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生产逻辑批判，作为后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基于发达工业社会消费领域的新特征，以“消费社会”概念为依托，建构了以消费逻辑为主导的消费社会思想。早期鲍德里亚通过深入分析商品符号价值的消费过程，概括出消费社会的标志性特征，揭示出消费社会的异化现象，并将象征交换作为解决方案。晚期鲍德里亚结合消费社会中技术媒介文化的新特征，指明人类社会将迎来主体世界的消亡与客体世界的胜利。在社会批判的问题域下，消费逻辑是鲍德里亚进行社会批判的主导逻辑，消费活动是鲍德里亚深入剖析消费社会内在机制的重要线索。综合来看，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思想为反思当代资本主义的异化问题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一方面，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科技革命广泛而深入地展开，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物质财富迅速增长；另一方面，人们陷入深度异化状态，资本经由文化工业等新型控制手段不断加深对消费者的奴役状态，人们陷入日益严重的消费异化乃至生存焦虑当中。在众多当代哲学家中，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无疑是极具影响力的一位，他的“消费社会”[1](a sociétéde consommation）概念是针对发达工业社会所呈现出来的新型社会矛盾提出的。在消费社会中，人们对消费品的占有不再以使用价值为目的，而是以符号价值为目的。基于对鲍德里亚消费社会思想发展历程的考察，可以看到，鲍德里亚消费社会思想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的消费逻辑，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重要模式，同时也成为社会批判理论当代转型的重要代表之一。

一、发达工业社会的矛盾转换与社会批判理论的逻辑转型

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生产领域已然暴露出其固有弊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劳动异化和资本剥削等问题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突出矛盾。两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生产技术的日益提升，文化工业等新兴生产方式日渐兴起，普通民众的消费力日益增长，消费品日益丰富，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市场得到了充分的扩展，消费领域逐渐成为缩短资本循环时间、拓展资本增殖空间的主要领域，同时也发展出以消费者为载体的新型剥削模式。面对发达工业社会呈现出的新问题，社会批判理论在以往生产逻辑批判的基础上也发展出一些新变化。后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的消费逻辑批判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之一。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批判理论是以生产逻辑批判为主导的。生产逻辑是“围绕‘生产’的延伸性概念，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所构建的哲学、历史抑或是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思维方式”[2]，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回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时，对马克思以“生产”为核心范畴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概括。广义的生产活动即人类社会生产的总体，是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的统一体。生产贯穿一切社会物质实践活动的全过程，而消费则是这一过程的完成阶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到生产的总问题之中，而资本主义的异化与剥削只不过是其生产逻辑的现实反映。对此，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更是直接从生产与消费的现实关系出发，提出应当以生产逻辑为主导来展开社会批判理论。一方面，生产与消费具有直接同一性，生产直接就是消费，消费直接就是生产。就产品的生产过程而言，产品的生产与劳动力的消费、生产资料的消费处于同一过程中。就产品的消费过程而言，“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正如在自然界中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1]，人们在衣食住行等活动中不仅消费了面包、服饰等产品，还在生产和再生产着自己的身体。可以说，生产与消费相互转化、相互联系。另一方面，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了人类社会生产的总体，在其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是起着支配作用的要素。马克思明确指出，“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2]。在马克思的生产逻辑中，消费是从属于人类社会生产总体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生产是人类社会生产的总体的实际起点，也是这一总体中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3]作为这一过程的实际起点，生产能够创造消费的材料、规定消费的方式，产生消费的需要，因此生产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质言之，在分析和批判社会现实的过程中，马克思认为以生产范畴为核心的生产逻辑占据主导地位，消费只是从属于人类社会生产的总体并由生产所支配的活动形式。

鲍德里亚根据发达工业社会的现实状态，重新反思了生产逻辑的核心内容，并提出以消费逻辑为主导的消费社会思想，其核心主张是：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消费发生了质的变化，并且已然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部分，而非单纯由生产所支配的从属品。鲍德里亚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当中，以生产逻辑进行理论研究已不足以分析并解决当前的消费乱象，需要构造以消费逻辑为主导的理论范式并以此推动对消费社会问题的思考。在《生产之镜》的开篇，鲍德里亚就指出，以往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和反思只涉及生产内容的谱系，没有进一步分析生产之后的商品社会及其现实原则，因而使得生产本身具有了形而上学特质。对此，他在《诱惑》一书中将生产规定为“在其原初含义中，并不是产生（fabricate），而是使某种东西成为可见的或者显现出现（make appear）”[1]。这种显现意味着“每一事物都要被合理化，每一事物都要成为真实的、可见的、可计算的，每一事物都可以在力量、概念体系或者可度量的能量中被描述；每一事物都要被说出、积累、分类、显现”[2]。在鲍德里亚看来，生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主体的创造性活动而是具有特殊含义，即使事物的真理、意义与确定性得以揭示和显现的机制。在这一意义上，生产必然预设了某种东西被遮蔽起来，即在表象之下有亟待揭示的本质，也必然导致了表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在他看来，这种生产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二元对立的产物，具有理性形而上学的基本规定，或者可以称之为生产的形而上学特质。正因如此，鲍德里亚要打破“生产之镜”，实现从生产逻辑到消费逻辑的转变。

二、符号价值与象征交换

20 世纪70年代初，早期鲍德里亚将目光投向社会的消费领域，试图建构以消费逻辑为核心的消费社会思想，以此深刻批判消费社会的内在弊病。为此，他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如《生产之镜》《消费社会》《物体系》等。在这些著作中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异质于生产社会，并提出消费社会具有标志性的三个特征：一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消费对象；二是消费活动成为彰显“个性”的主要途径；三是消费活动为现存社会提供合法性支撑。

首先，就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消费对象来说，这意味着消费对象的丰富化与消费活动范围的扩大化。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初期，消费对象只囊括衣食住行等必需品，那么当资本主义社会步入消费社会后，人的身体甚至成为了消费对象。人们通过运动健身、医美化妆等手段实现了对身体的重新占有，这并不意味着人对自身的深度探索，反而意味着人的身体也成为比较和炫耀的消费对象。对此，鲍德里亚指出，“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依据的并不是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是一种娱乐及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及标准相联系的工具约束”[1]。其次，消费对象的丰富化、消费活动范围的扩大化，展现了消费领域在消费社会的重要地位，这使得消费活动成为彰显“个性”的主要途径。在消费社会中人们看似按照主体意向在不同商品间做选择，挑选出具有“个性”的商品，在“我”与“他们”间做出区分。实际上，这种“个性”的达成恰恰体现了人与物关系的颠倒，由人们创造的商品反倒成了人的自由个性的主宰者。因此，“消费社会不仅仅意味着财富和服务的丰富，更重要的还意味着一切都是服务，被用来消费的东西决不是作为单纯的产品，而是作为个性服务、作为额外赠品被提供的”[2]。再者，消费社会将消费活动塑造为彰显“个性”的主要途径与获得幸福快乐的源泉，以此实现对人们的意识形态统治，并最终导致消费活动成为现存社会的合法性支撑。在鲍德里亚看来，日常消费活动掩盖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民主缺位与事实的不平等。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阶级之间的事实不平等，其民主的实质是地位民主和形式民主。其中，地位民主是“在物以及社会成就和幸福的其他明显标志面前的平等”[1]；形式民主是人们在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的平等。在阶级社会中，地位民主和形式民主显然更加有利于保障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将政治权益牢牢绑定在私有财产的体量之上，其合法性理应受到质疑。然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中，物质财富的增长与商品的丰盛虽然不能解决阶级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但是却能够很好地掩盖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因为在表面上而言，商场中的各类商品都是任人“自由”选择和消费的。换言之，正是由于这种消费者面对相同的商品、享有看似“平等”的消费权利，使得消费活动成为遮蔽发达工业社会内在矛盾的“场所”。

在理解消费社会的三个标志性特征的基础上，鲍德里亚提出了“符号价值”概念。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的异化现象表现为物的外在符号，由这些符号所标识的价值形成了一种新的价值论的话语体系。消费者需要通过符号进行价值认同、集群，并区分和排斥他者。在此之前，经典马克思主义将关注点放在生产领域的异化现象，认为随着生产领域的异化现象的消失，人的主体地位便能得以恢复，社会的伦理之维也将重新建构。但在鲍德里亚这里，通过消费社会的运作体系，人们将消费活动视作真正的满足与价值的实现，消费社会形成了超出生产领域之外的、更深层次的异化现象。鲍德里亚深入分析了物品的功能性向符号性的转变。物品可以分为“传统的象征—物”与“作为消费对象的物”：前者指的是物品的功能性，即物品的有用性或物品的具体使用价值，“是一个真实的关系或一个实际体验的情境的中介者”[2]；后者指的是物品的符号性，即物品的抽象价值符号或物品的符号价值，“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也就是外在于一个它只作意义指涉（signifier）的关系”[3]。在消费社会中，作为消费对象的物不再指向某一具体的对象，而是变成抽象化的符号。物品的这些外在符号形成了一种新的话语体系，换而言之，人们不仅消费的是物品的抽象价值符号，还通过消费活动确证自身价值、实现自身认同、建立社会集群并重建社会等级体系。“通过物体，每个人与每个团体寻找着他或她在秩序中的位置，所有的人都根据个人的轨道来尽力贴近这个秩序。”[1]这种新秩序不仅将对符号价值的消费作为消费者身份识别的代码，而且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层，使得消费具有了明显的社会等级意义。因而，以消费逻辑观照消费社会，消费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而伴随消费而生的异化现象也渗透进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造成了人类生存状况的恶化。

面对消费社会普遍存在的符号价值问题，鲍德里亚在汲取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浪费”思想与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礼物”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以原始的、具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象征交换（échange symbolique）来克服消费社会的内在弊病。巴塔耶认为在原始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浪费的思想，这种浪费是不考虑任何经济计算、以奉献和耗费为目的的行动，但这一思想无法解释浪费过程得以持续进行的动因。继而，莫斯提出原始社会是以礼物交换为中心的经济模式。礼物交换是一种集给予和接受于一体的交换形式，具有内在强制力和交互性。正是这种内在强制力和交互性使得交换行为可以持续进行。这些交换形式使鲍德里亚意识到在没有价值交换规律的主导下交换行为依然可以进行，只不过它得以进行的依据不是某种抽象的价值比例关系，而是直接源于人与人的关系。由此，鲍德里亚在与经济交换相比照的过程中提出象征交换，经济交换是稀缺性社会的产物，象征交换是丰盛性社会的产物。只有预设了社会所能提供的财富不能满足所有人需要的前提下，人们才会按照特定价值比例进行经济交换，“在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匮乏，并不是既定的经济尺度，正是它生产和再生产着经济交换”[2]。在此意义上，经济交换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或者说是象征交换的异化形式。象征交换则是更加本真、原初的交换形式，是一种出自人的自然本性的交换形式。“在象征交换中，礼物是我们最为切实的实例，物在此不是一种物：物不能脱离它进行交换的具体关系，同时也不能脱离它在交换中所要转让的部分，物并不那么独立。确切地说，物既没有使用价值，也没有（经济的）交换价值。”[1]象征交换是超越了纯粹经济关系的交换形式，是反映人与人之间复杂而多样关系的交换形式。正如有论者对于象征交换特征所做的概括，“它在本质上是由给予与接受所构筑的一种循环，一种交互性……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反积累、反价值、因而反经济的交往模式”[2]。象征交换不是为了产生出利润而进行的交换形式，也不是精确的、可量化的、可计算的交换形式，而是真正属人的交换形式。对于鲍德里亚而言，象征交换是将物仅仅作为交往的载体的交换形式，是人与人本真的交换形式，更是破除消费社会的异化现象的关键所在。质言之，象征交换是鲍德里亚建构消费社会思想的重要支点，正是通过对这种本真的交换形式的理想建构，通过构造这种理想化的交换形式，鲍德里亚找到了消解物的符号价值及其话语体系的可能途径。

综上所述，早期鲍德里亚以消费逻辑为主导对消费社会进行深入分析和深刻批判。他指出消费社会以三大标志性特征区别于生产社会，即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消费对象、消费活动成为彰显“个性”的主要途径、消费活动为现存社会提供合法性支撑。他还主张消费社会的异化现象已超出生产领域，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每一处空间。这种异化现象表现为消费者需要通过对物的符号价值的消费，才能实现认同、建立社会等级体系。在此基础上，鲍德里亚试图构造一种反积累、反价值、反经济的原始化交往模式即象征交换，以此破除消费社会的内在弊病，这也表达了他对于人类自由与解放问题的深切关怀。

三、拟像与“超真实”世界

20 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随着现代电子媒介的介入，鲍德里亚在原有消费逻辑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了客体世界的扩张和主体世界的消减，围绕“拟像”秩序的展开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如果说早期鲍德里亚还是站在较为积极的层面上来看待发达工业社会产生的各类新型社会问题，那么面对技术理性造成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晚期的鲍德里亚开始逐渐走向消极的批判向度。在晚期鲍德里亚看来，人类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另一种世界秩序即符号支配一切的“超真实”（hyper-réel）世界。

晚期的鲍德里亚批判性地继承了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并结合消费社会技术媒介文化的新特征对早期提出的消费社会思想进行了增补与扩充。鲍德里亚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历史便进入拟像秩序。“拟像”源于拉丁语“simoare”，意味着“使喜欢”或“模仿”，它是模仿“真实”[1]并创造“真实”的镜像的过程。不同于柏拉图主义对“拟像”[2]的理解，鲍德里亚认为拟像的产物即仿造品既不是假象，也不是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真理，而是遮蔽“真实”的非存在。随着拟像秩序在消费社会的逐层展开，“真实”的镜像将逐步取代“真实”，主体的伦理维度也随之消解。譬如，机器是对人的模仿，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其能够在动作、语言等多方面模仿人类自身。但在消费社会中，人们不仅放弃了对“真实”的追求，而且将人们创造的消费品视为顶礼膜拜的对象。“真实”与“真实”的镜像的颠倒、主体与客体的颠倒，将会导致主体放弃对伦理道德的追求和对“真实”的追寻，继而会致使意义世界与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

拟像秩序分为仿造、生产和“拟真”（simulation）三阶段，在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中主体愈发屈服于客体的统治。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拟像秩序被视为是在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逐层展开的，“仿造是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古典’时期的主要模式。生产是工业时代的主要模式。仿真是目前这个受代码支配的阶段的主要模式”[3]。这三个阶段又分别对应价值的自然规律、价值的商品规律和价值的结构规律。在第一阶段，文艺复兴对封建等级秩序的解构为仿造的出现提供必要条件。封建等级秩序的解构与符号的自由化都使人们从身份等级秩序中脱离出来，使真实物的仿造得以可能。如果说在第一阶段仿造品与真实物仍处于一种异质性关系中，那么第二阶段的“生产”进一步抹去了仿造品与真实物之间的差异。“它建立了一种没有形象、没有回声、没有镜子、没有表象的现实：这正是劳动，正是机器，正是与戏剧幻觉原则根本对立的整个工业生产系统。”[1]这种工业生产体系在仿造品与真实物之间建立了等价关系，使得仿造品进一步取代真实物的位置。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变是以符号取得统治性地位为标志。“拟真”既不是对原件的仿造，也不是产品的系列化生产，而是根据符号的差异原则进行复制。鲍德里亚指出：“拟真源自平等原则的乌托邦，源自对作为价值的符号的否定，源自符号的反转以及每一指涉的死刑。”[2]可以说，随着拟像秩序的不断展开，仿造品将会逐步取代真实物，主体将会逐步屈服于客体世界的运行逻辑。“拟真”秩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最终成为“超真实”世界。在“超真实”世界中，“超真实”将作为“真实”的替代物出场，“超真实”彻底占据了已经死亡的“真实”的空位。人们将迎来客体世界的全面胜利和主体世界的瓦解消亡。换而言之，在“超真实”世界中，随之而来的，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人与物的关系都将发生改变。

鲍德里亚从两方面对“超真实”世界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具体而言：

一方面，在“超真实”世界中，对符号指令的回应成为人们感知世界的新形式。人们不再追问事物的“真实”存在，而是直接面对由符号构成的世界，在问答模式中形成对世界的认知。以总统大选投票为例，人们不再根据生活经验对总统候选人的个性特征、执政风格进行比对，而是从电子媒体中获得各位总统候选人的宣传视频，在形成对总统候选人的初步认知后，快速地投出否决票或是赞成票。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看似是在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实际上是在电子媒体的指引下做出选择。人们不仅在政治生活领域中依靠大众媒体进行决策，而且在日常生活领域中人们也是在大众媒体推广的商品中挑选消费对象。如果某种商品没有得到广告宣传，不能彰显人们的社会地位，那么它是不值得购买的。如此一来，一旦失去了电子媒体，生活在“超真实”世界的人们将会立刻失去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这种由符号控制的感知形式便是人们感知世界的新形式，“所有内容都被一种连续的程序中和，这种程序是由诱导性提问、需要解码的裁决和最后通牒构成的……意义的循环无限地缩短为问/答、比特或微少的能量/信息这种返回出发点的循环，因此这种循环描绘的只是相同模式的永恒重新现实化”[1]。在这种感知模式下，以媒介为中介形成的符号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唯一途径，人与物的关系发生了转变，不是人发现物，而是物发现人。

另一方面，在“超真实”世界中，人与物位置发生了转变。虽然在拟像的第一阶段已经开始了对“真实”的模仿，但此时还存在仿造品与真实物的区分；而在拟像的第三阶段即拟真阶段，仿造品彻底取代了真实物的位置。随之而来的是人与物位置的改变。在真实世界中，是人去发现物；而在“超真实”世界中，是物通过种种条件来发现人。“我们庆幸发现客体，并把客体想象为乖乖地等待被发现。然而，最狡猾的也许不是人们想象的，而是在这整个历史中发现我们的是否是它这个客体？发明我们的是否是它？”[2]在传统主体世界中，物是人的对象化的产物，是人的镜像。在“超真实”世界中，物成为超脱主客体关系之外的绝对物，人反倒成了物的镜像。绝对物的出现是传统主体世界消亡的结果，人们的劳动活动不再是为了创造物的使用价值，而是服务于符号价值的增殖。劳动的产物不再是以具象形式存在的实体，而是符号体系内的各种关系。如此一来，人的主体价值的实现也要依附于物的符号价值，只有通过对符号价值的消费，人们才能获得社会地位并实现自身价值。可以说，主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最完美的万能物，或者说客体世界的一环。“超真实”世界是人与物关系颠倒的世界，在其中物成为了意识尚未觉醒的主体，而主体则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物体。符号化虽然利用代码的快速检索为这个世界带来了物质生产的快速发展，但是人类世界的伦理道德结构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概言之，鲍德里亚意在通过对“超真实”世界的深刻反思与批判，揭示出现代电子媒介、科学技术与消费社会异化现象的密切联系。

晚期鲍德里亚认为，在“超真实”世界中，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人与物的位置都将发生改变。基于对发达工业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鲍德里亚对于象征交换是摆脱社会问题的出路持怀疑态度，并且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持有悲观态度。正如有论者对鲍德里亚的评价，“一种无奈而悲凉、却又带些自嘲的东西将成为他后期思想的主调”[1]。

四、对鲍德里亚消费社会思想的当代省思

鲍德里亚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不局限于书斋之中，正因如此，他才能基于社会现实新变化，提出富有创见性的观点。不同于马克思的生产逻辑批判，鲍德里亚敏锐捕捉到发达工业社会中消费领域的重大变化，建构了以消费逻辑为主导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一理论创见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步入新发展阶段之际，对社会批判理论进行的一次大胆创新与发展。在鲍德里亚看来，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消费发生了质的变化并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部分，资本逻辑运行的重心已经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这些社会新变化构成了鲍德里亚的社会批判理论由生产逻辑转向消费逻辑的现实依据。在消费社会中消费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了一种主动建立关系的方式。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而且这不只是人和物品间的关系，也是人和集体与和世界间的关系）”[2]。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消费成为塑造人与物关系、人与人关系的关键所在。在生产逻辑为主导的社会批判理论中，消费被视为对物的使用价值的占有，物的使用价值是消费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但鲍德里亚认为这种情况已经发生改变，在消费社会中，符号消费的产生意味着人们的消费对象由商品的使用价值变为商品的“符号价值”[1]，这导致人们劳动活动所生产出来的实体走向虚无，社会再生产的动因从生产主导走向消费主导。在此意义上，消费欲望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主宰者，消费活动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部分。

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思想还涉及对社会新变化的积极思考，譬如他主张消费领域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做出了消费社会和生产社会的区分。他多次强调消费领域的扩张、消费对象的丰富等等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特征，要通过消费逻辑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并从中探索人类自由解放的可能路径。可以说，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思想深刻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特征及其内在弊病，大胆探寻了解决当下社会问题的可能路径，这为我们全景式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提供了宝贵理论资源。这些大胆的理论创见都与他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注与担忧、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的敏锐捕捉密不可分。正如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的评价，“鲍德里亚最大的价值就是他是一个挑衅者，他向古典的社会理论传统和哲学，向正规的学科及其流程提出了挑战和质疑”[2]。就此而言，鲍德里亚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特征的敏锐洞察，而且在于对当代人类生存境遇的精准分析，这为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然而，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思想仍然具有内在局限性。一方面，就发达工业社会的当前阶段而言，消费社会并非完全异质于生产社会之外，其基础仍然是人类社会生产的总体；另一方面，鲍德里亚最终的消极批判态度表明，他虽然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弊端，但是却不愿意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鲍德里亚消费逻辑批判的不彻底性充分暴露在其对“超真实”世界的妥协上。总体而言，鲍德里亚将消费逻辑从生产逻辑中抽离出来的做法，人为地制造了消费社会与生产社会之间的“断裂”。实际上，在消费社会中，社会生产的发展仍是社会的基础，生产逻辑仍构成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逻辑。“消费社会并非异质于生产社会的新形态，消费异化并未摆脱生产的逻辑，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这一逻辑正是以资本意志为逻辑起点。”[1]换言之，消费社会仍在资本所有权的框架体系下运行，始终摆脱不了资本力量的宰制。真正推动消费成为支配人们的异己力量的不仅是意识形态力量，更是一种现实的力量即资本的力量。关于这一点，可以从鲍德里亚消费社会思想所具有的如下三个方面的主要特征观察出来：其一，理论重点不在于探讨消费社会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和基本准则，而是在于讨论消费主义价值观与人的存在和本质异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其二，理论研究内在包含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其三，在理论建构的过程中涉及对当代西方社会的社会新变化的积极思考。[2]同时，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思想还内在地包含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譬如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消费关系的深刻批判。这表明，鲍德里亚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承认资本的无限扩张与不断增殖的本性必然要求生产的持续进行，消费领域的繁荣发展要服务于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在当今社会中加速资本循环的关键不在于如何扩大生产规模，而在于如何使生产的产品得到消费。于是，虚假的消费需要被生生创造出来而强加于人，造成了当今社会种种不合理的消费乱象。也正是消费在资本流转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与当今社会的消费乱象，使得鲍德里亚误以为消费社会是异质于生产社会的新形态，进而误以为要以消费逻辑为主导逻辑来分析社会现实。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相对剩余价值条件下的消费特征时就曾指出，“要求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就像以前在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时扩大生产范围一样。第一，要求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来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1]。由此可见，当今社会的种种新变化都是资本生产效率提高的一种表现形式。鲍德里亚社会批判理论的内在局限性就在于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浮于流通层上，未能深入到生产层中，也就未能看到“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2]。由此可见，消费社会并非异质于生产社会的新形态，消费只是维持生产过程连续运转的重要因素，生产逻辑仍构成分析社会现实的主导逻辑。正如有论者所做的评价，“鲍氏的消费逻辑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消费逻辑，是一种无‘根’的新消费文化观”[3]。与此十分相似的，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以流通为导向来解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弗雷德里克·哈里·皮茨（Frederick Harry Pitts）以生产和交换的矛盾统一关系来重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等等。虽然他们都试图基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新特征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他们都将关注点放在资本主义社会流变的表象，未能抓住资本主义社会不变的实质。停留于表象层面的分析也致使他们错失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弊病的出路。

综上所述，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新特征予以细致分析是鲍德里亚消费社会思想的鲜明特征。早期鲍德里亚建构了以消费逻辑为主导的消费社会思想并以此推动对消费社会问题的思考，他对消费社会的标志性特征及异化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并尝试提出象征交换作为解决路径。晚期鲍德里亚结合消费社会技术媒介文化的新特征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其消费社会思想。这些标新立异的理论主张展现出鲍德里亚对于社会现实新变化的高度关注，为我们深入理解现代电子媒介、科学技术与消费主义价值观的交织关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材料。因而，我们既需要走进鲍德里亚，体悟其独到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洞见，积极汲取他对发达工业社会新特征的批判性分析，又需要超越鲍德里亚，克服其理论的内在局限性，以期推动社会批判理论的当代发展与转型。

【注释】

[1] 消费社会是一个以生活必需品以外的商品消费为主导的社会，表现为消费水平和消费规模的不断扩大。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实则深刻地揭露了发达工业社会的内在矛盾与弊病。

[2] 夏莹：《生产逻辑的当代阐释：德勒兹与马克思思想相遇的理论境遇及其意义》，《哲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28—34页。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32页。

[2] 同上书，第40页。

[3] 同上书，第35页。

[1] Jean Baudrillard, Seduction(Montreal:New World Perspectives, 1990), p.34.

[2] Ibid., pp.34—35.

[1]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2页。本文注释中一些参考文献原文将鲍德里亚翻译为“波德里亚”“布希亚”“博德里亚尔”等。为了统一称谓，作者在引用时统一使用了“让·鲍德里亚”。

[2] 同上书，第177页。

[1]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34页。

[2] [法]让·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3页。

[3] 同上。

[1] Jean Baudrillard,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New York:Telos Press, 1981), p.38.

[2] [法]让·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42页。

[1] Jean Baudrillard,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p.64.

[2] 夏莹：《象征性交换：鲍德里亚思想的阿基米德点》，《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54—58页。

[1] 在西方哲学史上，“真实”（法文réel）被视作哲学的本体论基础。

[2] 对于柏拉图主义而言，“拟像”等同于“影像”，是“真实”的假象。

[3] [法]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1] 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67页。

[2]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p.6.

[1] 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79页。

[2] [法]让·鲍德里亚：《完美的罪行》，王为民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5页。

[1] 仰海峰：《超真实、拟真与内爆——后期鲍德里亚思想中的三个重要概念》，《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第14—21页。

[2] 让·鲍德里亚：《物体系》，第222页。

[3] 符号价值是指当商品作为客体被消费时，商品的价值是按照其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权力进行计算的，而不是按照生产该商品的劳动价值来计算的。

[4]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鲍德里亚：一个千禧年的跨学科思想家》，孔明安译，《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第1—5页。

[1] 覃志红：《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当代价值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9年，第165页。

[2] 参见王雨辰：《伦理批判与道德乌托邦——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8—112页。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88页。

[2] 同上书，第40页。

[3] 孔明安：《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研究》，《哲学研究》2002年第11期，第68—74、80页。

原载：《哲学评论》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