一股改革思潮，为理学的形成扫清了道路，作了直接准备。”13蒙先生还指出，范仲淹是“宋代理学的倡导者”,欧阳修也是“理学思潮的重要人物”,14由此可见，他对理学持一种广义的看法，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都算作理学家。这里的理学其实也相当于宋代复兴的新儒学，也就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宋学。这也说明，在宋代儒学复兴的过程中，或者宋学的形成过程中，蒙培元充分肯定了范仲淹的作用。有必要指出的是，蒙先生将范仲淹、欧阳修甚至司马光等人都算作理学家，但他在谈及理学兴起这一阶段的时候，却没有提及王安石。这一对比也是很有意义的。

由汤一介、李中华主编，陈来、杨立华、杨柱才和方旭东执笔的《中国儒学史》“宋元卷”中，将“三先生”放在“绪说”,作为北宋前期的儒学，而以范仲淹为第一章。15这部儒学史既非宋学史，也非理学史，而且书中既没有范仲淹为宋儒第一人这样的讲法，也没有太多述及范仲淹对于宋代儒学的贡献与意义，但将他排在宋代儒学的第一位置上，仅从这样的章节设计上也可以大体看出几位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对于宋代儒学发展的看法，因为这部书还是带有很浓厚的哲学史的味道的。

在哲学史的研究范式中，李存山更是明确提出范仲淹才是“宋学第一人”。所谓“第一”,就是说范仲淹是宋代儒学复兴的开创者。李存山是从三个方面来论证这个看法的。

第一，从传统的学术思想史上说，《宋元学案》列于宋代儒学开创地位的“三先生”,曾先后游于范仲淹之门，受过范仲淹的激励、延聘和推荐。其中胡瑗在苏、湖讲学时开创的“明体达用”之学，在庆历新政时推广全国。“明体达用”之学成就了儒学的复兴之势，同时也成为“宋学”的核心精神。另外，范仲淹在皇祐元年(1049)徙知杭州时，还曾两次推荐李觏入太学，李觏遂被授太学助教。由此可见，“三先生”以及李觏都曾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如果没有范仲淹的激励孙复，延聘和推荐胡瑗，“宋初三先生”是没有后来的学术地位的。

第二，范仲淹和后来兴起的理学的关系，也有明确的渊源线索可寻。范仲淹劝张载读《中庸》,“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宋元学案》卷首序录),这是理学史上为人所熟知的。程颐游太学时，胡瑗曾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程颐之作大为惊异。由于这层关系，胡瑗和二程洛学也建立起一种师承关系。程颐对胡瑗敬礼备至，非“安定先生”不称。但二程后来却很少提及范仲淹，这并不是二程不知道胡瑗与范仲淹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二程有意回避这一层师承关系。据李存山的研究和推测，其中一个原因是二程与吕公著及其子吕希哲关系密切，而吕公著正是吕夷简之子。范仲淹与吕夷简由于政治主张的不同还曾引起了“景祐党争”。正是由于范、吕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可能导致二程后来很少提及范仲淹。16

第三，范仲淹与周敦颐的关系。周敦颐在南宋时期就被认为是道学的开山，在理学发展史上一直享有重要的位置。在《宋元学案》中，周敦颐被列为“高平讲友”,但实际上，周比范小28岁，应该是晚一辈的学者。据李存山的考证，“周敦颐与范仲淹确实有着思想上的联系，且其早年当亦受到范仲淹的影响。”具体来说，周敦颐曾于景祐四年(1037)至康定元年(1040)的三年时间里在润州丹徒县为其母服丧守墓。而范仲淹正好于景祐四年徙知润州，宝元元年(1038)冬十一月徙知越州。也就是说，“周敦颐有一年多的时间与范仲淹同在润州，就范仲淹在当时的地位、声望及其在润州建郡学而言，周敦颐是不可能不受其影响的”。17此后二年，二程受教于周敦颐，周敦颐令寻“孔颜乐处”,从而又引发出宋明理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孔颜乐处”问题的发端处也在范仲淹。

这样看来，范仲淹不仅影响了“宋初三先生”、李觏、刘敞、刘牧等一批宋初儒学复兴时期的重要儒家学者，尤其是对于周敦颐、张载、二程等理学家也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同时，在他的周围还有韩琦、富弼等声气相通的同僚，有欧阳修与他共进退。这些人都是时代之精英，一时之人选，而范仲淹为其核心。通过这样的分析、考证，就更加有力地坐实了范仲淹是“宋学第一人”的地位。尤其重要的是，李存山还揭开了范仲淹与周敦颐之间的隐秘的关系，这对于理学史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来说，更有意义。

既然确认了范仲淹“宋学第一人”的地位，就必须对王安石新学做出相应的评价。由于李存山对于道学持基本肯定的态度，而且在他看来这种基本肯定的态度和当今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一致的，那么高度评价王安石新学，“就会陷入思想史评价的扞格难通”。18李存山引用王夫之《宋论》中对熙宁变法的一些评论，赞同王夫之的一些意见，认为宋政之乱，自熙宁变法始；而北宋之亡，则亡于章惇、蔡京等奸佞擅权。“章惇、蔡京等所为，虽然不是王安石所愿见，但王安石应任‘引用小人’之咎”。19当然，王夫之还认为，宋政之乱虽然“自神宗始之”,但又“自仁宗开之”,把宋政之乱的根源追溯到范仲淹庆历新政，这又是李存山不能同意的。相比之下，他认为吕中《宋大事记讲义》的评论比较切合实际，吕中说：

自范文正天章阁一疏不尽行，所以激而为熙宁之急政。吾观范文正之于庆历，亦犹王安石之于熙宁也……呜呼!使庆历之法尽行，则熙、丰、元祐之法不变；使仲淹之言得用，则安石之口可塞。今仲淹之志不尽行于庆历，安石之学乃尽用于熙、丰。神宗锐然有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会，治体得失之几，于是乎决矣。(卷一)

李存山指出：“这就是说，宋政之乱源于庆历新政之后熙宁变法的转向，即其转向为汲汲于理财的‘急政’。范仲淹和庆历新政不但不能担任其咎，恰恰相反，‘使庆历之法尽行，则熙、丰、元祐之法不变；使仲淹之言得用，则安石之口可塞。’如果庆历新政不致夭折，恰可以避免宋政之乱。”20

作为一名现代学者，李存山自然不能完全同意传统史家所认为的北宋之亡在于熙宁变法，但经过深入的分析和多方论证之后，李存山还是倾向于认为王安石的新法和新学要为北宋的覆亡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他对王安石新法及新学基本是持否定的态度。

另外，李存山还对多年来史学界“尊王抑马”的一个重要经典依据做了颠覆性的考证。学者经常引用所谓的列宁评价“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但据李存山的考证，这其实是一个“误引”。所谓列宁说的“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出自列宁在1906年所作《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2卷)的一个注释，原文作“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只是普列汉诺夫反对列宁等人主张“在一定政治条件下实行土地国有”的一个论据。这个“论据”是针对列宁等人的，所以列宁说“这种论据的牵强是一目了然的”。这样看来，我国史学界长期以来把“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作为列宁的评价其实是一个误引。21这个“误引”作为经典证据，对于近代以来史学界尤其是1949年之后的史学界高度评价王安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李存山对于这个问题的考证，不但撤销了一条用来高度评价王安石的经典证据，而且这个考证其实也是针对邓广铭的王安石研究的，因为邓广铭二写王安石的书名就是《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

李存山的“宋学”研究的立论基础是钱穆所说的“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22其实，邓广铭也指出，宋学有两个基本的共同特点：第一，都力求突破前代儒家们寻章摘句的学风，向义理的纵深处进行探索；第二，都怀有经世致用的要求。23他们对宋学精神的概括是相同的。李存山认为，“创通经义”和“革新政令”也就是范仲淹开创的“明体达用”之学。从宋学精神这个角度来看，李认为范仲淹是宋学精神的开创者，而邓则认为王安石是宋学精神的最高体现者。所谓“第一”,一人认为是最早，一人认为是最高。他们对“第一”的理解有一些偏差。

由此看来，思想史的“宋学”研究和哲学史的“宋学”研究，在跳出传统道学的叙事模式之后，关于“宋学第一人”的判断，有“尊王”还是“尊范”两种不同意见。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思想史的“宋学”研究，依然侧重于历史的发展，通过王安石的地位和影响、北宋时期新学和理学的对比等，重视从动态的历史过程中把握“宋学”的开端，从历史的对比中把握“宋学”精神的最高体现。而哲学史的“宋学”研究，重视义理的内在理路，从“学统四起”到后来的理学独大之间整体上把握“宋学”的开端。在“宋学”的开端这个问题上，依然明显地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思路、不同的方法之间的区别和对立。

三、哲学史对“宋学”研究的启示

李存山的学术研究领域是中国哲学史，方法是哲学史的研究路径。但是，当他进入“宋学”研究领域之后，从哲学史的角度对“宋学”研究作了一些批评和反思，尤其是通过详细的史料梳理后认定范仲淹是“宋学”的开创者，这就对北宋儒学的发展以及整体理解宋代儒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同时也为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反思和深化的可能性。我觉得有两点是值得重视的。第一，指出了庆历新政和熙宁新法之间的变化，王安石思想前后的转变。这是以往学者没有看到的。

李存山认为，以往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和评价，存在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没有对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的熙宁新法作比较，二是没有对王安石本人思想的转向作分析。24以往学者一般认为，熙宁变法与庆历新政是一脉相承的，“从庆历新政到熙丰新法，有着内在的本质的历史联系”。25但在李存山看来，熙宁新法和庆历新政相比，有一个转变，即从庆历新政的以敦本抑末为主导，以整饬吏治为首务，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为措施的改革，转向了以理财为急务，以此来解决国家财用不足的问题。这个施政纲领的变化，与儒家的义利之辨相冲突，因而引起了儒家士大夫的批评。当然，他也指出：“司马光等旧党在与王安石的新党争论时亦有其缺陷，即他们受义利之辨的束缚，又受王安石新党的‘挑激’,而讳言财利，没有向宋神宗陈明如何解决国家的财用问题。”26但无论如何，由王安石的新法引起了熙宁年间的新旧党争，熙宁新法逐渐背离了庆历新政的本末并举的改革措施，这才是真正的“以浅末为急务”了。

李存山还指出，对王安石的思想也要整体、全面地把握，要看到他的思想前后的变化。王安石在早期也肯定范仲淹为“一世之师”,“名节无疵”,而且也认同庆历新政的改革措施。王安石在仁宗嘉祐三年写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主体思想是改革要从整饬吏治开始，这与庆历新政的精神是一致的。至于其中谈到的重视“理财”的主张，很多学者据此认为王安石在熙宁时期的改革措施早在嘉祐时期就已经有了，以此来说明王安石思想前后的一贯性，但李存山指出，“理财”思想只是“万言书”中的枝节问题，并非他向仁宗坦言的主旨。后来当王安石调到朝廷任职之后，正是在神宗以“理财”为急务的旨意影响之下，王安石的改革思想才从以整顿吏治、培养人才为先，逐渐俯就、迎合神宗以“理财”为急务的看法了。

李存山指出庆历新政和熙宁新法之间的不同，王安石思想前后的转变，这对于全面理解北宋儒学的发展，北宋儒学的精神实质，以及如何评价之后兴起的理学的地位等问题，都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哲学史来说，指出庆历新政和熙宁新法之间的区别，然后确定范仲淹为“宋学”开端，这样在学理上就和后来的理学名正言顺地联系在一起，而不至于像以往学者那样有“扞格难通”之感。指出王安石思想前后的变化，如实地说明了王安石也曾经是儒学复兴的时代氛围中的一分子，也深受儒学传统的影响，这样在王安石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之间加以区别，有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王安石以及北宋中期儒学发展的复杂情景。这正是一个哲学史家对于“宋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第二，对哲学史自身的研究范式作了反思。李存山不仅在“宋学”研究中表彰范仲淹，同时也指出，理学史上范仲淹的地位被周敦颐所遮蔽了，以至于至今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范仲淹不受重视，这一现象也是需要反省的。按照李先生的看法，造成这一现象“这固然与‘中国哲学史’的学科范式有关，但在今日我们反思‘中国哲学史’的学科范式或‘合法性’时，如果不注重宋明理学史和哲学史同庆历新政之整饬吏治、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确立‘明体达用之学’的关系，那么范仲淹就仍与理学史和哲学史无关。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也就是说，这不足以说明宋明理学和哲学同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关系，亦不能正确评价宋明理学和哲学的思想特质及其价值取向”。27李存山之所以重视范仲淹，正是在他介入史学的“宋学”研究之后，从哲学史的视角而为“宋学”提供的新答案；同时，他又在“宋学”思想史的研究理路影响之下，将史学的视角带入哲学史，为哲学史的研究提供新的生长点。在李先生看来，在坚持中国哲学史学科和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前提之下，哲学史研究者还有必要充分吸收史学研究的方法和成果，这样做无论对于廓清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些误区，还是对于更加全面地深化儒学研究，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笔者在前文指出思想史和哲学史两种研究“宋学”(包括宋明理学)范式的区别，并非要有意将二者对立起来，而是要在清晰地认识到两种学科、两种研究范式的区别的前提下，尽量取长补短，相互吸收，以此来推进、深化宋学、宋代儒学以及理学的研究。李存山在这方面起了一个很好的带头和示范作用。

四、如何评价理学

理学是宋代儒学的主体，也是传统儒学发展的高峰。研究“宋学”,无论如何也不能回避理学。但如何评价认识这座“高峰”,其实也是见仁见智的。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侯外庐就认为，“宋明理学浸润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各方面，具有权威性的支配力量，是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华盖。从政治上看，它是思想史上的浊流”。28“宋学”的研究者又认为理学代表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背离了北宋“宋学”的基本精神，是“宋学”的衰落。这些看法对于从事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研究者来说，固然难以接受，或者也可以说是“过时”的，但对于史学家这些评判后面的问题意识，哲学史家如何来回应?对于中国哲学研究来说，在受到“宋学”的挑战之下，又该如何来认识、评价理学呢?李存山在哲学与史学的双重影响之下，对这些问题也做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在他的“宋代儒学新论”中，既有史学家的深沉，又有哲学家的睿智，他对于理学的评价既有历史的深邃感，又有哲学的高屋建瓴，特别是对于理学以及传统儒学的近代转型问题，尤其反映出他深刻而清醒的认识，这种看法不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尤为重要和迫切，而且也可以说是哲学视野下对于“宋学”研究的贡献，更值得史学界思考与借鉴。

第一，理学的“转向内在”是如何形成的?历来理学遭受诟病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所谓的“内圣强，外王弱”,即理学越来越“转向内在”,背弃了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目标。“宋学”研究者认为理学是“宋学”的衰落也主要是从这个方面来说的。李存山研究“宋学”,自然也涉及这个问题。李存山认为，历史地来看，导致理学“外王弱”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由于熙宁新法而引起的。在他看来，熙宁新法以“理财”为急务，引起了士人集团的分化，激起了道学家对王霸、义利、理欲的严辨，这样就使得理学在南宋以后逐渐朝着内圣的方向发展。本来，范仲淹就有“上承天心，下徇人欲”的主张，可见“人欲”在范仲淹时代是积极肯定的，但由于道学家后来矫枉王安石新学以“理财”为急务的功利思想，从而严格分辨王霸、义利、理欲，而致使思想方向也发生了变化，逐渐向内圣方向倾向，以致“存天理，灭人欲”成为理学的一个普遍的教条。再者，庆历时期的“明体达用之学”本来也是“经义”和“治事”并重，代表了儒学健康、全面的格局，但同样在熙宁变法的刺激之下，理学家逐渐向内圣方向倾斜，打破了“明体达用”二者之间的平衡，使得“经义”即“体”的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而重视现实事务的“治事”即“用”的问题成为不及务或不当务的问题。到朱熹提出《白鹿洞书院揭示》,道学家的书院就只重视“明人伦”了。其流风所及，至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已成为士风的一大弊病。李存山认为，如果按照庆历时期的“明体达用之学”发展下去，“则中国不难产生出‘技术专科’性质的学校”,但道学的发展则是在现实的刺激之下偏离了这一目标。“这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消极作用，虽不能直接归咎于熙宁新法，但我痛为庆历新政的夭折而惜也”。29这就是说，对于理学的“转向内在”要历史地看，尤其是要充分意识到熙宁变法对于南宋以后儒学发展走向的深刻影响。对于理学的评价在这个方面要有历史的态度。

第二，如何评价理学家的政治思想?因熙宁变法的转向，故使道学家认识到“格君心之非”才是治世的根本，只有君心正，然后才可以“讲磨治道，渐次更张”。同时，也正是因此之故，二程更加严厉地批评荆公新学，甚至将其认为是超过佛老的“大患”。二程“整顿介甫之学”的主要方法便是更加强调王霸、义利之辨，这样就使北宋以来的“明体达用之学”逐渐向着更加重视“内圣”的方向发展了。

“格君心之非”是孟子提出的主张，但由于现实政治环境的刺激，道学家的政治哲学最终也没有突破孟子的这个主张。这也造成了理学“心性哲学强，政治哲学弱”的局面。

这样看来，李存山将范仲淹及庆历新政作为理解整个宋代儒学的关键核心。宋代儒学尤其是理学的整体走向，其根源都可以上溯到范仲淹与王安石时代。理学之所以特别重视心性义理，这固然与魏晋隋唐以来儒学的衰落以及北宋的振兴有关，但同时，现实的政治变革也是促使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理学的气质是在同现实的冲突斗争中逐渐形成的。这促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对于儒学尤其是理学不能有本质主义的理解，而是要从历史的动态发展中来理解理学。因此，李存山提出的对于范仲淹的重视，不仅只是挑战了传统的观点，尤为重要的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启示和意义。这样的研究将历史引入哲学，从历史与哲学的双重变奏中，从思想史与哲学史不同方法的交织中，来全面审视理学与儒学。这是继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之后的又一成功典范。

第三，如何看待儒学的历史局限性?理学家主张的“格君心之非”,主张得君行道的理想最终也以失败告终。这个失败不仅有理学难以逾越的君主制度这个最高的障碍，同时也有理学本身的局限。“宋明理学的局限，当然也是先秦和汉代儒学之局限的一个延伸”。30李存山引用了梁启超的看法，指出儒学最大的缺陷是虽有民本思想，但无民权(民主)思想。尽管李存山也明确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儒学的批评有历史的局限，但总体来说，正如他在《中国的民本与民主》《明代的两大儒与五四时期的德赛二先生》等一系列文章中指出的，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传统儒学从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近代以来的中国民主进程不仅是学习西方的文化，而且亦符合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逻辑。也就是说，从民本向民主的推进，亦是儒学自身发展的要求。由此可见，李存山依然继承的是“五四”精神，认为儒学有根本的缺陷，因此中国文化必须要有一个现代化的转型。这个转型虽有外在的刺激，但更有内在的动因。同时，这个转型也是必要的，因为这个转型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是有益的。

在儒学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新儒家提出的“内圣”转出“新外王”曾经是一个重要议题，围绕如何“转出”的问题也曾有过很多的争论。李存山明确表示，儒家讲的“内圣外王”必须要“落在民主的政治体制中”,“‘新外王’不能从‘内圣’开出，而是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开出”。31传统儒学的“内圣外王”发展至理学已经是“内圣强，外王弱”,二者并不协调了。李存山通过对宋代儒学与政治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通过总结理学家得君行道失败的教训，通过对传统儒学内在缺陷的反思，最终认为“必须改变‘私天下’的政治格局，必须从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走向民主”。32这是李存山研究宋学与儒学的最终结论，也是为儒学的未来发展指出了一条康庄大路。

【注释】

1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见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5页。

2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7页。

3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第387页。

4邓广铭:《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附说理学家的开山祖问题》,见《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0页。

5邓广铭:《略谈宋学》,见《邓广铭治史丛稿》,第130页。

6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页。

7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第391页。

8邓广铭:《略谈宋学》,见《邓广铭治史丛稿》,第139页。

9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105页。

10需要指出的是,钱穆先生的宋学研究虽然也比较充分地肯定了王安石的贡献,但并未对王安石特别重视。按照钱先生的理解,北宋宋学分作两期,第一期包括“三先生”、欧阳修和范仲淹,第二期包括“北宋五子”,而王安石和刘敞则是第一期和第二期中间的过渡者。参见钱穆:《初期宋学》,见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1—14页。

11邓广铭:《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见《邓广铭治史丛稿》,第168、169页。

12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页。

13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年,第4页。

14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年,第7页。

15汤一介、李中华主编:《中国儒学史》“宋元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6李存山:《范仲淹与宋学之开端》,见氏著:《范仲淹与宋学精神》,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80—85页。

17李存山:《范仲淹与宋学之开端》,见氏著:《范仲淹与宋学精神》,第76页。

18李存山:《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见氏著:《汉代与宋明儒学新论》,北京:华文出版社,2021年,第159、160页。

19李存山:《宋学与〈宋论〉》,见氏著:《范仲淹与宋学精神》,第140—141页。

20李存山:《宋学与〈宋论〉》,见氏著:《范仲淹与宋学精神》,第143页。

21李存山:《关于列宁评价王安石的误引》,见氏著:《汉代与宋明儒学新论》,第154—157页。

2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7页。

23邓广铭:《略谈宋学》,见《邓广铭治史丛稿》,第130页。

24李存山:《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见氏著:《汉代与宋明儒学新论》,第160—161页。

25漆侠:《范仲淹集团与庆历新政》,《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26李存山:《宋学与〈宋论〉》,见氏著:《范仲淹与宋学精神》,第139页。

27李存山:《“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见氏著:《汉代与宋明儒学新论》,第138页。

28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页。

29李存山:《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见氏著:《汉代与宋明儒学新论》,第169页。

30李存山:《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见氏著:《汉代与宋明儒学新论》,第324页。

31李存山:《宋学与〈宋论〉》,见氏著:《范仲淹与宋学精神》,第188页。

32李存山:《宋学与〈宋论〉》,见氏著:《范仲淹与宋学精神》,第189页。

原载：《国际儒学》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