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范畴有很多种，天人、有无、阴阳、理气都是其中典型。在这些范畴中，如果要问哪一组义理上最根本、价值上最重要，或许人言人殊。不过，如果是就模式之系统、应用之普遍、特色之鲜明而论，则体用当仁不让，在其间实居有特出的位置。日本研治中国思想的名家岛田虔次曾说：“在宋学以后一千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里面，无论是日常的思维还是哲学的思维，最普遍而且最具特征的思想范畴，其实就是这个体用。”（《关于体用的历史》，《思想与文献：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吴震、吾妻重二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3页）蒙培元也指出，宋明理学的本体论，“严格地说，就是通过‘体用’范畴建立起来的”。（《理学范畴系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8页）体用确有这样的中枢地位和关键意义。

体用为什么如此重要？或者说，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为什么会发展成为以体用为枢纽的特定面貌？这本身就是个深刻的哲学问题。我们认为，仅仅从概念的层面认识体用，还不足以回答这一疑问。体用其实是一套殊胜的哲学观。体用处理的主要是内与外、常与变、基础与表现的关系。由于总是同时关联着普遍与具体两端，体用天然具备了某种贯通形上与形下、兼具抽象与具象的理论特质。这种特质，中国古典哲学常名之曰“彻上彻下”“即体即用”。上下彻贯、体用相即，说到底就是一个“通”字。体用所以能在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中居于中心位置，正是因其一体兼具“分”与“通”的功能，即一面分判、指示本体的殊异，一面又将作用与本体打通为一，如此兼统本末，该摄一多，使种种不同乃至相反的方面都经由体用而实现会通，将中国哲学的言说方式收拢到一套简约、根本、普遍、有力的思想结构中来。从“分”与“通”的角度考察体用的发展史，可以对这一古老范畴有些新的认识。

立体

在中国哲学史上，体用话语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出现的，其登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体用登场的历史，就是一个分判边界与建立通路的历史，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哲学走向完全成熟的历史。

前人指出，先秦两汉的文献中虽然不乏单言体或用的语例，但极少出现体用对举的情况，体用概念的雏形似乎是到了汉魏之际才开始具备。一般认为成书于东汉晚期的《周易参同契》中，有“春夏据内体，秋冬当外用”的说法；曹魏王弼的《老子注》中，也有“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之语。体与用的组合在此时显示出固定化的倾向，其义大略是以体为内、为形体，以用为外、为施用。不过，这种含义与后世主流的体用观仍相当不同，后者所谓体是本体性的、超言绝相的，而此处之体尚未脱秦汉以来的具体形质之义。体用都为具体，既表明形上的维度尚未在此种模式中打开，也意味着体用的任何一方都无法将另一方收摄于自身之内而实现贯通。这种情况要到佛教传入中土、与中国固有思想化合后才有改变。

大约在齐梁之际，体用话语正式登场。岛田虔次、船山彻指出，约当五六世纪之交，在宝亮、法云、梁武帝、沈绩等人笔下，体用开始以明确的对举形式出现，体的含义也由具体转向形上。这是后世体用论之发端。宝亮等人或为僧侣，或精佛学，体用因此从一开始就是一套以佛学为主要思想因缘而发展出的话语。这套话语一出现，就展现出强大的理论塑造力：自齐梁至隋唐，佛教各派无不备言体用，体用成为异派共通的“概念等价物”。《大乘起信论》提出体相用的“三大”模式；三论吉藏谈及体用平等、体用权实；天台智顗将体用与理事相关联；华严宗以如来藏思想为基础，在体用论上尤其发展到成熟繁复的地步，不仅其“自性清净圆明体”的哲学内核是体用式的，而且所提出的“体用一味”“体用无碍”“依体起用”“摄用归体”无一不成为体用论的典型表述。在唯识宗与禅宗处，体用也十分常见。唐代神秀曾有“我之道法总会归体用二字”（《楞伽师资记》）的说法，对体用在时代思想中的位置有所指示，不过这还只是就禅法修行而言；如果着眼整个中国哲学史，则不妨说，体用不仅是隋唐佛学之骨干，更是中古以降一千五百年间中国哲学形上建构与义理诠释之枢机，盖因后来宋明理学的基本思想模式，如“体用一源”“体用不离”，究其源，也都是在上述体用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齐梁以后兴起的这套体用论语言，相比汉魏时期体用论的最大不同，当数“体世界”的发现。新的体用论将体理解为用之所以可能的根据、原理、基础与来源，这就将世界划分成了两部分，在“殊用自有兴废”的流变万象背后找到了“一本之性不移”的恒常本体（梁武帝《立神明成佛义记》）。“体世界”的发现为体用论提供了解释世界的深沉基础，由此出发，变动不居的现象就获得了自身持存的根基，一个稳定、明晰的形上学结构由此建立；主体在世事的纷扰流转中就找到了安定超拔的精神修养方向，宋明理学对于心体、性体、意体、独体的特别强调正为此故；同时，人对于万殊事物的认识也就成为了可能：既然用的全部根据与可能在体当中已经充分收摄，那么原理地、透彻地把握体，就可以统摄地、充分地证成用，这是“明体达用”作为认知与修养方法论的哲学依据。一言以蔽之，体用话语确立了体作为根据、主宰与原理相对于用的超卓地位，本体的发现是体用观念的第一义。

成用

确立本体固然是体用观念的要义，但体用真正的殊胜处似乎还不在于此。中外哲学史上将本体与现象区分开来的模式不少，体用与其他模式的关键不同，是在“分”的同时还兼有“通”义，即不是一味地强调体的超绝无待，而是认为体总要展开为用，用总是根源于体，体用不是彼此外在的两端，而是关联贯通的整体。这里，“通”所体现的体用之间的一体性、一贯性乃至同一性，才是这一模式的精义，也是用得以证成自身价值的根由。

从诠释上看，体用作为一对区分性的范畴，其对举常是为了分别不同事物性质的差异。然而即使是此种区分性的使用，究其实，也仍然是以某种更大的一体性为背景的，体用对举反而显示出两者之间超越枝节差异的某种根本性关联。前人曾总结出体用对举常见的两种形式，其一曰“甲者乙之体，乙者甲之用”，其二曰“甲者丙之体，乙者丙之用”。（岛田虔次）无论是前者的“互为体用”，还是后者的“共为体用”，体用话语得以运用的前提始终是甲乙两者共在于一个统一体中，是否指出这个统一体的名字（“丙”）并不影响甲乙共在的事实。这就意味着，体用话语在根本上就是以一体性为背景的；或者说，体用概念本身就是对一体性的确认。

除对举外，体用还常以并列的方式出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形下，体用组合罕少有区分的意味，所表达的基本都是一致性的含义，体用之“通”的精神得到了更集中的展示。从佛学的“体用一味”“体用无碍”“体用兼收”，到理学的“体用一源”“体用不离”“体用相须”，中国古代哲学在并列使用体用概念时，所强调的似乎每每是在“一致”而非“不同”的一面。这大概不是偶然，它表明，体用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其整体的诠释指向就是以统合差异而非制造区分为基调的。进一步言之，如果说“兼收”“相须”仍然是把体用视为两个相互依赖但彼此有别的个体的话，那么“一味”“一源”则明显表现出更深的一体性：体用双方来自同一个源头，并且有着相同的风貌精神。这距离直接申明体用的同一性，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

体用同一之最典型的表述，出现在“即体即用”这一命题中。唐初深受佛教影响的成玄英在其对于郭象《庄子注》的疏释中，较早提出了“即体即用”的说法；后来，《六祖坛经》有“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之说，以定慧的语言表达出体用相即的关系；王阳明在此基础上，更明确地讲出了“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传习录》）的道理。体用相即、用在体、体在用，意味着体与用不仅共在相通，而且各自在自身内部都包有了对方，或说是随时可以成为对方。这一逻辑继续下推，就必将承认体用一如，两者根本上只是一事。正是在这一点上，近代中国哲学家发展、推进了体用论的思路，或主张“全体是用”“全用是体”（马一浮），或直接以“体用不二”立宗（熊十力），指出“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所描述的体用关系正如大海与众沤之一而不二，“大海水全成为众沤”“众沤之外无有大海水”（《体用论》）。到此，体用论终于展示出自身的究竟含义：体用从来不是二元，也不是彼此相关的两个存在，而只是不同面目指示的同一实体。

体用论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而终于证成的体用同一，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结论。它意味着，中国哲学在其真正成熟之后，对于世界始终有一种深刻的一元性洞察，而不是简单将世界视为若干实体或力量的外在组合。体用同一并不是否定差异，而只是认为不同的侧面总是同一个真实本质的呈现。也正因为世界本质上是一，由此区分开来的体用才各自都有真实的意义。中国哲学所以罕有西方哲学常见的“本体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的观念（张岱年），而是倾向于一天人、合体用，将作为大用存在的事与物普遍视作真实无虚，根源或许要从这里认取。这就是说，对于存在之为真实的彻底肯定，来自对于世界之为一元的绝对确认之中。

通变

中国哲学史上的体用论是一套至为复杂的话语系统。在其中，不但有上述本体大用的思想模式，也有形体功用意义上的体用语言。前者主要关注存在及其基础的关系，后者讨论的则更多是事物自身的结构与功能，是对于物理的具体描摹。这在北宋邵雍的哲学中有集成的体现。两种体用论一纵一横，共同构成一个系统庞大的思想整体。

体用论的思想势能甚至还不限于此。通常来说，体用常被视为静态的分析范畴，描述的是事物相对稳定的存在结构。但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中体西用”“西体中用”话语的兴起，却在历史中实际承担了另外一种“动”的功能，即在体用这样稳定、自足的框架下，渐渐地引入了原本并不属于自身的新的文明因素。“‘用’在‘体’中会发酵，势必不断促进事物的新陈代谢。”（陈旭麓）应当承认，作为一种思想工具的体用论，在文明更生中似乎也发挥了一定的接纳、导引作用。

体用论为何会兼具静与动两种极为矛盾的思想成色？为什么本体大用的形上建构、明体达用的价值导引、动静有无的物理辨析与通权达变的历史功能这些颇为不同的思想面向竟都会汇合、交织在体用这一特定的观念模式当中？这些问题耐人寻思，远非三言两语所能讲明。本文希望指出的是，观念固然是“层累地形成”“合流式前进”，但后来汇合的支流往往并不是思想江河得以东流入海的原因；大凡具有根源性价值与笼罩性影响的观念，一定是在其源头处已经具备了不同寻常的思想要素。就体用论来说，这一模式本身所固有的某种彻底的通达性与广大的包容力，似乎才是其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哲学概念范畴之主干的原因；而既然体用已经成为思想的干流，江流一体，未来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建构，大概也仍然需要由此讲起。

来源：《光明日报》2025.10.4 07版