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所周知，功夫论的提出，就是为了人的自我完善、人格养成和生命成长。而我们今天的功夫论研究，根本上仍是就“人的成就”这一问题进行的，只不过，今天的思想资源，除了非常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内容外，还有丰富的其他哲学与文明的思想资源与思考路径。

然而，当我们将功夫论作为一个哲学论域来进行探讨与研究的时候，首先面临着一个根本性问题——功夫与哲学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就哲学来说，无论是古典意义的形而上学传统的哲学，还是近年来复兴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传统的哲学，甚至是后现代的批判性哲学，所谓哲学的根本特点就是对公共性、普遍性的追求和思考。虽然近年来有多元性、多样性等后现代的因素加入，但这种对公共的、普遍的追求仍是哲学的基底特质。中国传统的功夫论虽然也在探讨一种有步骤、可推行的兼具方法论与哲学性的思想内容，但不管怎样，功夫的实践以及相应的哲学思考总是基于具体的、特殊的情况的。功夫论的这种具体性面相和特征就与哲学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巨大张力。

事实上，近年来研究功夫论论域的哲学思想者们都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对这种张力的处理，也成为他们进行功夫论哲学思考的前提。比如杜维明先生以“体知”的观念来处理哲学与功夫的关系。他认为哲学不仅是理性的知识论所产生的学问，更是基于个体的具体“身、心、灵、神”认知而产生的知识论的学问。在这样一种更新了的知识论的话语体系下，对功夫进行哲学思考的可能性被予以了建设性肯定。倪培民则径直以“功夫哲学”命名其学说。即以哲学研究功夫，为功夫的现代转化带来可能性；同时以功夫更新哲学，也让转型中的世界哲学具有更多的实践性和人生性。其他像陈立胜、彭国翔、张卫红、张昭炜等学者的思想尝试与研究努力，也是在这样一种视野下进行的。

这些学者们的思考提醒我们，哲学虽然是一门开放性的学问，但是它始终具有较强的收敛性。它的反思性方法、系统性要求、本体性追求、逻辑性论证、目标性写作，都意味着一种较强的收敛性。而功夫论虽然在目标上也强调某种一以贯之的内容，但在具体的情形中，则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它所包含的具体操作方法的丰富性、功夫步骤中不断更新的认识的可能性、效果呈现的多样性等，无不表明功夫论是一种更具开放性的思想与生活内容。所以，哲学的收敛性和功夫的开放性之间的这种张力，是我们以哲学视野研究功夫论时要始终注意的。

在这样一种前提下，事实上笔者有一个想法，就是可否让所谓“纯粹的哲学”先等一等再出场，而让描述性的、呈现性的哲学先行？反思性的“纯粹哲学”之后置并不意味着没有思考，而是在具体呈现中思考、在描述事情中思考。即不以过强的收敛性把具体的可能性予以太早的整合和过分的规整。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回到更加丰富性的“人”的观念上来理解功夫，而不是简单把人定义为反思性的、思维性的存在者。我们或许可以尝试将人理解为在不断修习中、在不断“思”与“做”功夫中的人。在这样一种理解下，传统中国哲学中关于“人”的多种可能便可以哲学的方式呈现出来，而其带来的将是应对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生存困难的一种可能资源。

（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丰厚的功夫论资源中，不仅儒家、道家、佛教等偏重于“道”的部分有功夫和相关哲学思考，而且中医、武术、内丹等偏重于“术”的部分也对功夫既有丰富的实践、也有哲学性的内容。在如此丰厚的功夫论思想资源中，笔者认为，有两个系统性的观念组，乃是传统中国功夫论思想中的重要概念范畴和关键认识结构。一是所谓“三家”，即身心意；二是所谓“三宝”，即精气神。在传统中国的功夫修习传统中，身心意是偏重于道德性主体修养方面的内容，精气神则是偏重于生命性主体修习的内容。

就身心意“三家”来说，中国传统的功夫论一般对于身体有两方面思考：一方面承认身体是人之生存必不可少的存在性基础，没有身体则人的一切生活无法展开、一切事情不可能成就。就像明儒王艮所说，“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另一方面古代思想家又认识到身蕴含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其中最大的局限所在就是生死问题。所以明儒罗洪先指出，“性分不有大于此者乎？”即人之性、天之理等要大于我们的身体，身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对道、对性的局限，故而我们要实现自身的本性并参赞天地，就要超越生死、超越身体。同样，古人关于心与意也常有两面性的理解。一般来说，心被更多地理解为接近于本体的存在。如明儒王畿认为，“吾人为学只是一个直心，直心之谓德。无臆度处，无凑泊处，无转换处，无污染处”，心作为本体性存在是虚寂清通的。心之所发为意，意因为掺杂了现实的外诱等诸多影响，而变得有是有非。在这样一种身心意的观念系统中，古代功夫论思想家们认为要对身做调适性功夫（如“修身”“安身”），对意做别是非、定方向的功夫（如“诚意”），对心则要做恢复本心、本性的功夫（如“复性”“求放心”等）。

就精气神“三宝”来说，因为其偏重于生命性的内容，所以古代修行者们大都认为应当做以葆养为主的功夫。气是人作为物质性存在的根本原因；精则是较诸气更加精微的物质存在；神则是人通过对气和精的存养所获得的状态与能力。众所周知，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气既是构成宇宙存在的本源，也是构成人生命的根本性物质。而中国作为一个以温带季风气候为主的国家，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人的生存和天气的四季运转是分不开的。如在张家山出土的汉简《引书》就认为，“人之所以得病者，必于暑湿风寒雨露，腠理启合食饮不和，起居不能与寒暑相应，故得病焉。……人生于清，不知爱其气，故多病而易死。……能善节其气而实其阴，则利其身矣”。在这样一个气的认知传统中，人在进行生命性功夫修习时，气是要予以爱养、调理的重要内容。而要修养好气，则需要葆养更高级的精。通过养精来使气顺，通过气顺则可以神存，于是人的生命才会达到更好的状态。为了对生命进行很好的养成，传统中国无论是儒、释、道，还是中医、内丹、武术等，都有一系列的方法来对精气神进行调和、整理、通畅。如佛教的静坐止观方法，道教的导引术、内丹术，以及武术中的“内三合外三合”（即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等。这些方法虽然有具体内容上的不同，但对精气神的滋养、整合、统一则是一致的。

（三）

由上所述可知，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认识中，“人”的成就既需要道德性、精神性一面的身心意的修养功夫，也需要生命性、身体性一面的精气神的修养功夫。在我们整个“人”的功夫修习过程中，身心意与精气神要相互协调、共同完成。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的身心状态调适得更好，让我们的生命更加顺畅，而我们也可以养成良好的道德人格，甚至进一步向圣贤境界等高妙境界进发。而这样一种身心意与精气神相结合，实质上包含了更多丰富维度的对“人”的生成性思考，这也提示我们：人人都需要功夫、也可以做功夫、更应该做功夫。“人”在功夫中，其实是在为自身展开无限的可能行。而且，人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功夫，人人在进行功夫后也会有某种有益自身的效应产生。

功夫论这样一种哲学思考和对“人”之自我成就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恰是我们应对当下这样一个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混杂时代的“人”面临极度困境的一种思想与方法资源。生活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混杂时代的我们，既处在高度“内卷”的精神困顿中，又处在资本制造的牢笼无处不在的生存陷阱中，更处在种种压力不断的亚健康的身心颓唐中。所以就像李小龙所指出的，即使是武术意义上的功夫，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之看作一种体育运动，也要把它看作一种思想上的训练；它既是一种防身卫生的手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基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功夫不仅是一种对我们身心的调适、人格的完善，更是我们以个体生命的丰盈来抵抗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伤害的一种可能方法。通过功夫，我们的身体得到锻炼，心理得到更新，精神通向更好的状态，从而实现了一种当代意义的“即凡而圣”的生命体验。当我们进行功夫的修习时，我们既是在对资本统治与娱乐至死进行抵抗，也是在对内卷予以抗拒，更是在对平庸化时代拼力拒斥。

可以说，在功夫论的视野中，我们每个人既是身体性的存在，也是理性的存在，还是道德性、审美性、超越性等兼具的综合存在；我们既是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也是每个家庭中的成员，更是社群中最基础的细胞。尤其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着一张活生生脸的“热辣滚烫”的真实生存者，也是面对着日常凡俗生活中种种“三害”的现代“周处”，更是活泼泼的身心言行活动的现实呈现者。因此功夫的当下价值，就是让因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可怕黑幕而遮蔽了的那个消失的他或她，重新鲜活地站立在现实的“八角笼中”，去有底气、有精神地努力生活和绽放自身。

原载：《广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