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人类存在，智慧之火就永远不会熄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就是这样一位播撒理论火种的劳动者。

1961年，赵汀阳出生在广东汕头，从事哲学研究30多年来，他始终坚守学术情怀，以学术服务人民，提出了“天下体系理论”“共在存在论”“旋涡理论”等原创理论，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致知力行，踵事增华。赵汀阳一直保持思想的创造力，以具有未来意义的问题为目标，探索实现中国思想的当代化和世界化。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韩文等多种语言，被认为是“中国学派”代表作。10月28日，赵汀阳荣获“第六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本报专访了赵汀阳，借此深入了解其哲学思想之路。

做有技术的劳动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赵老师，您是1961年生人，今年刚好60岁。从事哲学研究30多年来，您始终坚守学术情怀，对学术孜孜以求，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请您简单回顾一下您的研究心路历程。

赵汀阳：我没有什么心路历程值得说，也对“心路”没什么兴趣。很抱歉，实话说，我觉得“心路”这个词汇有些恐怖，刚一想就被吓退了。以前有个采访，也是要讲点个人故事，真的没什么个人化故事，如果有，或许与同时代的人差不多。我只好回答：我是个机器人。机器人可以干活，我干了一些活，想的就是如何把活儿干好。机器人是个玩笑，认真说，我是个劳动者，想做一个有技术的劳动者。

劳动者的经验很吸引人，你知道吗，是农民第一次创造了“未来”的概念。那是七八千年前，也许更早些，文明的早期，新石器时期，是第一批开始农耕的人。种植这件事本身意味着以劳动去预定未来，农民知道秋天的收获是可期的（排除天灾的话），在此，人类通过种植的行为第一次定义了作为人的时间的“未来”。没有可预期的事情就没有未来的概念。在农业之前，自然时间无所谓未来，只是来回往复的循环过程。甲骨文的“来”字，通常认为其原型就是麦子。麦子就是人预期未来的隐喻。我做哲学，与种麦子的感觉差不多，所以我的经验和农民的经验差不多。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的研究过程中，哪些理论给了您启迪？让您能够源源不绝地提出具有中国特色哲学理论的因素有哪些？

赵汀阳：太多的书都对我有启发，多到无法罗列。能够流传下来的书绝大多数都有了不起的思想在里面，都隐含着深刻的问题。我愿意说，“几乎所有名著”都是重要资源——之所以说“几乎”而没有说“全部”，是因为尚未读过的书数不胜数。另外一个经验是，仅限于哲学著作来看，总体上说，二战前的西方著作比二战后的要高明，或许因为二战后的冷战思维和“政治正确”导致思想的藩篱太多。不过在其他领域，比如史学、人类学和博弈论等，却是二战后的更有创见。虽然得以流传的书基本上都是好书，但需要理解的远不止是理论，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作者时代的问题处境和思想动力，如何理解作者的解题路径，如何开发其中那些隐藏着的而又能牵动当代问题的能量。这一点对于分析和开发先秦思想尤其重要，因为先秦思想的文本都非常简练，因而问题隐藏得更深。这显然需要方法论。方法多多，我常用的方法论主要来自《周易》《道德经》、维特根斯坦、哥德尔、分析哲学、博弈论还有数学直觉主义等的组合。当然一定还有更好的方法论，只是我还没有学会。我对当代法国哲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就很有兴趣，它们可以说是一种“多方链接”的方法。但这种方法我还没学好。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自己哪个阶段的研究成果最为满意？请您分享一下“天下体系理论”“共在存在论”和“旋涡理论”等这些原创性理论背后的思考故事。

赵汀阳：与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社会科学没有客观标准，也不存在唯一真理，所以每种理论都永远有余地，我这些理论也没有能够达到满意的，都有改进余地。在这些理论之间好像也难以比较，因为针对的问题和领域都不同，缺乏通约标准。你提到的这几个理论，天下体系与亨廷顿问题有关，与全球化状态有关，更与当代新技术发展有关。在亨廷顿之前，我一直以为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是足够好的，可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却解决不了亨廷顿问题，因此我建构了一个应对亨廷顿问题的天下体系。天下概念来自先秦，但“天下体系”理论针对的是未来世界的问题，不是回答古代问题。共在存在论则几乎是从纯粹分析和推理获得的，存在论和逻辑差不多都不需要历史语境，不过应该有先秦思想的潜意识，因此更容易发现“共在先于存在”的原则。旋涡论就非常语境化了，是从中国历史、考古学和哲学中化出来的。其中，在考古学方面，主要是利用了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多学者的成果；方法论方面，则主要是博弈论和布罗代尔式的中时段和长时段分析。

种出携带能量的观念或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此次获得“第六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这一表彰？

赵汀阳：除了专业技术，我好像也不会别的，所以觉得很贴切。做技术活儿有实在感，觉得能接触到问题本身。我做的是哲学工作，用的工具是语言、逻辑和文本。语言和文本都包含着以往思想者对历史的感受，对问题的经验，还有重叠的语境，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表达整个生活。因此，使用语言来工作就置身于整个生活的问题之中。复杂性、语境化、历史性是人文学科不得不身处其中的处境，所以，语言和逻辑的“纯粹”技术也必须应对复杂语境，或者说，处理复杂语境本身就是一项技术工作。语言本身的秘密就很多，我看过沈家煊先生的《名词和动词》，很有收获，发现自己其实对母语也没有透彻理解。

感觉上我的工作经验比较接近农民的经验，好好种菜，种出有营养含量的菜，这种经验转换到思想田野，就是种出携带能量的观念或理论。思想田野广阔深厚又复杂，问题无数。我和大家一样，都在其中，各自遭遇面前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您被法国《新文学杂志》评为“影响世界35个思想家”之一，您如何看待国际学界给您的这一评价？

赵汀阳：我不了解这个评价是什么标准。但这个评价说明评价人读过我的书，很感谢。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做研究，您平时有哪些爱好？

赵汀阳：做研究就是最大的爱好。偶尔画漫画。

《中国社会科学报》：未来您的研究重点和规划有哪些？

赵汀阳：30年来我一直做形而上学，近年来还有历史哲学，都要接着做的。我跟着问题走，遇到的问题到哪里，我去哪里。

形而上学是永恒问题，就像西西弗斯那块石头，总也不能推到山顶。近年来在研究“本源”问题，主要在寻找一种有效率的溯源方法论，我称之为“溯源递归”，其中包括“溯因推理”的迭代运作，希望能够由此发现哪些问题是哲学的本源问题。一个具体发现是，否定词（不）的发明是人类思想的最大存在论事件，否定词是第一个哲学词汇。接下来会以溯源递归的方法再做些具体研究。

历史哲学就像历史学一样复杂，虽然可用的资源不少，但问题是，人太复杂，要给出一种普遍的理解，太难了。历史就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人类全部事情，不是研究人类生活某个方面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相当于全部学科的联合体，属于复杂学科，所以当代史学越来越倾向于包含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所有方面的问题，这是历史哲学难以处理的场面，传统的形而上学善于处理宏大问题，但在处理复杂性的问题上并无优势。人的行为不够稳定，历史事件更缺乏稳定性，对于不确定、不稳定的复杂对象，要找到有效分析的方法论真的很难。简单地说，如何才能有效地理解过去，还缺乏足够有效的方法论。另一个难点是，历史的意义不在于过去，而在于未来，就是说，如果历史的目的只不过是知道过去什么样，那历史的意义就很有限，人类对历史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在于对未来的兴趣，未来才是意义所在，未来预存了无穷的意义。可是，从关于过去的知识无法必然推论未来，这是休谟命题之一。可是除了历史，我们无所凭借去研究未来，那么，历史如何研究未来？也是现在无法解答的问题。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网2021年11月1日）

文章来源：“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202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